在旧权力机构中,修配厂的纪主任是部队下来的。这人吃苦耐劳,大公无私,人称"活雷锋"。革委全吸纳一名原有的干部,就是纪主任。孙友和也是革委会成员之一,还有家属李盛发的老婆。 革委会成立后,各造反团名存实亡,都听从革委会的领导。 我在家呆了一段时间,觉得拿工资在家呆着不合适,我就去了食堂帮忙。而刘老师则回北安他哥家,几个月也不回来。欧阳老师则去了机耕队帮着写点什么。 这种情况没多久,灾难就降临到我头上。 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躺在地上睡觉,不知从哪儿来了一片混浊的泥水,有几指深,把我整个人往前冲击了一下,醒了。我一直想着这个梦,不知什么意思。 这时农场进驻了军管,每分场两人,还记得负责的姓曹,人都称他曹连长。军管全权负责监督所有的事务,农场主要的事还是革委会说了算。 那时农场已有了五七队,都是些没有工作的妇女组成,她们春天包地种甜菜,秋天收获后卖给糖厂,结算后分钱。她们主要是春夏秋季忙些,也帮农场铲地、割麦。冬天无事,一年也分钱不少,只是她们不是农场的正式职工。 文革开始后,人群分成了几个部分。就业工人在工人宿舍学习;出身好的都是造反派,他们每天在大食堂开会活动;出身不好的青年都在机耕队宿舍集中学习,我教唱革命歌曲,再学习最高指示、文件、报纸,然后讨论。这一阶段,我认识了几个五七队的青年——张春健、熊顺英等,我和她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六七年春天,三四月份了。大妹看别的同学都去外地串连了,也想借机串亲去。她跟爸要求回老家看看。爸同意了,大妹这一去,走了四个多月。 记得五月份的时候,满地已发绿了,来了通知,要求复课闹革命。这样,学生老师都回到了学校。主要学习毛主席语录,语录歌,毛主席诗词。那时不敢看业务方面的书,怕被批走"白专"道路。 一天,有人通知我说纪主任找我。我在大食堂的小屋里见到了纪主任。纪主任讲话很简单,意思是我属于临时工,经革委全研究决定让回家去,明天就不用再去学校上班了。 当时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震蒙了。我慌乱几分钟后镇定下来,说: "去参加工作已两年多了,一年期满没转正是因为大革命开始了,一切都瘫痪了,是组织上没正常进行,这与我无关。如果说我工作哪不好,不称职,你给我指出来,那我无话可说。"当时纪主任确实找不出我缺点不足,他听了不出声,我说:"如果是因为出身,毛主席说,‘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一直按毛主席说的做,严格要求自己,走革命道路,我不同意这个决定。"纪主任当然说不过我,只是说:"别说了别说了,回家吧,明天不用上班了。"任我怎么据理力争,纪主任反复就是那句话:"回家吧!"看样子他只是按革委会的要求来向我宣布这个决定。他也做不了主。 我伤心极了,瞬间觉得整个世界一片黑暗。这些年,我一直努力在学校做个好学生,上班做个好老师。勤勤恳恳、戒骄戒躁、严于律己,时时处处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做个好榜样,可事实呢?不管我怎么做,终究还是逃不出爸的历史问题对我的影响。还是妈说得对,我的一生看来就要葬送在这里了。我看不到路在哪里,不知接下来我该怎么活?我从食堂出来,进入前面不远的荒地,向四道桥方向奔去。一路走一路哭泣。我不知道该恨谁。也不知该跟谁诉说自己的委屈和不幸。直哭得手脚发冷面部发麻。最后来到妈的坟前,我跪在草地上,放声大哭起来。不一会儿,有人来了,一看是纪主任。他没有上前,只在离我五六米远的地方站着。又过了一会儿,爸来了,纪主任看爸来了,他就走了。爸说:"不让干就不干,别像懒鱼求食似的。回家!"我哭够了,心里也轻松些了,什么也没说,站起来,往家走。 回家后,爸让大弟弄了点饭,我没吃,就躺下了。爸再没说什么。也没有劝慰,也没有帮忙分析,或想什么办法。他上班去了。这就是爸,远不如妈。我真不知道他旧社会是怎么混事儿的。我开始考虑分析这件事,找出这件事不合理的地方,我要积极去争取,不能坐以待毙。 第二天我起来,拿出信纸,写了一封《给造反派全体战友们的一封信》。信的开头就是"最高指示",我引用毛主席的话,结合我的事来谈我的看法。话说得有理有据。我反复读了好几遍,以防让人抓住把柄或漏洞,直到自己认为满意为止。这时才觉得饿了,我吃了点饭,就去了大食堂找到了孙友和,把信交给了他。 第二天,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人敢给我天透漏什么信息。第三天上午,有人来家里找我去办公室一趟。我去了,是军管曹连长找的我。他跟我说:"我的信他们看了,经过了解,我的工作表现一直不错,他们研究决定,我返回学校继续工作,也不要打听什么问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