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传第五章死亡与复活一斩断旧我续新缘

　　待到瓦格纳离开离开索伦特，尼采他们几个才算是过上正常的有规律的生活，这是以自由研究和讨论为目的的生活。他们的日程安排是这样的：上午各人独自工作，午饭后在一起散步和交谈，将近黄昏时又是独自工作。晚饭后在一起阅读和讨论某一部作品。
　　由于尼采和玛尔维达的眼睛都是高度近视，而布伦纳又有肺病，朗读工作往往由保罗·雷担当。就这样，他们在一起读了布克哈特关于希腊文化的演讲和其它历史作品。在朗读中，常有人打断这个过程，插入某个问题，然后展开讨论。
　　在这些讨论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总是尼采。他善于找到问题的根本症结之所在，使讨论深入下去。无论什么问题，他都可以把它纳入自己曾经反复思考过的那些范畴里面来，以不变应万变。显然，这里已经展示出一个成熟的思想家的风貌。
　　在朋友中间，相处时间长了，尼采性格中那些使人愉快的方面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不仅在智力上出类拔萃，而且为人风趣幽默，待人善良友好，平时在外人面前那种不苟言笑、沉默拘谨的面具早已摘下。在严肃认真的精神交流和探讨中，尼采常常插进几句玩笑，来消除伙伴们的疲劳和轻松一下气氛。大家都公认他是一个难得的好伙伴。
　　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十分愉快的几个月的时光。晚上的情景常常是这样的：尼采坐在一张扶手椅上，让自己处于窗帘阴影之下以保护眼睛。玛尔维达和布伦纳相对坐在靠近壁炉的地方，而保罗·雷则坐在放灯的桌子旁朗读。玛尔维达常笑着说：＂这真像是一个理想的家庭！我们４人在此之前并不特别熟识，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亲属关系，也不是共同的回忆，而是充分的个人自由、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在理想追求中的内心满足。＂
　　尼采深有同感。多年前他向洛德建议成立的那个世俗修道院又浮现在脑海中。他同玛尔维达商议，打算建立一个容纳４０人的新型学院。她十分赞同。另外两个朋友得知这个计划后也都表示同意。
　　这个新的设想使他激动不已。地点就定在索伦特。这里是一个风景区，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尼采和他的朋友们还在海岸附近发现各种各样由人工扩建过的宽敞的洞穴，这是些名副其实的岩洞，里面竟可以发现那些天然生成的类似讲坛的石块，好象是特地为演讲者安放的。
　　朋友们兴奋地议论着：每到夏天闷热的季节，他们就来这里上课，这是真正类似古希腊的洞穴学院。学院的性质应该是古希腊式的而不是现代式的，学院的成员互为师生，既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育者。
　　尼采在给妹妹的信中说：＂我的理想，那种教育者的学校，或者现代式的修道院，理想主义的群居地，自由的综合性大学，总是在空中漂浮。但谁能断定，这次又会有什么降临到它头上呢？但我们已经在想象中任命你为这个４０人机构的董事和行政长官。＂
　　如果不是尼采的身体越来越恶化，以他的热情和玛尔维达办事的决心，这个学院是很有可能建立起来的。但尼采的身体状况把一切都毁了。
　　春天来临时，布伦纳和保罗·雷离开了索伦特。尼采一直住到５月。每天晚饭后他和玛尔维达轮流朗读，不过由于眼睛都不好，只能读一小会儿。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一起交谈。
　　玛尔维达读到尼采新写的一些手稿，发现他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尼采对瓦格纳的态度她也清楚了。虽然她仍然是瓦格纳的崇拜者，并不因为尼采态度的转变而对他有什么改变。他们仍然是要好的朋友。玛尔维达在友谊方面具有非常广博的容纳精神。
　　这期间尼采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老毛病屡屡发作，曾往那不勒斯会诊就医，还去了庞培与卡波里游览休养。在４月下旬给妹妹的信中他讲述了自己的情况：＂我的状况很坏，１４天里，我在床上躺了６天，有６次大发作，最后一次使我完全绝望了！＂
　　看到自己越来越糟的身体状况，尼采同玛尔维达商量着自己今后应该怎么办。商量的结果有两条：他不能够继续在巴塞尔大学长期任教，那里的气候以及工作方式不适宜他的身体健康，也会严重妨碍他为自己制订的工作计划。
　　另一条是他必须结婚，找一个与他相配并且富有的女子结婚。在同一封给妹妹的信中他概述了这个结婚计划：＂正如冯·梅森布格小姐所说‘好而富’，对这个‘而’字我们大笑不已。今后几年我将同这样一个女子在罗马生活；那地方对我的健康、社交和研究都同样适宜。今年夏天在瑞士将促成这个计划的实现，以便我在秋天结婚后来到巴塞尔。＂
　　尼采还告诉妹妹，一些女性将从柏林、汉诺威、日内瓦等地被邀请来瑞士，其中还有赫尔岑的一个女儿，而挑选的原则除了别的以外，财产是一个重要因素。而爱情在这种纯粹考虑实际目的的婚姻中显然是没有地位的。
　　这看来很不像是注重精神生活的尼采所追求的；但想到信中所说，他和玛尔维达就＂好而富＂的＂而＂大笑不止，又让我们感受到尼采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心境，一种苦中作乐的黑色幽默。明明知道这缺乏爱情和只是计较利害关系的婚姻是荒谬的，又不得不为之。为改变身体健康恶化的状况，也就顾不得其它了。
　　但这终归是违反本性的事情。如果真的找了一个毫无感情的女子，尼采的处境是否一定就比现在好呢？很难说。尼采自己也知道这事不一定成得了，在６月给妹妹的信中他说：＂结婚虽然是我很向往的，但却是不大可能的事情，这一点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
　　５月初，天气渐渐变热，尼采决定离开索伦特坐船回巴塞尔。由于他这时身体状况仍然不好，而且近期风浪很大，玛尔维达劝尼采推迟行期。但尼采坚持要走。玛尔维达在给保罗·雷的信中抱怨了尼采的倔脾气：
　　＂尼采明天真的要走了。您知道，当他对什么事情下定决心时，就一定会付诸行动，即使老天爷发出最严厉的警告也不能让他改变主意。在这一点上，他不再是一个希腊人，因为他不重视神谕。比如说现在吧，在这样极其恶劣的气候下，他一定要去旅行。他马上就要出发了，从那不勒斯坐船到热那亚，身体疲惫不堪，狂风巨浪肯定会让他的病情加重。＂
　　正如玛尔维达所预料的，在海上航行时尼采饱受痛苦。他的头剧烈疼痛，而且胃里也疼得厉害。在大风浪中轮船异常颠簸，人们来回奔走，盆子、杯子都在跳舞，孩子们在高声喊叫：完全是一场世界末日将临的情景。
　　尼采在给玛尔维达的信中描述这一境况，并用开玩笑的口气说：＂这时我对于自杀只有一个疑问：海哪里最深，为了不至于马上被打捞起来还得给救援者一笔酬金。＂同时，尼采又感受到痛苦的另一个方面：在剧烈头痛时，他的身体处于完全兴奋的状态之中。以后，像这种身体的大痛苦带来精神大欢欣的状况，就成了尼采经常能感受到的东西。
　　尼采在信中还介绍了他的另一段行程：＂从热那亚到米兰的全部旅程，我是同一个年轻的很讨人喜欢的芭蕾舞女演员在一起，她在米兰一家剧院工作；假如我是一个花花公子，我就会把她带到费费尔斯，在那里我将放下自己的脑力活儿，让她跳舞给我看。有时我还有点生自己的气，因为没有为她至少在米兰呆上几天。＂
　　我们倒宁可尼采先生能够同这位可爱的女郎在一起盘桓数日，可惜他不是那种容易同女性自然而然地好在一起的人。这对于他是一个可悲的缺憾。在友谊和爱情这人生两大慰藉中，他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一半。否则他的生活恐怕会有较大的不同。
　　回到巴塞尔，尼采开始写一本新书《人性的，太人性的》。早在拜洛特，为了逃避瓦格纳也为了剖析自己而来到附近森林时，尼采就开始酝酿这本书，当时的心态是＂活了３２岁，才知道以前都是白活了＂，顿觉今是而昨非，由此开始了他后来称为＂蜕皮＂的时期。而《人性的，太人性的》，就是这＂蜕皮＂的结果。他在笔记中以＂犁头＂为标题记下了自己的思考。
　　在索伦特期间，在海滩上漫步时，尼采拟下了这本书的大纲。现在他开始了正式的写作。整个写作过程是艰难的，因为他常在病中，头痛剧烈，不能用眼。幸亏有加斯特在身边，由尼采口授，加斯特记录、整理，一直弄到第二年１月才最后脱稿。
　　待到加斯特把誊写得整整齐齐的手稿送到尼采手上时，尼采不由得感动万分。没有加斯特的帮助，身患重病的尼采是无法完成这本书的。这实际上是他俩合作的产物。他对这位年轻的朋友充满感激之情。完成这本书后。４月，加斯特要离开巴塞尔去意大利学音乐。对尼采来说，这是一大损失；不过以后他同加斯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友谊关系。
　　５月，《人性的，太人性的》出版，尼采把它寄给朋友们，也给瓦格纳寄了两本，虽然现在他们已经不能算是朋友了。恰巧此时尼采也收到瓦格纳送的歌剧新作《帕西法尔》，上面写有瓦格纳的亲笔题词：＂给最忠实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尼采。教会参事理查德·瓦格纳。＂尼采的感受是，这两本相互赠送的书就像两把相互交锋的剑。
　　恐怕只是由这本书开始，瓦格纳才认识到尼采同自己在思想上的距离有多远。虽然尼采并没有点名批评他，谁都可以看出其中直指瓦格纳的锋芒：
　　＂如果那理应只奉献给神的熏香也熏入了天才的脑中，使他开始飘飘然而自以为是超人，这终归是危险的征候。渐次的后果是：自以为可以不负责任，拥有特权，相信自己有法术赐福赦罪，若有人试图将他同别人比较甚至估价更低，揭露其作品的缺点，便狂怒不已。由于他停止了自我批评，他羽毛上的健翎纷纷脱落，迷信掘断了他力量的根子，在他失去力量之后，甚至可能使他变成伪君子。＂
　　对这样的书，瓦格纳当然不会有任何回答。８月，在拜洛特的日报上有人匿名发表文章攻击尼采的这本书。文章当然是恶毒的：＂每一个德国教授都得在他的一生中至少写一本替自己扬名的书，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找到一种真理，于是人们往往满足于这种做法：证明一个前辈的观点是彻底的胡说八道，由此获得预期的影响；尤其在这个受侮辱的前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时，这种影响也就越发巨大。＂
　　有一种说法是，这篇文章是瓦格纳本人所写。就瓦格纳的身份和性格来看，他似乎用不着这样做。不过这很可能是瓦格纳的信徒干的，他们认为尼采是叛逆者，背叛了自己的祖师爷。
　　科西玛当然对尼采的书强烈不满。她可没有瓦格纳那样的涵养，在给伊丽莎白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不要和我提起《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本书！我对他毫无怨恨：他已经被痛苦撕裂了，他已经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一点开脱了他的罪孽。他眼下的这部作品是不明确的，体现了一种寻求自我的心境，而在我看来，这无疑是荒谬的。作者并不以自己的作品使人信服，它只不过是毫无作用的诡辩，只会引起读者怜悯。＂至此，尼采同拜洛特的关系算是彻底断了。
　　朋友当中，对这本书的反应也不是很好。尼采特别推重的洛德，从这本书中看到一个充满否定性的尼采，这是他很不理解的。而布克哈特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称赞的话：＂你的书扩大了内心的独立。＂不知是出于礼貌还是发自内心。
　　真正热情欢迎这书的，是尼采这两年认识的朋友保罗·雷。他在信中说：＂只有一本书──歌德和爱克曼的谈话录，能够像您的书那样向我启示了这么多的思想！＂
　　实际上尼采写这书时曾受到保罗·雷的一定启发。１８７５年保罗·雷的《心理观察》一书出版，其中关于自爱对人的行为举止的意义给尼采留下深刻印象。１８７６年秋到１８７７年春尼采同保罗·雷一起在玛尔维达那里度假，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交流彼此的思想。而此时尼采正在构思此书的大纲，保罗·雷的一些见解显然对尼采写作这书有所帮助。
　　这时尼采同保罗·雷之间已经有了较深厚的友谊，足以取代渐渐淡然的同洛德的关系。在索伦特分手后，尼采给德国北部的保罗·雷写信表达自己的友情：
　　＂我想告诉您，友谊对我来说从未像在去年那样甜蜜，真是太感谢您了。我们都曾使对方正确理解自己；我们总是走到一起，我想，就像那些一旦同时产生了什么想法，就会相互拜访，而且常常在住处相遇的和睦友好的邻居。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就那些关系到人类的事情好好地谈一下呢，不是通过书信，而是面对面地交谈？＂
　　对尼采来说，任何人的反应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通过《人性的，太人性的》，他拯救了自己，完成了一次＂蜕变＂。
　　这种蜕变表现在什么地方？最根本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他完全彻底地抛弃了以前的学者生活。这既是被迫的也是自愿的。在这里，本来是坏事的疾病帮了他的大忙。
　　由于疾病，尼采不再给学生上课了，以后他干脆辞去教职。这让他完全避免了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从此，跻身于学术界的那个尼采不再存在。学术界不承认他，他也不承认这个学术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完全脱下了学者的帽子。
　　由于严重的眼疾，尼采不能够长时间看书了。实际上，在这之后，他几乎不怎么看书，与几十年的读书生涯绝了缘。对此尼采不仅不觉得遗憾，而且深感是一大解放。不看书，他才可以完全摆脱书本对自己的束缚，也就是他人思想对自己的影响。这对于一个饱学之士尤其是不容易的事情。读书对于那些习惯于书本的人来说往往像鸦片鬼对于鸦片一样，有一种无法遏制的瘾。
　　疾病还让尼采避免了同瓦格纳直接产生冲突而导致决裂，而是顺其自然地完成了这个过程。既然他的身体状况使他只能静静地卧床休息，哪儿都不能去，那他不同某人见面，就不算是违礼和冒犯的行为。他可以以此为由，避免一切他所不希望的人际接触和人际关系。
　　尼采给他的书加了一个副标题：＂为自由精神而写的书＂。的确，在写这书时，尼采的精神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总的来说就是自由。不受任何东西的束缚，自由自在地谈论自己想说的一切。不依据任何学说，不注重任何形式。彻底清算一切不合乎自己本性的东西，＂毅然割弃自身的一切高级骗术、理想主义、美好情操以及别的女性化的东西＂，把诸如天才、圣徒、英雄、信念、同情等等这些所谓的理想都＂冻死＂在他的疾病中，而他本人却因此而获得康复。这时他虽然是在极度的病痛之中，却正在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不断地获得胜利。因此他感到幸福！
　　同这种精神上的内容联系在一起的，尼采的语言文字在体裁和风格上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他完全抛弃了那种学术论文的写法而采用自由挥洒的散文形式，主要以警句、格言、随感、杂论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不讲究逻辑的严密性和连贯性。
　　整本书语调高雅，同时也充满嘲讽的口气，一副居高临下的气势，难怪让熟悉他的洛德读后感到很不舒服，难以接受。这书正好在伏尔泰逝世百年的纪念日发行，尼采认为这不仅仅是个巧合：伏尔泰是一个精神贵族，而他本人也是。从此之后，这种精神贵族的语言态度就成了尼采作品的一大特色。
　　正是从《人性的，太人性的》开始，尼采达到他的思想的完全成熟期。他让自己最终从叔本华的形而上学、瓦格纳的美学、基督教的信条中解放出来，获得精神上的充分自由和完全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