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串风铃

　　我有一串风铃，是用五个子弹壳做成的。说是风铃，悬挂在风中却不怎么能响，需用手拨弄方才能发出＂叮当＂的响声。尽管如此，那也是我最好的伙伴，是从不轻易示人的。
　　直到有一天，遇见儿时的伙伴建国对我说，前些时候老家来了许多好心人，给吴大伯重新修了坟，还立了一块碑，碑上写满了文字。我这才又想起他送我的那串风铃，从旧货箱里取出，依旧是用手拨弄才可以响。
　　看着已经有些绿铜锈的风铃，我竭力回想着他昔日的面孔，却总也无法清晰地勾勒出来。朦朦胧胧的，只有那串风铃的响声听起来和儿时是一样的。
　　建国所说的老家是在太行山脉的一条沟谷里，有一个小村庄叫磨头，那便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每到春暖花开之际，村子东面的羊角坡上便开始热闹起来。一两声响鞭，几声很有力的吆喝，接着就是各种大小粗细不一的羊叫声。羊倌就是吴大伯，半间草房，三十多只羊成了他的一切。他一年四季都戴着一顶旧军帽，已褪去了不少绿色，帽沿一圈也被头油浸染成了乌黑色。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已洗的有些发白，只有用麦秸编织的腰带每年都换上一条新的。
　　我从不愿意走近他的身旁，长久不洗澡积累下的汗臭味和满身的羊膻味混杂在一起，几步远就能闻到。然而，他总是乐呵呵的，见谁都要点头致意，村里人回应他的不过是＂嗯＂、＂哈＂之类的敷衍之词。村支书说他本不应该是这样的，他曾经是村里的骄傲，当兵当到了营长，去过朝鲜，后被俘就失去了音讯。几年后当他又回到村里时，英雄一夜间成了叛徒，成了专政的对象，必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随着年龄的增长，儿时的记忆大多已变得模糊起来，只有那时村里定期召开的忆苦思甜和批斗会尚较清晰的印在脑海中。作为叛徒的他和一个地主阶级的后代就站在土台上，各自脖子上挂着一块大牌子，低着头，勾弯着腰，虔心接受台下贫下中农声泪俱下的控诉和声讨。
　　每当此时，我和建国还有铁蛋他们便异常的兴奋。虽然当时我还只有十二三岁，在大人们的熏陶下，阶级仇、民族恨是断然不能少的。建国人高也比我和铁蛋胖，在我们这群小伙伴中口号喊的最响亮，握拳的手也伸的比我们高些，偶尔他还能得到村支书赞许的微笑和点头示意。我和铁蛋不服，就尽量把喊口号的声音拖得长久些，以便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可是这样做反倒破坏了会场的整体效果，不但没有获得大人们赞许的微笑，看到的是村支书惊讶的表情和建国愤怒的眼神。
　　＂打倒大叛徒吴××！＂
　　＂打倒反革命分子张××！＂
　　记不清是哪位忠诚的勇敢者还向台上吐了口水，以示轻蔑和愤慨，后又义愤填膺的捡起一土块砸向写有他们名字的牌子。一人这样做了，后续起哄的小孩们也纷纷不甘落后，尤其是建国扔砸的尤为起劲。喊口号已经败给了建国，万不能扔石块也不如他。我捡起一小石块，闭上一只眼睛瞄了瞄，攒足了力气，朝着写有＂大叛徒吴××＂的牌子扔了过去。和建国一样，嘴里还不忘咬牙切齿的喊上一句：＂打死你这个臭叛徒！＂
　　石块是扔出去了，但偏差很大，看到建国饱含讥讽的微笑，热血瞬间充满了我的大脑。我抖擞精神又捡起一块较大的石块，十分用心的又砸向那块该死的牌子。石块还是没有按照预想的砸在牌子上，由于我用力过猛，石块直接飞到了他的额头上。
　　我看到了他那张丑陋的脸，一张微笑着不堪入目的脸。
　　我愤怒了，我决不能接受阶级敌人对我的蔑视，我开始搜寻更大更可手的打击材料。父亲过来强行把我拉回了家，不由分说拿起笤帚把我胖揍了一顿。我不明白我到底犯了什么错，凄惨的哭喊声还是赢得了母亲的同情，她问事情的缘由，父亲也不说，只是低头抽烟。就这样，我的革命行动生生被父亲给扼杀了。
　　记得有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下了一天一夜的雪，漫山遍野像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棉絮。村里的大喇叭依旧唱着早已烂熟于心的革命歌曲，只是村里的人们很少出来走动，窝在家里围着火炉取暖闲聊。
　　父亲在一个小篮子里装了一些酱菜，两块冻豆腐，几个窝头和一些我最爱吃的粉条，又从地窖里拿出两颗白菜。我抱着白菜，父亲拎着篮子和一小袋煤炭块，父子俩就来到了他居住的那半间草屋里。
　　草屋大约有十几平方米大小，一张破旧的床，一张用石块支撑着的三条腿的桌子，老式的灶台上放了些简单的餐具，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土墙上挂着一个军用挎包，一根放羊的鞭子，再有就是那串用五个子弹壳做成的风铃。我不明白如此之人怎会有如此的稀罕之物。
　　我踮起脚尖，用手摸了摸那串风铃，发出了＂叮当＂的声响，我笑了。
　　＂不许乱动，站到一边去！＂父亲大声训斥我。
　　＂不碍事的，如果侄子喜欢就拿了去。＂我又一次看见了他微笑的脸，还是丑陋的。
　　＂这可不行，这是你的念想，不可轻易送了别人。＂
　　他半天没有说话，拿起烟袋锅子给父亲装了一袋烟。＂早也没了念想。我本就不应该活着，要是那颗炮弹不把我炸晕，而是直接落在我身上就好了。＂
　　＂你可不敢这样想，老天爷叫你活着，就有让你活着的道理。＂
　　＂战友们大多都走了，我活着又有什么意思。我真的不是叛徒！＂他突然大哭起来。
　　父亲不停地在安慰他，我却一直盯着挂在墙上的那串风铃。如果它是我的，一定让建国、铁蛋他们羡慕的流口水。
　　临别时，父亲鼓励他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而我依依不舍的仍是那串风铃。
　　为了更好地讨生活，我们举家搬到了城里。他托人送来一个包裹，包裹里除了给父亲的一件羊皮坎肩，再就是那串让我魂牵梦绕的风铃。
　　这之后我就很少听到他的消息，只是看到那串风铃时，还能依稀记着那张丑陋的脸，却怎么也清晰不起来。
　　我最后听到他的消息是在我上了大学以后了，父亲来信说他死了。他没有等到为他落实政策的那一天，因而听父亲说他走的很痛苦，躺在病床上不停地喊：＂我不是叛徒！＂医生护士都说他神经了。
　　村里人草草的埋葬了他，就在羊角坡他那间草屋旁。
　　＂要是那颗炮弹不把我炸晕，而是直接落在我身上就好了。＂我对他的回忆，也许只有他说的这句话在我脑海里清晰些。我努力想把对他的记忆串联起来，就像那串风铃，哪怕是只有拨弄才可以响，可我始终也做不到，任凭那残缺不齐的画面像落叶一般，一片一片的在我眼前飘零。
　　我只能说，他属于那个年代，那个许多人用生命和鲜血洗涤的年代。
　　我不知道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也无法揣摩出他内心的痛苦，枪林弹雨磨练了他，即便是面临亲人的打骂、口水、还有那块不知天高地厚石块，他都能给你微笑，尽管在当时我认为那是一张丑陋的脸发出的微笑。
　　我是该回老家看看去了，去找寻一下当年残存的记忆，羊群、草屋和挂着牌子弯曲的身影。站在他的墓碑旁，聆听他的故事，为他摇响只有用手拨弄才能发出声响的风铃，尽量的，尽量的在脑海中勾勒出他清晰地面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