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辈拍摄的意义是什么一位德国老兵的故事

　　奥托是一名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老兵，在他儿子彼得的印象当中，奥托一直是一名话不多，而且兢兢业业的中学老师，相比于彼得的母亲，母亲则要开朗许多。不过在彼得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禁止彼得去询问父亲关于战争的事情。
　　母亲过世后，彼得和父亲一起生活，退休的父亲偶尔也会提起往事：＂那个时候的德国男人都要当兵，那是场罪恶的战争＂。然而他的语调平淡而且空洞。2013年《我们的父辈》在德国播出，彼得终于鼓起勇气问92岁的父亲：＂爸爸，您杀过人吗?＂
　　他建议父亲看看《我们的父辈》，老奥托表示不感兴趣：＂人类互相杀戮而已＂。彼得没有放弃，几乎是半强迫的陪着父亲看完了三集。老奥托看完只说了一句：＂野战医院的护士是不允许吸烟的＂。此后两人似乎忘了这件事，两周后的一个晚上父亲敲开了彼得卧室的门：＂我想我必须告诉你些事情＂。
　　老奥托1941年6月被派到苏联前线，他说他在火车上都在问自己能不能杀人。然而自从到达白俄罗斯明斯克那一刻起，这就不再是个问题了。在去部队报到的路上他看到了第一具尸体，那是一名被游击队伏击的德军摩托车手。没过几天他又看到了第二具，一名被战友取乐杀死的俄国人。第三具尸体是半个月后他参加的第一场战斗，一名浑身是火的坦克驾驶员挣扎着爬出舱盖，空气里弥漫着烤肉的味道。
　　＂看完那部片子我一直失眠，战后我一直回避看这种东西＂。老奥托对儿子说，《我们的父辈》里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四个月后老奥托独立摧毁了一个苏军反坦克阵地，看着血肉模糊的尸体他发现自己无感了：＂那时候人都已经麻木了，脑子里只想着如何完成任务，战后我曾经试图回忆那些死者的面孔，但一个也记不起来了＂。1944年老奥托被炮弹炸断小腿回到了德国。
　　战后老奥托结婚生子，成为了一名高中老师，每当妻子也就是彼得妈妈无意中提到战争的事情，平时温文尔雅的老奥托就会粗暴的打断她，他只和自己的哥哥西奥多谈论过。后者是库尔斯克战役的老兵。＂1943年夏天我在希腊，三名意大利士兵遭遇游击队伏击阵亡，当时我已经是连长，营长要求我按照一比十的比例处决30名希腊平民。我拒绝了。营长又说死者是意大利人，可以降到10名希腊平民。我还是拒绝了。后来三名游击队员被抓住，我枪毙了他们，又编了七个希腊人的名字凑足十个上报＂。
　　老奥托最后回答了儿子的问题：＂我在战争中杀了多少人?除了希腊这次，在俄国估计有一百个，或许更多＂。老奥托的故事被刊登在本地的社交媒体上，《我们的父辈》的导演菲利普·卡德巴赫看到后发表评论：＂拍这部电影，就是想让战后德国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问一问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在那场战争中到底干了什么，因为他们的时日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