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生活 - 生活常识大全

于文生生平介绍一个中国农民的一生


  于文生,生于一九三三年,五六岁时正赶上自然灾害频仍的年份,于一九三九年随爷爷和父母逃荒去山西,途中,年老的爷爷于廷仁病死在汾河边,简易安葬了爷爷,一家人终于来到了曲沃县石滩子村,继承了早年来这里的叔叔于凤印的几亩遗产,外加族人赠送的几亩地,总算安顿了下来。同年八月,弟弟于文奎出生。
  豪爽侠义的父亲于凤祥很快结识了不少朋友,加上这一带有不少山东人,不久父亲便被推举为联村负责人,时称"闾长"。这时正处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时期,父亲还担任了抗日自卫团团长一职,跟地下党有密切交往,一九四二年不幸遭敌特杀害,年仅三十九岁,十岁的于文生和四岁的弟弟于文奎便成了孤儿。
  一九四四年大舅郭廷印把母子三人接回到山东,寄住在冠县白塔集姥娘家。
  一九四七年于文生十四岁时"初小"毕业,二舅郭廷河对他说,如果你还考"高小",二舅就供你继续上学,如果……,于文生早有主意地回答:不能上学了,俺得回于家村盖房子,得让母亲和兄弟有个家呀。作为长子的责任心得到了两个舅舅的鼓励和支持,当年就先行回到莘县于家村,暂住在堂叔家里,边向长辈学习全套农活,边筹划盖房、养家大事。
  一九四八年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的《土地法大纲》进行土改,于文生分得三亩地和几棵树,还有舅舅的支援,在老宅子上盖起了两间土房,把母亲和兄弟正式接回到老家一起生活。
  一九四九年十六岁的于文生远赴山西去搬迁三位老人的骨殖。先从曲沃县石滩子村揹上父亲和叔叔的骨殖,再到临汾地区的汾河边寻找爷爷的埋葬地。当把爷爷的骨殖装进小木箱后天色已晚,就赶紧出山沟奔大路,饥饿和劳累却迫使他不断地坐下歇一歇,结果睡着了,被一个毛哄哄的东西在脸上蹭来划去地弄醒了,睁眼一看,是一只大灰狼,当即吓出一身冷汗,那只大灰狼却扭头远走了。他当时得出的结论是:这只狼一定知道我揹着的是三位老人的骨殖,是个孝子,不能吃,还担心我这样睡下去很危险,所以它就把我叫醒了,让我抓紧时间赶路,……。千辛万苦地回到老家后,先把早年去世的奶奶的骨殖迁出准备与爷爷合葬,又让叔叔和贾家结了"阴亲"。入葬那天,两间堂屋前一溜摆了五口棺材,实为世人所罕见。三乡五里的人知道此事者,无不夸赞少年于文生至孝大贤。
  于文生能够成家立业,得益于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所以,他的一生是拥护共产党的,凡是党的号召无不积极响应。
  一九五二年于文生被选为植树模范,到省会新乡市参加了平原省全省的劳模大会("平原省"是这一年的十一月撤销的)。
  一九五四年"统购统销"时他积极带头卖"余粮",一家人却吃糠咽菜几个月。
  一九五五年冬天,于文生全力支持兄弟于文奎报名去当义务兵,晚年又特别关心和支持兄弟写书和出书的事情。兄弟俩不仅手足情深,更是贴心又知心的朋友,两个人坐在一起时有说不完的话,在对人、对社会的看法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分歧,是思想文化上的知音。兄弟每次回家,哥哥总是早早地等候在村头迎接;离别时哥哥又总是把兄弟送上车后才恋恋不舍地回村。
  于文生从二十二岁起,先后在村里当过互助组组长、初级社社长,生产队队长、大队队长等职务,虽然也难免执行过极"左"路线,"大跃进",深翻地,办食堂等等,但关键时候还是能够以人为本,不顾个人利害得失,勇敢维护"社员"利益和他们的生存权利的。
  一九五九年的时候,于文生带队到王奉一带挖河,由于是重体力劳动,开始几天大家还能吃到净面干粮,附近的"王奉农业中学"却已经断炊了,学生们漫野地里寻找食物,工地食堂还偶而能接济一下于家村在此读书的几个孩子。不久,于家村大队连红薯面都无法提供给工地了,面对着大家要被累死、饿死的威胁,于文生毅然决然地解散了挖河队伍,还动员大家把于家村的几个学生也尽量带走一起去求生。而于文生自己却躺在工棚里等着上级的处分,准备承担全部责任,同时也等待着被饿死。当时的驻大队工作组和大队党支部已经决定让于文生"火线入党"了,并由驻大队干部亲自到挖河工地通知这件事,到现场一看,于文生竟然"独断专行"地解散了挖河队伍,便大发雷霆,当即宣布取消他的入党资格,"戴罪"回大队准备接受处理。从此,于文生在村里就一直是带翅膀的"飞(非)"党员干部。不入党也得为生产队工作,眼看饲养院里的牲口无草可吃了,便外出四处为牲口联系麦稭草料。
  随着全村人口的增多,在"文革"时期那样的政治环境下,于文生积极操办了划拨宅基地的事情,缓解了"社员"们住房拥挤的问题。
  于家村历来有宗族矛盾,"文革"中又激化了这些矛盾,派性十分突出,因此于文生曾"下台"几年,便把精力放在了培养儿子身上。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后,儿子于福恩于一九七八年考上了医科大学,是那个年头儿全乡唯一的一个大学生。
  一九七六年,传言山、陕两省交界处将要发生大地震,于文生远赴山西绛县,把两岁多的二侄子于秦接回老家来抚养,用他熟悉的戏词儿说,这是为了保住兄弟的"后代根苗"。
  一九九三年,于文生的大侄子于鲁殇于车祸,于文生亲自到河北廊坊去接骨灰盒,当时他十分伤心地感叹道:我年轻时揹老人的骨殖回老家,现在又接晚辈人的骨灰回村,老天爷怎么让我摊上了这样的命运呀?……
  在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于文生五十八岁时再次出山,担任村里"调解主任"一职,协助党支书处理村里各项事务,直到六十二岁。那五六年,他和村支书努力化解于家村历史上的宗族矛盾,在用人、管事方面尽量公开,公平,公正,搞好各方面的"平衡",当然也难免有不被人理解的地方,甚至伤到一些人的感情,如让官、民都很头疼的计划生育工作就得罪了一些人。他是为"党的事业"背负着一些人的责难的,这是历史和政治环境使然,他有苦难言。
  一九九六年,于文生着手修补在"文革"中丢失的于氏家谱,四处走访,调查、核实于氏各支脉的繁衍线索,为于氏后代子孙大体理清了血亲归属,了结了他多年的一个夙愿。
  于文生虽然只上过四年"初小",但酷爱读书,对传统文化如戏曲、曲艺有着浓厚的兴趣,也欣然接受现代戏、话剧和新歌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那几年过春节时,他和村里几个喜爱表演的中、青年总要在村中的土台子上演几天戏,于文生还扮演过"杨香草"等角儿。那几年,他几乎年年"冬闲"时候给街坊邻居挑灯读"唱本儿"。他还很喜欢旅游,但"闲钱"不多,只是借兄弟和儿子的方便,先后逛过北京、爬过长城,游过青岛、登临过从小就神往的蓬莱仙阁,浏览过泉城济南,拜谒过曲阜的孔府等地。
  二0一二年于文生八十岁时,他觉得自己的一生没有什么遗憾了,活到八十岁也算"高龄"了,精神上这一"泄劲",得了血栓后又没有积极配合治疗,更少活动,因此一病不起。好在有四个闺女轮流伺候,又有儿子的密切关注,还有老伴儿的日夜陪伴,兄弟除了探视还不断电话询问,病榻上的他很平静。
  于文生的一生和于家村的村民乃至整个民族的苦难、兴旺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一生非常具有典型性。
  二0一三年六月
  附言和附件:
  写下这篇文字原准备读给病中的哥哥于文生听的,没想到十来天后的六月二十八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他就撒手人寰了,这篇文字也便成了书面悼词(老家农村办丧事至今还不时兴致悼词)。哥哥的去世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孤独感,好像这世界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下面附的《赞大哥》一文是作者的老伴儿赵淑平写的,比作者上面所写的文字早一周写成。
  赞大哥 赵淑平
  我的大伯哥于文生生于一九三三年。他的一生经历了战乱、逃荒,饱尝了背井离乡的苦难,离乱中痛失数位长辈。幼年失怙的他,嫩小的肩膀过早地担当起长子、长兄的重负,是那个年代出生的人的典型代表,
  他少言寡语,始终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重负,不停地在一场又一场的磨难中跋涉。
  十六岁那年,他孤身一人从数千里外的山西揹回了三位长辈的骨殖,让长辈安眠在了故乡的土地上。
  他把寡母幼弟寄养在舅父家,独自一人回到出生地,向长辈们学会了全套农活,还盖起了两间土房,母子三人才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他送弟弟上学,当兵,就业。他就是一把大伞,替弟弟遮风挡雨,使得身为孤儿的弟弟沐浴在"长兄如父"的百般呵护中,让弟弟有一个自由的童年和健康成长的少年时代。弟弟能有今日的一切,都仰仗着兄长的帮衬。弟弟人生路上取得的所有成就,与兄长的寄望是分不开的。他为弟弟的每一点进步而高兴,弟弟为不辜负哥哥而努力。兄弟俩就这样在漫长的岁月中不停地努力着,经历着,感受着,感动着。
  大哥没有机会多读书,这并不影响他博学多识。他喜欢各种戏曲、曲艺、小调,喜欢器乐,喜欢下棋。一切有生命力的活动他都喜欢。他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大哥喜欢动脑子思考问题,凡事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样的人在农村就是能拿主意的栋梁材,深受村民的尊重。他当过多年村干部。在他参与村政管理期间,为村民谋长远利益而奋斗,比如种树、修路等。他在政策与村民个人利益之间,尽量掌握好公与私、个人与集体的尺度。尽管有不尽民意的地方,但是他心地善良,不循私情,不谋一已之利。他是一个永远站立着的人。
  黄河故道,土地贫瘠,大哥孩子又多,家庭的生活负担一直很重,但他乐观向上,有远见卓识,先送弟弟去当兵,改变了弟弟的人生道路;后把儿子培养成大学生,现在已是行医多年的专家级大夫。
  大哥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平凡的一生蕴藏着不凡的胆识和卓见。在中国广袤的士地上,正是无数个这样平凡的伟人们创造着伟业,培育着伟人,支撑着中国不停地前进着。在世界强国之林中,中国这棵大树还在飞快地茁壮成长着,愿中国永远不要忘记大哥们的默默奉献。
  二0一三年六月
网站目录投稿:翠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