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暴雨中的公民社会

　　北京暴雨中，见证了民众高人一等的道德水准，他们以近乎江湖式的行侠仗义登场。暴雨后，原本该在雨中救援的人，却对民众下黑手。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给北京这座城市上了现代性的一课，它所受到的舆论解读，远远超过了同类事件。以往的安全事故发生后，因为具备明确的追责议程，舆论的火力往往较为集中，然而，当暴雨以排山倒海之势光临北京这座城市，以大自然特有的众生平等，将灾难赋予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我们很难找到泄愤的具体对象，过去的批评技巧统统失效——如果说，以往突发事件的不幸遭遇，通常是因为某个政府零件的惰性或劣质，那么，北京暴雨所见证的，则是整台国家机器对自然灾害的手足无措。
　　尽管有无数人凭借其批评惯性，感叹＂北京离世界城市的差距就是一场雨＂，但是，显然，在泥土尚未露出水面，交通还未恢复，滞留的旅客没被疏散之前，任何理性的批评都不能简单地依据可怕的灾难后果而批评相关部门的失责，也不能盯着＂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这句动人的名言而笃定当前中国道德世风日下。相反，北京暴雨目前所能提供的批评资源恰恰是那些让无数人泪流满面的感人事迹，譬如民警为抢险而殉职，好心人为无法归家的路人提供留宿，市民彼此守望相助，这些由小人物创造的传奇给人们带来对民间的复杂想象，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可以作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抑或只是传统人情社会温情穿上了现代的马甲，在陌生人身上昙花一现？
　　几乎所有有关北京暴雨的新闻报道，都集中在暴雨之猛烈，抢救之感人，市民之善良等诸层面。每到这时，民众之善良往往就能成全那些对以德治国的满怀信心的人，而基于此，的确有人提出，＂令人感动的场景就是传说中现代社会基本形态的市民社会＂，并将其解释为公民社会之崛起。
　　一场暴雨成了对国民的礼赞，笔者不怀疑在此期间善良人们的种种作为所带给我们的惊喜，更不怀疑，在这个充满道德忧虑的社会中，仍然能够轻易找到道德模范的素材，真正令我担心的是，个人的善良和无私一旦到了社会公器那里，就会转化成利己的话语，以此论证社会改良的决心和迹象，并掩饰其失责与不作为。犹如＂爱国主义将个人的无私转化为民族的利己主义＂（尼布尔语），经验表明，民间的每一次振作，个人英雄主义的每一次次惊艳表现，都将浓缩成时代的主旋律，而在此之余，我们很难看到公权力忍辱负重、求实创新的表现，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原本波澜壮阔的民间只能形单影只，将吐槽化作相思泪，炮制诸如＂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网络倒逼社会改革＂的论断，游离于体制外的社会精英和制造＂键盘上的爱心＂的普通网友，拿它们抱团取暖，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浮在水面的＂沉没的声音＂。
　　于这样的节点，总是让人感伤，一方面，我们会动情地向善良的人发出赞誉，另一方面，又唯恐好人被利用，担心他们被用以论证一种虚无的优越感。
　　这并非杞人忧天，就此次北京暴雨而言，无数市民守望相助受到赞誉之余，有论者亦指出，政府未开放体育场馆和其他公共设施给滞留的旅客，这本是应对自然灾难的国际惯例，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无数有爱心的网友在微博上提供可供休息的场所。相对个人的杯水车薪，政府的公共资源在这样的自然灾害中的作用无疑更大，就灾难应对而言，将视角停留在个人的爱心无异于舍本逐末。
　　对于发自市民的爱心举动本身，也有必要理性看待。于危难之际出手相助，是出于个人的恻隐之心，还是公民意识之觉醒？是社会组织动员的结果，还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横空出世？在自然灾害中的惊艳表现，能否在日常生活中复制？观察这些感人事迹就可以发现，它的现代价值极为有限。灾难往往能激发人的恻隐之心，规模庞大的人口共同面临自然灾害，于这样的环境下，人被分为两类，既受害者和幸运者。然而，幸运者免于灾害的同时，不得不面对大量的受害者，他们的围观者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其他人的命运视而不见，灾害迫使其中那些有能力并且道德水准较高的人脱颖而出，承担具体而微的救援任务，在大量的围观者中，产生了数量可观的义举，也就不奇怪了。
　　在笔者看来，在北京暴雨市民的爱心举动中，所见证的只是部分人高人一等的道德水准，他们更多的只是出于个人的怜悯之心，以近乎江湖式的行侠仗义登场。不同的是，古代的英雄行走江湖，为民众所鼎力膜拜，如今英雄下凡，化作点滴涓流，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抚慰我们的道德饥渴。然而，如果我们迷恋这种可爱，将其视为公民意识之觉醒，实在是勉为其难，这种人心向善的现象不是常态，且缺乏社会的自组织，因此其现代价值极其有限。
　　一场暴雨带来对民间的复杂想象，这并非要刻意贬低暴雨中的感人情节，只是，对这些感人情节以及未来民间的作为，应该抱有审慎的乐观态度。和多数人一样，希望以此为起点，期待公民意识的觉醒。到那时，当再遇到这样的自然灾害，我们或可以坦然相对，而不是总结暴雨中的感人事迹，通过汲取他们的正能量以收获对未来的信心。（文/何小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