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空间里的市民生活

　　郎 朗
　　茶馆和咖啡厅,介于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小空间,就像是飞速运转的城市机器的散热孔,缓解这都市生活的疲惫与寂寞。但是,寸土寸金的城市中,这样休憩与交流的场所,正在一点点淡出我们的视线。
　　在上海方浜路上的春风得意楼,你会看到很多老先生,他们用上海话说笑着,聊了很久才开始向四面八方分散离去。茶馆的经理梁似瑛介绍说,这是每周六的固定节目。早上6点钟,茶楼开始供应早茶,陆陆续续就有老先生上来,他们各自带着报纸和一周的见闻,从国家大事到家长里短,老先生们要热热闹闹地聊到快10点才散场。
　　＂上海这几年城市规划也快起来了,很多老区改建了,老邻居都分散了。现在住高楼和原来住弄堂不一样,都关着门,谁也不认识谁,特别是老人家连和人说话的机会都少了。＂为了给这些老人一个说话的地方,虽然早茶利润不高,梁经理多年来还是坚持着这个业务。
　　春风得意楼每天的早茶时段会接待不同群体的聚会,今天是某个机关的退休干部们,明天也许就是哪个拆迁了的社区的老邻居们。因为邻近一个古董市场,每周日早上这里还会有个收藏爱好者专场,大家来展示一下自己新淘到的宝贝。＂有时候看着客人淘到一个宝贝那个滋润的样子,我都跟着他高兴。＂早茶时段的生意显然也给了梁经理很多快乐。
　　然而这样愉悦的交流场所在大都会里却越来越难找。大移民的时代,熟人社会被打破。我们从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天天奔波于城市的水泥丛林之中,没有心情去认识住在隔壁的邻居。时尚的新型住宅区里,精心设计了＂公共空间＂,然而使用这个空间的人却寥寥无几。新开发的郊区城镇,道路宽敞得可以容纳6条车道,玻璃立面的大楼都有二三十层高,人的活动变得微不足道。零售业被装进设计精巧的大厦里边,临街小店在城市改造的大潮冲击下,一点点消失,街边小摊在城管的严格执法下销声匿迹。车水马龙的大都市呈现给你的,往往是寂寥的街景。
　　曾经,茶馆被称为介于家庭与工作之间的＂第三空间＂。也许,在人们住进了宽敞的大房子之后,这种用于交流的＂第三空间＂已经不再是城市生活的必需品了?
　　＂第三空间＂的作用
　　北京老舍茶馆的尹智君总裁很肯定地说:＂不管你买了多大的房子,把朋友都请到家里总是不方便的。请到家里来,朋友就得面对你的父母、家人,大家的话题是不一样的,而且客人来之前你得打扫,客人走了要收拾,次数一多,这种交往反而变成负担。＂
　　而茶馆,正是一个介于家庭与工作之间的＂第三空间＂。茶馆作为典型的供市民交流的空间可谓历史久矣。早在唐代开元年间,茶馆已经在市井之中蔚然成风。时至宋代,茶馆已经是《清明上河图》的万商云集、百业兴旺不可或缺的一笔。那时茶馆已经具备多种功能:喝茶聊天、品小吃、看表演、谈生意、做买卖。明清之时,茶馆进一步发展,每个茶馆都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春风得意楼的梁经理介绍说,清末民初,在老上海方浜路上的茶楼,都有固定群体光顾,有的是布匹商人的集散地,有的是古玩商人的据点。
　　茶馆同时滋养了很多民间艺术。宋明之际,书茶馆盛行,说书艺人的＂话本＂成为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清代,曲艺成为茶馆的重头戏。评弹、鼓书、相声、戏曲的角儿们,往往也要借茶馆来扬名立万。
　　西方的观察者们进入了中国城市后,敏感地发现了茶馆的社会学意义,对茶馆的＂社会闲聊＂产生了浓厚兴趣,把其看做中国城市社区中的＂自由空间＂。这个最能反映民意的空间当然也引起了行政当局的密切关注。
　　随着西方人进入中国的还有他们自己的公共空间形式——咖啡厅。虽然都是茶馆的经营人,尹智君和梁似瑛都不讳言自己对于咖啡厅的喜爱。对于这两位感性的女人而言,咖啡厅是混着奶香和咖啡香、有着异域风情、可以偶尔与朋友恳谈一番的另一个空间。
　　除了女人味,咖啡厅的历史也曾有过血雨腥风,连法国的大革命都是在咖啡厅里酝酿产生的。《悲惨世界》里就有革命者在咖啡厅策划革命的情节。此外,英国的学者、法国的画家、奥地利的音乐家们都是咖啡厅的主要顾客。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看来,咖啡厅为布尔乔亚阶级提供了自由参与公共事务,与公共权力抗衡的＂公共领域＂。文化历史学家马克曼·艾利斯甚至把咖啡厅看成＂民间下议院＂,在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最早的咖啡厅由法国人在云南开设,不过它真正的兴盛是在开埠后上海的十里洋场。咖啡厅作为西方文明、进步的象征,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上层社会,特别是文化人的注意。自由主义海派文人张若谷称文艺咖啡厅为＂现代都会生活方面应有的一种设备＂,他与田汉、朱应鹏等文人常在上海霞飞路的巴尔干咖啡店谈论文艺、时事、要人、民族、世界……
　　左翼人士却对咖啡馆带来的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入侵有本能的抵触:郁达夫＂宁可在茶馆里坐坐,能够听到许多社会的琐事和下层职业的情况＂,而鲁迅即便进入咖啡厅也坚持只喝绿茶。但当时＂左联＂的活动却都安排在公啡咖啡馆,＂公啡咖啡馆是外国人开的,外国人对喝咖啡的人又不大注意,开会比较安全＂。
　　从小处说,茶馆与咖啡厅提供的空间是人与人交往的场所;从大处说,这个空间里滋养着最鲜活的市民文化,反映了最真实的民间意志,甚至孕育着推动社会发展的民间力量。
　　争夺＂空间＂消费的市场
　　然而,这样一个重要的空间曾经一度在中国社会中缺席了。随着各大城市开始从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转变的改造工程,市民生活空间被新建的生产部门不断挤占,市民生活被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取代。只有大尺度的广场、街道才能符合动辄数百上千人的游行需要,而茶馆和咖啡厅这种小空间则渐渐淡出了城市的视线。
　　在20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的人还只是刚刚脱离了贫困线,人们的金钱更多地流向了物质消费,花钱买一个不大实惠的消闲空间毕竟不是大多数人能够负担的。十年之后,当上岛咖啡进入大陆市场的时候,＂以选择场所为目的＂的消费者越来越多。
　　总部位于上海的上岛集团董事长游昌胜告诉记者:＂1997年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内地懂得喝咖啡的人很少。如果直接进入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我们选择了先在海南和东莞开店,那里台商比较多,比较容易带动。＂慢慢地,游昌胜发现:＂当时进来咖啡厅的人不是要喝咖啡的,他是要个环境。他约了朋友,都是会说我在哪里哪里,这里很漂亮。当时的东莞还不是很发达,装修漂亮一点,当地人就觉得很不一样,找朋友来,觉得体面。＂
　　凭着宽敞的店面、棕绿色调的优雅装修和舒适的沙发,上岛咖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商务人士,并迅速在全国扩张。十年时间里,上岛加盟店在大陆已经达到八九百家之多,遍布包括新疆、西藏在内的各个地区。
　　与此同时,同样来自台湾和外资的一些咖啡连锁店也在东部一线城市扩张迅速。如果你在上海街头走走,会发现咖啡厅的分布密度完全不亚于欧美城市;甚至在以茶馆文化著称于世的成都,仅良木缘咖啡厅就开到19家之多。而代表传统市民空间的茶馆,在此轮竞争中似乎处于弱势,多以小规模的单兵作战为主。＂标准化是最大的瓶颈,＂尹智君认为,＂咖啡厅用的都是咖啡机,一按按钮,出来的咖啡都是一个味道的,既达到了标准化又节省人力培训。茶馆里的茶都是人工冲泡的,每一泡味道都不一样,更不要说养茶艺师了,那成本更高。想达到咖啡厅那种标准化的连锁模式恐怕还要很多年。＂
　　春风得意楼的梁经理却比较乐观:＂去咖啡厅也好,去茶馆也好,喝的东西虽然不一样,但是需要的心境是一样的。只有能够品味生活、有和别人交流的愿望的人,才会去找这样的空间。咖啡厅嘛,比较时尚、洋气,也许更容易吸引人,由咖啡厅来培养这样一个消费习惯也蛮好的。今天去咖啡厅的年轻人,过两年也许就会来茶馆了。这也是在给我培育市场呀。＂
　　制造＂空间＂的高昂成本
　　咖啡厅虽多,但大多与印象中的＂公共空间＂有所差别。如果你看过美国喜剧《老友记》,你一定不会忘记主人公们每天相聚的咖啡厅。六位好朋友,每每举着一大杯咖啡,聊着一天的琐事……作为社区交流空间的咖啡厅本就该是这种日常的存在。
　　现今的咖啡厅未免太高级,四五十块一小杯咖啡的价格,让许多人没有了走进去的底气。很多连锁咖啡厅面积往往有几百平方米,隔成不同空间,再预备几个包间。与其说是公共空间,不如说是在公共地段出售的私人空间。走进去的人,可以嗅出扑面而来的一股＂商务＂味道,让人很难有闲聊的心情。
　　茶馆的气氛也不见得比咖啡厅休闲。＂我轻易是不敢进茶馆的。上海流行的都是茶艺馆,每桌配个茶艺师,光调茶的器具就摆一桌子。我的妈呀,别说聊天了,我每次都是毕恭毕敬坐着,大气都不敢出的。＂一位经营咖啡厅的小伙子形容着他对茶馆的感受。在四川、湖南一些内地城市,也许还能找到平价茶馆,但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茶馆都不约而同地走起了高端路线。这些的茶馆,常常都是雕龙刻凤的装修,纯木的家具,喝的是上百元一壶的顶级名茶,连盛茶的器皿,都是上好的瓷器。
　　为什么茶馆、咖啡厅不能更平民化呢?难道小老百姓没有喝茶聊天的需求吗?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交流的需要,这是人作为社会动物的本能。＂北京奇遇花园咖啡馆的经营者詹先生说,＂最理想的咖啡厅,当然应该是以社区为基础的。不过在北京很难做到,店面租金太贵了。我还有进口咖啡豆和人力资源的成本,摊在咖啡里,一杯卖三四十块,单靠社区的消费是很难维持的。＂
　　老舍茶馆的尹智君也有同感:＂现在茶馆走高端路线也是没办法的,企业嘛,还是得以营利为目的的。店面租金很贵,为了保证一定的营业额,只能先抓住有消费能力的客人。一些高档社区也许还能养得起一个社区型的茶馆,但大部分社区是没能力的。＂那普通大众的交流场所在哪呢?＂也许在餐馆吧,＂詹先生犹豫地说。＂中国的餐馆不但提供美食,还把酒吧里的醉言醉语和咖啡厅里的思考交流一并收纳了进来。＂
　　尹智君却不认为餐馆能取代茶馆:酒足饭饱之后,面对着一桌子残羹剩饭,交流,就像是浮在盘子里的油,成了流于表面、难以消化的东西。她介绍说,老舍茶馆这三层楼,＂每层的设计都不一样＂,一楼是散座,点心和茶价格都不算高;二楼珍味楼,就比较贵一点了;到三层,是楼中四合院,单间茶室,属于高消费。＂这个设计也是为了让不同阶层都有个喝茶的地方。门口的二分钱大碗茶也还开着,过路的也能歇歇,喝口茶。＂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很热心公益。我们一楼的散座,每周都会有一群票友聚在一起唱会儿戏。基本就是公益性质了,一位收5元,后来他们主动提出涨到了10元。企业可以做公益,可是也得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创造工薪阶层的公共空间,还是得靠政府。＂尹智君说。
　　换个角度看社区
　　居民整体消费水平和经营成本的落差,也许真的是制约茶馆、咖啡厅在一线城市走入社区的因素。星巴克在美国的成功得益于它的社区路线,星巴克要求员工们尽量记住所在社区中熟客的名字,以及他们喜欢的咖啡口味,成功地为客人营造了家一样亲切的＂第三空间＂。但进入中国市场后,星巴克也选择了避开社区,而开在繁华的商业区。
　　其实,也有人这样提出:星巴克设立分店的商业区,往往也是外国人集中的地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星巴克依旧在服务社区。这倒不失为＂社区＂的新概念,毕竟我们进入了大移民的年代,社区也不该拘泥于地理范围。
　　开在商务区,服务于流动的消费人群的茶馆、咖啡厅也就等于在服务一个脱离了地理概念的＂社区＂。游昌胜就强调,上岛咖啡服务的是对上岛品牌熟悉的老客人。他们在一家上岛咖啡厅里喝到了好咖啡,享受到了好的服务,当他们到了其他地方,也还会愿意到当地的上岛消费。
　　与那些＂商务＂咖啡厅不同,奇遇花园咖啡厅瞄准的则是另一个虚拟社区——网络。＂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成为社区咖啡馆,我希望把奇遇花园做成北京的咖啡馆,给北京提供一个公共空间,＂詹先生告诉记者。他执着于公共空间的概念,所以偌大的咖啡厅没有设计包间,采用全开放式的格局,以红色帷幕稍作区隔。靠墙的一边是一大排书架,摆满了各式图书,看着就足够文艺。而每周末,这里都会举行一些演讲或者电影放映之类的活动。奇遇花园可以说是网络上公共领域在实体空间中的延续,是虚拟空间某种程度的地理化。
　　如今,人口的流动与交通的发达已经打破了传统社区的概念;网络的兴起,提供了人们一个更广阔的公共领域,传统的市民空间也随着这些改变而改变。既然固态的＂社区＂被流动的＂人群＂取代,面对面的交流变成了网络的高谈阔论,茶馆与咖啡厅,这样半公共半私人的小空间,是否已经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呢?
　　早在20世纪60年代,城市评论家简·雅各布斯就对这些小空间的作用做过总结:＂没有人比这些小生意主更渴望安全＂。街边的咖啡厅和小商店,是社会安全的天然保障者。他们透过自己的窗子,望向街道,用自己的＂社会眼＂监控着公共空间,使社区居民和过路行人在漫步这些街道的时候感到安全。
　　这些小空间同样是社区生活的润滑剂。半开放的咖啡厅,摆在街边的座位,使人的活动节奏慢下来,促进了社区中人与人的交流。当你愿意放下所有的戒备,坐在咖啡厅里享受休闲的午后,当店员可以叫出你的名字,当你能放心地把重要物品暂时存放在柜台上,社区的互信基础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在城市无限扩展、汽车工业蓬勃发展的年代,人们曾经以为雅各布斯的描述将在美国大城市中消失。但是这些街道与小空间,生命力顽强得超出人们的预计。在中国的大都会,这些市民的空间也不应该消失。春风得意楼里老人们的闲聊,老舍茶馆里票友们的聚会,奇遇花园咖啡厅里文艺青年的自我调侃,这些小空间构成了多彩的城市生活。
　　如果街道修得再窄一点;如果商业区与居住区没有太泾渭分明地区隔开;如果政府与公益组织为平民社区的公共空间建设,提供一点点帮助……我们会保留一个生机勃勃的市民空间。
　　(稿件来源:《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