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7-16 来源:销售与市场 文:王俊强 CEO,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薪酬发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奇缺程度,而非个人的真实价值。CEO不论年薪是百万还是1元,都不能从个人名誉角度出发,而应该是在企业陷入危难之际,肩负起自身的职责,保护员工免受经济寒风的侵袭。 在西方,拯救克莱斯勒的艾科卡、重振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缔造了"一元CEO"的"商业传奇"。在中国,以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和中国平安的马明哲为代表,演绎了一场"一元CEO"甚至"零元CEO"的"中国传奇",而令人不解的是,这种震荡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对高管降薪风暴的质疑和争议。同样是"一元 CEO",为何社会反响差别如此之大? 纷争四起的一元CEO热潮 追述中国"一元 CEO"(或"零元CEO")的典型案例,首推中国平安的马明哲和三一重工的梁稳根。2008年,对于马明哲来说,无疑是饱尝"高薪门"之苦的一年。从中国平安披露的2007年年报来看,6616.1万元的年薪的确让公众深感震惊,马明哲也由此走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大出风头"之后,2009年,马明哲做出了一个让大众更加匪夷所思的决定——2008年将领取"零元年薪"。同时,为表达高层应对金融危机的高调姿态,三一重工对外宣布,公司董事长梁稳根2009年自愿领取"1元年薪";董事唐修国、向文波、易小刚自愿降薪90%。三一重工高管降薪幅度之大、所涉高管人数之多,在业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CEO 自降年薪至一元,有的是迫于外界的强大舆论压力,以摆脱"高薪门"的苦恼;有的是为了在企业内树立渡过经济危机的决心和信心。当然,来自投资人的压力也是不容忽视的。2008年10月,在阿里巴巴上市近一年之际,其股价跌破4元大关,众多阿里巴巴的持股人如坐针毡,有投资人建议"阿里巴巴CEO卫哲应自降年薪至一元"。 在实施"一元CEO"的企业看来,CEO领头降薪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三一重工媒体负责人表示,董事长梁稳根放弃2009年年薪,目的是为了增强企业的信心,不是在作秀,是为了"让员工认清目前的经济形势,增强危机感与使命感"。当然,董事会之所以降低 CEO的固定现金收入,其出发点还是激励其更加努力地工作。2006年,雅虎公司董事会决定,将首席执行官塞梅尔的薪酬从60万美元降低为1美元,其目的就是为了激励塞梅尔努力提高公司业绩。 由于视角和立场的不同,媒体和大众的心声似乎与企业的原始出发点大相径庭。在媒体看来,对于 "一元CEO"来说,"作秀"的成分远远超过"做事"的成分。有评论称,尽管CEO降薪的口号可谓信誓旦旦,但降薪的收效可谓微乎其微,"90%成一纸空谈"。除了抨击高管降薪是雷声大、雨点小的作秀之外,有媒体认为"一元CEO"也是某些高管(尤其是金融企业的高官)的无奈之举。 在欧美,社会舆论认为,金融危机是"金融企业特别是高管贪得无厌追求过高年薪和利益"的结果。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政府、欧盟国家政府均提出了限制企业高管高薪的举措。企业高管之所以"自愿"领取零年薪和一元年薪,正是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从国内大众的评论来看,领取超高年薪的企业高管一直遭受铺天盖地的非议和谴责。与马明哲的6600万年薪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平安巨额融资问题、股市暴跌、广大股民怨声载道等不和谐音符。 作为高管年薪的监管部门,政府的立场和观点也是不容忽视的。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宣布,凡是接受政府救市资金的银行或者其他华尔街金融机构,其高管年薪不能超过50 万美元。在中国版"限薪令"中,对金融企业高管的薪酬也做出了限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280万人民币,且该薪酬为税前收入,要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不论企业推出"一元CEO"的动机何在,至少是对政府政策的积极响应,其态度值得肯定。客观地说,美国汽车三巨头CEO宣称今后只领"一元年薪"的承诺,对于美国国会拨付救助资金而言,还是有其推动作用的。不管是出于自身的"觉悟",还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一元CEO"的出现尽管没有赢得预期的掌声,但至少免于了政府的追查,减轻了企业的当期财务压力,赢得了内部员工的支持,纵然被社会称为"作秀"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