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莱比锡的第二年,德国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大的变化。6月,俾斯麦开始用武力统一德意志,向奥地利作战,普奥战争爆发。普鲁士军队入侵萨克森,萨克森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已经22岁的尼采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他是萨克森人,当然是反普鲁士的。他希望能够应征入伍,参加这场战争。他说:"当祖国进入了生死存亡关头,战斗正在进行时,在家里坐着是非常不光彩的事情。"由于他高度近视,不属于被征兵的对象,他的参战愿望未能实现。 对于这场战争,虽然他的具体立场是很明确的,站在萨克森也就是奥地利这一边,但在对待以俾斯麦为代表的追求德意志大一统的力量上,他的态度和心情是矛盾的。特别是在读了叔本华以后,他对那种作为意志体现的盲目的自然力颇为赞赏。而现在他感到这种统一德国的力量类似自然力,"毫无疑问,它丝毫不合于道德,然而对于期待着它的人来说,却富于启示和美感。" 7月,奥地利军队被普军击败。尼采的心情仍然是复杂的:他既高兴看到德意志统一,又痛惜奥地利的失败。最后,他对普鲁士领导下的北德意志联邦的成立持肯定的态度,认为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从这时起,以后终其一生,尼采在对待德国的问题上,都有一种颇为复杂的态度和感情。一方面,他不否认自己是一个德国人,他希望看到德国统一强大;当德国处于战争状态时,他觉得自己有义务为这个国家而战。 在文化上,德国也有让他足以自豪的东西,例如哲学上有康德和叔本华,文学上有歌德和海涅,音乐上有贝多芬,以后还有瓦格纳。这些都是德国精神的代表,而他本人有义务和使命让其复活和光大。 另一方面,他又屡屡对德国、对德意志民族、对德国人表示失望。虽然德国在军事上能够不断取得胜利,获得成功,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文化和精神上的优越性。相反地,这种成功和胜利很有可能成为掩饰民族劣根性的面纱。在这种情况下,尼采对德国和德意志民族的抨击不遗余力。他让自己置身于这个民族之外,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批判它;而越到后来,后一种态度就越经常,越明显,越尖锐。 转眼又到了一年的开头。1867年1月,尼采的另一个姑母罗萨丽逝世。想起幼小时她给自己讲解宗教教义情景,恍惚间尼采觉得好象还是昨天的事情。 现在,尼采在莱比锡大学结交了一个好朋友,他叫欧文·洛德。这一友谊的形成使尼采在莱比锡的生活变得两样,免除了完全的孤寂。 普夫塔的两个朋友杜森和戈斯多夫,都不在莱比锡。虽然尼采经常与他们通信,但这不能满足友谊的需要。同洛德的关系填补了友情的空白。 洛德生于柏林,比尼采小一岁,比他晚一年在波恩大学读书,也是攻读语言学专业。在尼采转学到莱比锡之后,洛德也是因为希望跟随里契尔教授而转学到这里。他们的这段经历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也许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洛德性格热情活泼,具有良好的语言学修养,在智力水平上与尼采旗鼓相当。两位好朋友之间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对话关系,谁也不因为敬佩对方而有服从之意。相反地,他们在相互尊重对方的同时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而经常性的争论是这种独立人格的生动体现。 尼采高度评价了他和洛德这种"不打不相识"的友谊:"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建立在精神和哲学基础上的友谊的欢乐。通常是共同的学习道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而我们在好多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只有在对那种刻板公式和虚荣心的嘲笑讽刺上我们才是完全一致的。这样我们常常展开激烈的辩论,而它足以使我们的谈话发生深刻的变化;只要交谈更加深入下去,我们的意见分歧就会逐渐消除,最后达到一种平静和完全的一致。" 在上课学习之余,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在一起散步,或者骑马漫游,同时不停地交谈着。尼采在洛德那里找到一个特别适合的思想交流对象和谈话对手。有了洛德,莱比锡跟波恩就有了根本的不同,再也不是难以忍受的了。 尼采同洛德的友谊从这时起几乎保持了尼采的一生。洛德成了尼采最愿意吐露心曲的密友。即使在几年后他们因职业而各处一地时,洛德仍然是尼采最为思念的朋友。每当他在思想上有什么新东西时,他第一个要倾诉的对象就是这个比他小一岁的老同学。 在洛德这边,他对尼采的个性也是最为了解的。当尼采的书遭到攻击时,他自告奋勇地站出来为朋友张目,把这看成自己的义务。他和尼采在许多方面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 这年暑假,尼采同洛德一起在外尽兴游玩了一个月。他们来到波希米亚人烟稀少地区作徒步旅行,过着一种真正哲学家式的漫游生活。除了几件换洗的衣物,他们什么都没有带,甚至连一本书也没有。 这两个年轻的大学生,兴致勃勃,无忧无虑,从一个村庄走向另一个村庄,翻山越岭,涉水过桥,一边领略着大自然的美景,一边任意挥洒着自己的思想,谈论着心中想说的一切。 他们谈叔本华,谈歌德,谈贝多芬,谈德意志,谈古希腊,……带着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和激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评判着一切,抨击着他们认为是荒谬的东西。 跟他们的专业和兴趣有关,他们特别深入探讨了古希腊精神在德国的境况。他俩都充分肯定了歌德的贡献:是歌德发现并向德国人揭示了这种精神。而歌德自己一生的作为,也正是这种精神的生动体现。有赖于歌德,古希腊之魂有望在德国复活并表现为一种德国精神。 而与之形成对照的,现在的那些古典语言学教授们──这里实际上把他们的导师里契尔教授也包括进去了──所干的事情完全不同,他们把这变为一项纯粹的科学研究工作,把活的古希腊精神分析解剖为一堆杂乱零碎的玩意儿,完全丧失了它的本意。 几个月前尼采在给戈斯多夫的信中已经对这一点作了生动的批判:"大多数语言学家缺乏那种关于古代的令人振奋的全面观点,因为他们站得离图画太近了,只是研究上面的一小块颜料,而不是凝视整幅画所体现的大手笔,从而得到其中的乐趣。我们的整个工作方式十分可怕。上百本书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像上百把钳子,把我独立思考的神经夹走。人们不能充分独立地按自己的方式行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里,尼采已经把这种分裂人性的学术活动同基督教的主张联系在一起了:"希腊人不是学者,但他们也不是缺乏头脑的运动健将。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那么也许是因为在这里基督教已经引起了人性的分裂,而那些身心和谐的人们对此毫无所知。" 尼采和洛德认定,他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应该是继承歌德的事业,让古希腊精神作为一个活的整体为人们所感知,而不是在细微末节之处搞一些学究式的考证工夫。 两个朋友在这山水之间,随意畅谈,不须理会学校的任何约束和规定,没有任何束缚;在这远离学校的环境里,他们的思想也变得更加大胆狂放,无所羁绊,有如天马行空。 在这之后,尼采回到瑙姆堡。在家中,他开始构思一篇关于叔本华的文章。这里,尼采把自己对古希腊文化的研究,同洛德探讨的心得,他对叔本华哲学的领会都结合在一起了。文章对叔本华评价说:"他是所有哲学家中最坚定的。他的内心不受任何虚假感觉的束缚。他勇敢,这是一个领袖的首要品质。我们的时代是叔本华的时代:它具有一种建立在理想之上的清醒的悲观主义;那种显示人的强健力量的庄严,那种对单纯而健全的事物的爱好。叔本华是重振古典主义精神、复兴德国的古希腊文化的哲学家。" 除了同洛德的友谊外,在人际关系上,尼采再没有别的什么变化。也许还值得一提是他的又一次类似恋爱的遭遇。 在到莱比锡大学的第二年夏天,女演员赫德维希·拉贝来莱比锡演出,尼采看了她表演,被她的风采迷住了。他觉得自己爱上了她,他对妹妹说:"她是我理想中的女性。"跟在普夫塔中学的那次一样,他不敢直接同这位招人喜爱的女性接触,只是躲得远远地害单相思。 比以前略有进步的是,这一次他敢于间接地采取点行动:他谱了几首曲子,题了几句表达爱慕之情的词给她寄去。而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已经20多岁的尼采迄今为止,还没有寻觅到一位异性知己。这和他在同性朋友友谊上的成功形成鲜明对照。在同异性交往方面,他是笨拙的、胆怯的、难以采取主动态度。在女性面前,他很难现实地表现出一种男子汉的恢弘气概来。 在瑙姆堡休假期间,尼采还开始对古希腊哲人德谟克里特作研究。此外,他还打算不久去柏林攻读博士课程。正当他计划和实行这一切的时候,一个新的事件打乱了他所作的种种安排:他被征兵服役一年。 在此之前,由于眼镜深度近视,他一直免于服兵役。到了这年9月,普鲁士军队需要补充大量士兵,放宽入伍条件。重新体检的结果,他被认为符合条件,于是从10月开始应征到地方炮兵团,这个部队就驻扎在瑙姆堡。 在军队里,训练任务紧张而繁重。刚开始时,训练从早晨7点一直进行到晚上6点,当中只有半个小时吃午饭的时间。尼采的身体虽然不很强健,但还对付得了。 由于他的家就在瑙姆堡,他可以享受每天回家居住的待遇。这样,尽管他一整天都是处于高度紧张的训练之中,最后弄得筋疲力尽、一身汗水,晚上回到家中却可以放松一下。 本来已经累得不行了,可是,当他抬头看到桌子上摆放的叔本华的肖像照,就立刻精神起来,那是洛德送的。这时,他还不想马上休息,于是又投入到精神世界之中,或者打开一本论文集,或者翻阅拜伦的诗作;在这种状态下,他的阅读活动特别有收获。 尼采在部队接受队列和骑术训练,然后准备参加军官考核。部队生活给他的感觉是与大学差不多,虽然并不特别乏味,却让他一样感到孤独。在给洛德的信中尼采写道:"在瑙姆堡我太孤寂了,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是语言学者或者是叔本华的热心崇拜者!" 本来尼采的生活可以这样平稳无波地慢慢淌过,但是到了1868年3月,发生了一件事故。尼采在训练时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立即昏迷过去;经医生检查,他的肋骨受伤,胸部也出现炎症。这样一来,他只得躺在医院接受治疗,后来被送到海尔会诊,在那里继续住院治疗。一直到8月,尼采的身体才完全恢复,他回到瑙姆堡。 这次受伤虽然是个不幸的事故,也让尼采有了半年左右充分自由、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他既不须为大学的课程所烦扰,也不须再从事繁忙的军事训练,同时完全摆脱了一切人际交往。只要他愿意,可以一心沉潜于自我孤独之境,倾全力思考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正是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时尼采感兴趣的是哲学。他开始写一篇题为"康德以来的目的论"的文章,阐述了自然现象本身的无目的性和无计划性,而这与叔本华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近现代哲学家中,除了叔本华,尼采比较服膺的就是康德。所以他曾对新康德主义者朗格发生兴趣,视之为叔本华主义者,这也不全是误会。 康德在对理性作出限制、克服科学主义方面是起了划时代作用的。而这些对于尼采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以后成为他的思想基础。 在住院休养期间,尼采的另一个研究对象是古希腊哲人德谟克里特。这位哲人的古朴原子论让他深感兴趣。这是尼采对古希腊哲学家研究的开始。 基督教神学对德谟克里特的攻击是不遗余力的,一再告诫它的信徒,德谟克里特的哲学是危险的。而尼采却十分想见识见识这个危险的东西。研究的结果让他觉得不虚此行:德谟克里特既是深懂科学方法论的学者,他还懂得如何把它应用到道德领域。 相对而言,他对专门的语言学问题反而涉猎得较少。由于充满哲学问题的思考,即使偶尔写下一点语言文献学方面的东西,也在不知不觉中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这时他已经获悉自己那篇关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目录的论文在大学获奖,但因服役住院未能出席授奖仪式。10月15日,尼采在瑙姆堡度过他24岁生日,然后退役回到莱比锡大学。就在这个月,他在语言学研究会又作了一次演讲,再次获得热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