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星级酒店是城市商业规划用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当一部分星级酒店在投资过程中缺乏科学依据,导致盲目投资,使得星级酒店在某些地区过度聚集,造成分布与市场需求的不协调。通过对星级酒店空间分布影响因子的研究可以有效引导星级酒店在城市空间中进行合理布局,促进其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武汉市;星级酒店;空间分布;地理影响因子 武汉市星级酒店的发展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据统计,1993年武汉市共有星级酒店17家。截至2012年底,据湖北省旅游局网站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武汉市共有各星级酒店120家,其发展共经历了萌芽发展期(1993年以前)、起步发展期(1993年-1998年)和集聚發展期(1999年至今)。其中,从1999年至今,新出现的星级酒店共占到武汉市星级酒店总数的70%以上。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武汉市高星级酒店倾向于布局于江岸区、江汉区和武昌区等传统中心地区,但同时,边缘地带的青山区、汉阳区和洪山区也开始新建星级酒店,尤其是洪山区,作为武汉市高新技术集聚区的地位逐渐凸显起来,星级酒店向周围边缘地带分散的趋势开始变得明显起来。 星级酒店作为高级商业职能部门,其分布不仅与城市发展状况直接相关,同时还与地理位置息息相关。鉴于篇幅限制,本文仅以地理影响因子为研究对象进行相关分析。 一、城市交通因子 便利的交通可增加酒店的可达性,为酒店带来更多的客源。同时,酒店布局在交通便利的地方,通常是交通主干线旁,可增加酒店的可视度,给酒店带来更大的知名度[1]。交通条件的便利包括对外交通顺畅和城市内部交通便捷两方面。对外交通线和城市内部交通网络的结合点通常是酒店倾向的布局点,比如火车站、长途客运站或飞机场等。 在Arcgis9.3中采用Buffer工具对武汉市城区主干道作100米、200米的缓冲区,武汉市星级酒店图层进行叠置分析,发现共有85家星级酒店位于主干道100米的缓冲区范围内,占总数的71%,其中五星13家,占星级总数的81.25%,四星22家,占星级总数73.33%,三星35家,占星级总数的68.63%,二星13家,占星级总数的62%。100米到200米缓冲区内,只有星级酒店19家,占总数的15.83%,其中五星2家、四星5家、三星9家、二星3家。 从以上数据可以分析得到: 1.武汉市星级酒店大多都布局在围绕主干道100米的范围内,超过这个范围,星级酒店的数量显著下降。 2.从星级结构来分析,发现布局在城市主干道周围的星级酒店占各自星级酒店总数的比例由五星级到二星级依次递减。这是因为越靠近城市主干道,地价相对来说也就越高,而高星级酒店作为高级商业职能部门,对地价承受力较强。 火车站、机场及长途汽车站是城市的对外交通枢纽,是整个城市的出入口,外来人员必经之地,交通的汇流可以给星级酒店带来大量的客源,因此,城市对外交通枢纽附近通常都会有酒店布局。这里,我们仍旧通过Arcgis缓冲区来分析交通枢纽对星级酒店布局的影响,同时以500、1000、1500米围绕各大交通枢纽作缓冲区,与酒店图层进行叠置后发现分别有13家、20家、18家星级酒店纳入到0-500米、500-1000米、1000-1500米的范围内,对应的酒店密度分别为1.48个/km2、0.86个/km2、0.71个/km2,酒店分布随距交通枢纽距离的增加而呈现出递减趋势,说明星级酒店分布与交通枢纽有一定的相关性,且主要影响力集中在500米以内的范围,500米范围拥有的星级酒店数仅占总数的10.83%,所以从整体上看,城市对外交通枢纽对武汉市星级酒店的整体布局趋势并没有太大影响,总体相关度较低。 二、城市商圈因子 酒店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好坏直接与商业繁荣程度息息相关,而商业繁荣度反应到地理位置可表现为城市商圈[2]。 商圈的繁荣度和级别不同,其服务半径或辐射半径也就不同,对星级酒店的吸引度也就不同。借鉴余瑞林[3]在《武汉市星级酒店空间分布的影响因子》中对武汉市各大商圈等级的划分,即武广商圈、江汉路商圈和中南路商圈为一级商圈;光谷商圈、街道口商圈、司门口商圈、徐东商圈、钟家村商圈和王家湾商圈为二级商圈。其中一级商圈服务半径为2000米,二级商圈服务半径为1500米。 借助Arcgis缓冲区分析功能,分别对每一个一级、二级商圈中心点作2000米、1500米缓冲区,通过叠置分析发现商圈内共有星级酒店75家,占总数的62.5%,其中五星级14家,四星级16家,三星级32,二星级9家,一星级2,各星级酒店占个各自星级总数的87.5%、53.33%、62.75%、42.85%、100%。即无论从酒店分布数量或是星级结构看,商圈对星级酒店的分布都有相当的吸引力。从商圈级别来分析,应注意到商圈级别的不同,对酒店的吸引力大小也不同。 三、旅游资源因素 旅游资源是旅游供给的物质载体和依托,其空间结构是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重要基础,它深刻影响着以星级饭店为主体的旅游住宿设施的空间布局[4]。一般情况下来说,旅游资源集聚程度高,星级饭店数多,旅游资源集聚地,星级饭店数就少。这里,本文同样通过Arcgis缓冲区和叠置分析来探讨星级酒店分布与旅游资源地之间的关系。旅游资源地的选取范围是所有4A及以上旅游景点、未评级但吸引力相当于4A景点的旅游地区。在谷歌地图里对每个景点一一核实,根据景点经纬度将其导入到Arcgis中,得到武汉市16处旅游景点分布图。分别以500米、1000米和1500米为半径,同时对16个景点做缓冲区分析,统计落在每个圈层内的星级酒店数量和密度,由此分析星级酒店分布与景点分布的相关性。将缓冲区图层和酒店图层叠加进行叠置分析发现,缓冲区范围内共有45家星级酒店,占星级酒店总数的37.5%,并且从各圈层酒店密度来看,随着距景点距离的增加,星级酒店密度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说明武汉市星级酒店的分布与景点分布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整体相关性不算太强。 从星级结构来看,缓冲区内共有五星级酒店3家,四星11家,三星21家,二星8家,一星1家,分别占各自星级总比例的18.75%、36.67%、41.18%、38.1%、50%。由此可知,旅游景点对中低星级酒店的吸引力远远大于高星级酒店,这是因为外来旅游者多为普通大众,消费能力一般,对酒店各方面要求不高,因此服务对象的大众性使得旅游景点周围中低星级酒店分布数量较高星级酒店更多。 四、地价因子 地價水平是影响城市星级酒店布局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城市商业布局中,一般高级别职能部门占据地价高的土地,而低级别职能部门占据的位置将被排斥到商业中心的边缘,即低地价区[5]。高星级酒店属于高级别商业职能部门,它们对价的承受能力比较高,具备在地价峰区布局的经济能力。将武汉市2011年商业用地级别基准地价图与星级酒店图层叠加,分析得到: 1.武汉市星级酒店分布最多的是三级地价区,其次是二级地价区,再次是一级地价区。前三个等级地价区所占有的星级酒店总比例为82.17%,可见,星级酒店呈现出高度的向高等级地价区聚集的倾向。 2.从星级结构来分析,五星级酒店全部布局在一级和二级地价区内,四星多分布于一级、二级和三级地价区,其中集聚度最高的是三级地价区,占总数的43%,四级、五级地价区也有零星分布;三星酒店在三级地价区分布最多,其次是二级和一级,前三级地价区共集聚有三星酒店总数的80.39%;二星多分布于二级、三级、四级地价区;一星分布于二级、三级地价区。分析原因,高星级酒店属于高级别的商业体,其对地价的承受力较低级别酒店高。 3.各星级酒店在各地价区分散程度的高低由三星向高星级和低星级递减,这是因为三星酒店作为中档饭店,其服务的对象是最广泛的,因而布局最泛;五星酒店的服务对象多是高级商务旅客或政府公务人员,服务对象定位较具体,其布局多考虑的是商业发展的成熟度,因而较为集中。 4.无论酒店星级的高低,其布局都有向高级别地价区聚集的倾向,高级地价区对低星级酒店的排斥作用并不明显,如一星、二星、三星、四星酒店中的大部分都集中于二级、三级地价区,这是因为级别高的地价区,通常人流量大,商业综合实力强,能够为酒店带来更多的潜在客源。 结语 综上所述,从微观层面讲,其影响因子主要是城市交通、城市商圈、旅游资源和地价等因素。从城市交通因子来看,武汉市星级酒店布局与主干道呈现出高度一致性,与城市对外交通枢纽的关系性不是很强,但对中低星级酒店有一定吸引力;从商圈因子来看,商圈级别越高,对星级酒店集聚力越强。其中,武广商圈、江汉路商圈和中南路商圈拥有武汉市星级酒店绝对数量,它们的影响力明显高于其他六个商圈;从旅游资源因子来看,武汉市星级酒店整体分布与旅游资源分布关系不大;其中,景区级别、知名度和旅游资源集聚度对星级酒店有一定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大都集中在中等星级酒店;从地价因子来看,一级、二级、三级地价区占据了星级酒店总数的82.17%,以三级地价区数量最多;并且各星级酒店均呈现出向高级地价区集聚的倾向,其中,尤以高星级酒店最为显著,这和高地价区通常人流量大,商业综合实力强是不可分割的。 参考文献: [1] Pooler J A.1995.The Use of Spatial Seperation in the Measurement of 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29(6):421-427. [2] 宁越敏.上海市区商业中心区位的探讨[J].地理学报,1997,52(5):34-37. [3] 余瑞林、张红.武汉市星级饭店布局的影响因素分析[J].湖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8(2):209-211. [4] 王浩.安徽星级饭店时空分布相关性分析[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7(2):200-204. [5] 林东.福州市区星级饭店空间布局研究[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6(4):124-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