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一定都比较好奇,古人的讲话方式。现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古文,基本上全部都是文言文,如果对文言文不够特别了解,可能理解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很多时候都会解释出不一样的意思。但是文言文难道就真的是古人正常的讲话方式吗?古人平常说话到底用的是什么,难道真的都是像古书上记载的那些"之乎者也"一样地交流吗? 文言文的原意不是"古代的语言文字",而是"正规和书面场合使用的语言文字"。 正因为如此,自先秦至当代,适合"文言"使用的范畴,如法律和政府行政命令、比较雅驯的书函和学术著作,实际上使用的还是"文言文",只是减少了"之乎者也"的使用(但也比白话文用得多得多,比如"之"这个字在白话和口语中几乎已经不用了,而上述使用场合即便当代文字也不难看到这个字)。 今天我们常见的各种文书,其实仍然普遍使用浅近一点的文言文来书写,有些特别讲究的文字,如前些日子媒体刊登的、关于处理某违纪官员的"全不落实、处处违反",和诸如"时时铭记、事事坚持、处处上心"等指示文件,所使用的其实就是"文言",只是尽量减少了文言虚词的使用,这个是和五四后的潮流一脉相承的。当前中国中小学教育加大文言比例,做法虽然可以商榷,但其初衷并非"恢复死的语言",而是增加人们对这种"活的、但适用范围局限于正规和书面场合的语言"之掌握、了解和应用能力。 和文言文相对的则是白话文,而不是"现代文",白话文历朝历代变化很大,地域差别也大,而不像文言文变化相对不大。《史记.陈涉世家》中陈涉同伴所说"伙颐,涉之为王也沉沉哉",到了南北朝时不加注释就看不懂了,且这种楚地土白在当时的关中人听来也宛如外语,而项羽那句文言化的"彼可取而代之"即便不加任何注释,今天的中国人也一看就懂。距今两千多年的文言语录《论语》并不难懂,但距今不过百年的吴语白话小说《海上花列传》你们试试读一下看? 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其目的主要是杜绝文言文在不适合的白话场合滥用,以及推动文言文表达更大众化,当然,在特定的时代有矫枉过正之嫌,文言文在其特定的、适合的范围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强大生命力。 正因为文言文是"文言",因此即便古人说话(白话)也不是这样,而是用"古代的白话文",期间的区别么,不妨去看看小说吧——同样是清代前期小说,《阅微草堂笔记》用了标准文言,《聊斋志异》用了通俗文言,《儿女英雄传》用了白话,三者的区别一目了然。 古人说话,一定不是文言文。我个人感觉,之所以会出现文言文,一个方面是文化人显得比老百姓有身份,另一个方面是文言文比较简洁,过去在竹子上刻字很麻烦,尽可能少刻字,所以文言文生命力很强。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古代人说话不是文言文。 汉成帝刘骜四十多岁了,还没儿子,当时与他血缘关系最近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弟弟中山王(首府卢奴,河北省定州市)刘兴,另一个是侄子定陶王(首府定陶,山东省定陶县)刘欣,他打算从两人中选一个继承帝位。 前9年,刘兴和刘欣到长安朝见。刘兴只带了亲王师傅,而刘欣则把亲王师傅、封国宰相和中尉(宰相主行政,中尉主军政)都带来了。成帝刘骜就问刘欣,带这么多高官过来干嘛。刘欣从容回答,大汉法令规定,诸侯王朝见天子,可以由封国中官秩在二千石的官员陪同,而师傅、国相和中尉都是二千石的官员,因此带来。刘骜觉得刘欣回答很得体,就有心再考一考他,让他背诵《诗经》,结果,刘欣不但当当当背得很熟,而且解释得也头头是道。刘骜心下甚喜。 可见,汉代人如果没有人解释,连《诗经》都看不懂,实际上,《诗经》在文言文里还是相对简单的。这个小故事可以反映出,古代人的口语和文字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