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立儒学为宗的时代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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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也是继孔子以来，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将儒家思想发展到顶峰的又一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思想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收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髓，是古代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是从当前学界来看，大部分学者主要研究的是关于董仲舒的具体思想或与其他思想的比较，就关于董仲舒立儒学为宗的时代背景分析的的文章较少见，因此对此问题的探讨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董仲舒；儒家思想；时代背景
从汉朝到清朝的两千多年，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始终在中国文化思想界中独占鳌头，除了本身所具有的一整套全面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之外，还满足了封建帝王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需求，又顺应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方向，最终，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作用下，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身为炎黄子孙的我们从思想到行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分析董仲舒立儒学为宗时代背景的深刻意义
作为中国古代史上一位著名的封建帝王，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这一行为，揭开了儒学在思想文化史上唯我独尊的序幕，是中国传统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式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这一政策的实施，从众多的思想流派中正式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和核心影响。例如，＂大一统＂思想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加强了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是加强控制百姓的最好工具，有利于民心所向；＂君权神授＂思想建立了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增强了民众对古代帝王的拥护，有利于社会安宁稳定发展；＂三纲五常＂建立了严格的伦理道德规范，有利于整个国家的有序发展。
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史学家们大多认为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君臣两两影响的结果，一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建立一个中央集权专制国家，一个是出于争夺学术地位，希望自己的思想理论被统治者采用，二者恰好一拍即合。其实和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相似的是，它们的发生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社会根源、政治因素等等，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必须要遵守＂知人论世、知人论事＂的方法论原则。就儒学为宗而论，我们只有搞清楚董仲舒立儒学为宗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才可能了解其意蕴所指和价值所在，有利于进一步加深对当时社会历史趋势发展的理解。
二、董仲舒立儒学为宗的时代背景分析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学说；战国时期，经过孟子、荀子等人对其思想的丰富发展，儒家成为当时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但他们的思想主张并未强调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代之以＂礼、仁＂育人；秦朝建立以后，法家十分看重帝王封建权力的集中，迎合了当时社会的统治趋势，因此便出现了＂焚书坑儒＂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儒学在秦朝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取代秦朝的汉代，最初提倡道家黄老无为的思想，符合社会的发展需要。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逐渐强盛，道家思想已渐渐落后于社会形势的发展和统治者的需求，这时儒学代表董仲舒吸收了各派的主张，对儒学进行创新和發展，建立了与以往不同的＂新儒学＂，首倡＂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了皇帝的青睐，适应了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需要。
（一）新的社会时代背景迫切需要新的的理论思想
西汉建立初期，社会状况十分严峻：经济政治严重破坏、老百姓们颠沛流离、土地贫瘠荒芜、物资匮乏短缺等，这些都是由于秦的暴虐无道和战争连年不断导致的恶果。面对这水深火热、亟待拯救的局面，以汉高祖刘邦为代表的统治者决定在建立汉代以后，以秦朝暴政苛法为教训，以当时社会现状为基础，实施较为宽松的政策，寻找出一套新的治国理政的方法。于是，在萧何、曹参、陆贾等大臣的建议和帮助下，刘邦决定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的方针政策，带领人民休养生息，恢复社会经济秩序。
到了汉武帝刘彻，西汉已经在二十多年的黄老之治下，重新繁荣昌盛，国力增强，百姓安居乐业，但表面的平静并没有掩盖住国家内部不安的形势。
在内政上，西汉建国以后，由于对秦亡教训的错误总结，国家实行了郡国并行制和分封制。但经过长时间的分封，地方诸侯国的势力逐渐做大，威胁到了封建统治者的集中管理，导致二者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以致于在景帝削藩的时候，出现了＂七王之乱＂。虽然通过削藩和平叛等方式收回了王国官吏的任免权，诸侯各国的实力大大削弱，但是王国毕竟还是存在的。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各诸侯国都有脱离中央，自立门户的趋势，汉武帝不得不采取＂推恩令＂和＂附益之法＂，即将王国层层分封，导致王国的势力减弱，削弱了王国对中央的威胁。这些事件的发生让他深知要想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对诸侯各国的统治，保障政治统一的必要条件是思想上的统一。而国家现在推崇道家思想主张的无为而治已无法满足这一变化，因此，寻找新的理论思想成为皇帝的必然选择。
除此之外，早在景帝时期，以封建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已不容被忽视。为了缓和激化了的阶级矛盾、解决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汉武帝必须要采取相关实际政策，轻徭薄赋，而不是＂无为＂。不仅如此，在对外关系上，北方匈奴对西汉的威胁也持续着，匈奴手中控制着河西走廊、河套地区，但由于西汉未胜利击败匈奴，就不得不采用＂和亲＂政策来缓和这一局面。但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雄厚，军事力量突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武帝已经具备了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开疆拓土的武装力量。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社会背景影响下，加强专制中央集权已然成为历史的必然。接下来，如何从现有的思想流派中找到最合适的思想理论体系则成了封建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二）儒学思想新内容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思想理论是实践行动的指南。汉朝统治者要想改变当前的社会局面，第一步就是要找到一种思想理论体系，这种体系既可以为巩固自己封建统治权力找到根深蒂固的理论依据，又必须要符合天下大一统局面的形势要求。
秦朝的＂焚书坑儒＂使得儒家学派的思想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汉朝建立以后，解除了《挟书律》，这才允许诸子百家学如儒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得以慢慢复苏。就在西汉初期的＂黄老思想＂达到顶峰的时候，儒家学派的智者们也一直没有停止积极寻找着自我发展的途径。一方面，儒家出于巩固皇权，加强中央集权控制的角度想方设法地讨取皇帝的好感和赏识，另一方面，他们为了适应新历史时期的发展，潜心钻研、深入研究各家学派的思想理论，并给予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重构儒家的思想理论体系。此外，汉武帝在早期时候，经常受到舅舅田蚡和老师王臧的影响，对儒家学派的思想已耳熟能详并向往着有一天能用儒家思想来统治天下，因此，就在他成为皇帝后不久，在选择合适的思想学派时，儒家思想便成了他的首要考虑。endprint
此时的儒学在董仲舒的创新发展下已成为了以儒家学说为基础，阴阳五行为框架，兼收道法等诸多流派思想精髓的＂新儒学＂，具有了丰富的新内容。首先，从政治上来说，董仲舒提出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告诉人们天是万物的主宰，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即皇帝的权力是由上天授予的，因为天人之间是可以相互感应的，所以其他人必须要服从皇帝的命令，不能违抗，不能质疑，否则会收到来自上天的惩罚，这就赋予了皇权极大地合法性、神圣性和至高无上性，有利于统治者从精神信仰的角度加强对老百姓的控制。其次，从思想上来说，董仲舒提出了＂思想大一统＂＂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在汉朝，虽然主要以黄老学说为主，但其他思想学派仍在社会上影响着人们，这就造成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分歧，削弱了统治者对百姓们的思想统一控制。汉武帝十分赞赏＂思想大一统＂这个观念，认为要想加强封建君主中央集权，就必须要要控制思想，这才有助于禁锢老百姓思想的多样性，从根源上控制他们。最后，从伦理规范上来说，＂三纲五常＂的规定严格了君主臣从、父主子从和夫主妻从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将百姓的一举一动都束缚于巨大的伦理大网之下，从伦理道德原则角度操纵了人民的一言一行。
除此之外，＂新儒学＂的其他思想也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巩固着西汉封建君王的统治秩序，不断加强着中央对地方对百姓的控制。这与当时汉武帝的政治思想需要不谋而合。就这样，＂新儒家＂思想变成了西漢后期的主导思想，从这以后，儒学为宗几乎为后世各代帝王所遵奉长达数千年，对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的进步发展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三、后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评价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在公元前134年向汉武帝提出来的思想主张，顾名思义，就是将其他思想学说废除掉，只遵循注重儒家的学说。有些人对这一观点持批评态度，因为这一主张扼杀了不同思想学派的多样性，实质上属于文化专制，而我们应当鼓励各种学术思想争鸣；有些人也认为＂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带有及其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只注重中央集权的专制，严重地扼杀了百姓们的自主性和创造力。然而，对于历史人物的分析，我们必须要从他们的立场和角度出发，把他们放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去，不能片面、局限地去理解。我们可以明确的是，这时的儒家思想，已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而是掺杂有其他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一种新的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增强了中华民族之间的凝聚力，极大地稳定了社会的发展，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进步产生了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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