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跟马未都合作的人都是人尖子、"艺术家"范的,他怎么和他们合作,他最看重的能力是什么? 跨界人物马未都 他是独立于官方文物保护体系之外的民间收藏家。他无师承、无家传,靠"捡漏"起家,建立观复博物馆,实现了中国私人博物馆"零"的突破。 如今他正在尝试通过建立理事会架构和基金会制度,实现博物馆的"去马未都化"。 HBRC:2004年你推动博物馆改为理事会制,之后又成立了观复文化基金会。由一个独立的民间收藏者转变为机构管理者,你如何看待这种转变? 马未都:我可能本身就具备管理人的能力。比如说我原来在海马创作室,当时高峰期的时候有将近四十个作家。刘震云、莫言、海岩,你知道的有名的作家差不多都在里头。那时我是秘书长,直接管所有人,要事无巨细地跟所有人沟通。 我觉得能管理好这些"人尖子"需要的最重要的技巧是宽容。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不讲规矩的社会。制度化的东西只在两种情况下才可能执行:一个是强权下,再一个就是高额利诱下。当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时,就要靠文化。中国的文化非常具有包容性,不同地方的人都在文化的"同一片蓝天"下,这点跟美国很不一样,美国的文化差异大,需要制度来说话。 HBRC:国家博物馆有强大的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你如何凭借一己之力办起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 马未都:在中国,很多事情的成功一定是经历了物极必反然后才能水到渠成。所有的事情一定要走到极端才能显现出它的弊端,中国人不会在中途改。你看观复博物馆位置这么偏僻,门票50块钱,跟城里看个电影价钱差不多。这样还有人愿意来,就证明有很好的需求。私人博物馆理论上讲是非商业的,但是企业税法不管这一套。就是国家博物馆是免费的,等于说好莱坞大片是免费的,我要是拍一个小片还想获得很好的票房,那肯定片子要拍得好。 HBRC:如何将中国文化与舶来的理事会制度相调和呢? 马未都:现在理事会成员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但是无论在西方教育成什么样,只要在中国混个五年以上,他就变回来了,要不然就处处碰壁。我觉得我们文化很难适应西方理性的文化,起码短期之内是很难的。中国人注重情感沟通,如果你一上来就跟他谈制度,那你就死了。在中国绝对不能一上来就用西方那一套,虽然有制度,但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人情去维系。在制度的设置上一定不能和文化相悖,如果制度和文化相冲突的话,制度一定死,文化不会死。 HBRC:从文学到收藏,您总是聚集起所在领域中的"人尖子"一起工作。您如何挖掘这些优秀的合作者? 马未都:这些人最重要的一点素质是对社会的判断力,有这一点的话,他所有的狂妄是可以接受的。做投资的人,站的高的人,能判断出来谁是偶然成功谁是必然成功。有的人是歪打正着,有的人是必然成功,换一个事他也能成功。 如今我看各种杂志上全是熟人,商界的人我认识非常多,你听他的判断是非常有意思的。还有做所有的事情都要内心喜欢,能坚持。比如做博物馆,我就是喜欢,要是为了赚钱我就没必要做这件事。我选择博物馆理事会的人也是这样,不一定得视金钱如粪土,但你得不指望这个事赚钱。你也并不需要酷爱收藏,我对专业背景没要求。内心愿意做事的人其他背景不重要,你能想通人生,人生会走得很快乐。 熊静如|文本文有删节,原文参见《哈佛商业评论》2012年7-8月《马未都:重要的是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