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荣耀读后感摘抄

　　《陌生的荣耀》是一本由[美] 查尔斯·马什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5.00元，页数：65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陌生的荣耀》读后感(一)：向译者徐震宇先生致敬
　　何怀宏先生在中文版序言里说：＂感谢中文译者精心的工作和流畅的翻译＂，看看整本书，也能体会到译者徐震宇先生的确是个高手。而且我还注意到，徐震宇先生《译后记》落笔时间是今年2月7日，而传主朋霍费尔的诞生日是1906年2月4日，也就是说在传主诞生110周年之际，译者也译完了这书，所以说译者译这书也是相当有纪念意义的，怀着敬仰的心情回顾了＂朋霍费尔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译后记》第一句话。）在原作者查尔斯。马什这本书新出版没几年的时候，就将这书翻译到我们中国来，还是很有眼光的。出版方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么一部厚重的好书，列为＂星辰人物传记＂的一种，同样是有眼光的，很值得赞赏。
　　《陌生的荣耀》读后感(二)：俏皮话撷英
　　整本书还有好多俏皮话，随便举几例。第96页：＂朋霍费尔在山顶给母亲写了封信，说他正在等魔鬼，不过还没有等到。＂传主是位无比敬虔的基督徒，魔鬼又岂敢拜访这位朋霍费尔先生？第383页：＂巴特在瑞士度过了职业生涯剩余的时日，陪伴在身边的，有他极度忠诚的妻子尼莉，还有美丽出众的助理夏洛特。冯。基尔斯鲍姆，她在教授的家里有自己的房间。她做这位神学家的·情人一直到1968年后者去世，这或许是他坚定拥抱三位一体理念的最终证明。＂哈哈，将＂三位一体＂做了个歪解，以形容他们三人的亲密关系。第477页：＂巴特没有向谣言磨坊提供过麦子。＂没有麦子就磨不出细细的粉，不编造谣言也就不会有随后出现的更加细碎的胡言乱语。第529页：＂现在，朋霍费尔邀请贝特格与他跳一曲关于精细复杂问题的智识双人舞，而贝特格欣然接受，请这位长期以来的老师以灵感和才华的火花领舞。＂智识上的交流、互动，要想合上节拍、精彩抢眼，也是需要高手来引领的。总之，书里头有不少的俏皮话，可供有心人品鉴。欲知更多的俏皮话，且去当当网买一本来读读吧。
　　《陌生的荣耀》读后感(三)：让人感动的福音传递
　　将全书读完之后，就会深深地感到，这本书确实是一本很棒的好书。作者主要依据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新近收藏的25箱＂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档案＂，而且将传主朋霍费尔一生当中曾经呆过的地方几乎走了个遍，然后通过极为专注的构思，写下了这部皇皇巨著，它客观、详实地记录了朋霍费尔了不起的一生。朋霍费尔让人最感动的地方是，在纳粹德国期间，庄重地、独特地长时期的神学反思，与被他称为＂敌基督＂的希特勒对德国教会的疯狂改造，进行了不屈不饶的抗争。书名《陌生的荣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点题，头次见于441页：＂这就是朋霍费尔发誓要宣扬的陌生而荣耀的福音，尽管没什么证据表明大多数世人会认同这是好消息。＂再次见于539页：＂他带着夸耀的语气说，上帝的道并非与不信的反叛行为结合，而是在最陌生的荣耀中施行统治。＂从引用的这两处，大家会看到，如果静下心来读进去，精神上会得到相当大的提升，所以我认为信仰基督新教、天主教的朋友们尤其应该读一读，这绝对会让你们踏上愉快的阅读之旅。若是阅读过程中遇到一些神学问题不好理解，我建议可以查阅商务版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即使不信教的读书人愿意开启这段阅读之旅，也会感到不虚此行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身为中国人，皆知文革的＂十年浩劫＂，也听说过遇罗克、张志新等斗士的英勇事迹，而德国的纳粹期间也是一场持续十多年的反文明的浩劫，朋霍费尔作为这期间名垂德国的斗士，同样是非常感染人心的。看看外国的浩劫、外国的斗士是怎么一回事，对于理解我国的浩劫、我国的斗士，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力荐这本好书。
　　《陌生的荣耀》读后感(四)：Strange Glory
　　这是一个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要了解和认识的正常人——人通过活出＂坚定的信念＂，通过工作，就为世界带来了某些好的东西，＂即使这世界对此并不喜欢。＂
　　或许是他被爱人纽 ，奥古斯丁，雨果，Hugo Grotius，康德，黑格尔，克尔凯敦尔等人影响的缘故，他的神学很难被界定，以基督为中心被保守派引用，对社会正义的承诺以及关于＂无宗派的基督教＂被自由派所接受。他终其一生感动于友人的愿望是要做圣徒而自己却只希望成为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在最危难的时刻他选择离开美国与国人站在一起抵抗纳粹，但是又希望自己的国家战败而保存基督文明。
　　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但却因为在监狱中姐姐没有给自己带自己想要穿的裤子而生气。尽管深处狱中狱卒想要帮他逃走，但他却因为害怕连累家人而作罢。
　　他建议自己的未婚妻多花时间学习英语虽然不觉得有任何意义，他也希望她可以更多的练习小提琴，并很诚实的说她的演奏方式就像地方贵族，只管埋头苦干但不去感受。但是他却希望最好由他来做饭，他觉得多花一点时间，就可能会不自觉的爱上这件事。
　　他是一个理性的人，但同时又说出＂最深刻的思想终会消逝，而伟大的情感永存不朽。＂的话语来。
　　当初编曲他那首＂美善的力量＂的诗歌时就很被歌词触动。他是乱世里面神的仆人。如他所说我们每天活在上帝的面前，但又活得还像没有上帝一样。这是存在于两个世界的操练。我很多时候甚至想，他实际上有很多次不必去死的机会，但是他却是主动赴上去，上帝最终也成全了他的梦想，成为信心之士。就如他被处刑的时候说的：This is the end —for me the beginning of life.＂
　　他的祷告，上帝垂听了。
　　It is a strange glory,the glory of this God.
　　《陌生的荣耀》读后感(五)：读《陌生的荣耀》
　　另外还读完了《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朋霍费尔的传记有两本中文版可以选择，但是我强行读了概括朋霍费尔神学思想进程的那一本。结果是，我对于神学完全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对朋霍费尔的神学思想演变也没有兴趣。倒是年初读的《狱中书简》《做门徒的代价》《团契生活》反而比较有意思。这些朋霍费尔的作品的确传达出了巨大的能量。
　　不过西方人的传记总是这样，成大事者往往是贵族。所以贵族的骄傲在朋霍费尔身上永远不会被磨灭。朋霍费尔面向希特勒没有妥协，我个人认为是因为贵族身份他从小到大都有一种绝对自信，坚持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这种想法也指引他走向神学。在刺杀希特勒事件后的慷慨赴死，是自信发挥到了极致，毕竟谁还能比站在上帝那方更有底气呢？你看他在监狱里还因为姐妹送来一条不合心意的裤子碎碎念，但在监狱中面对纳粹压迫却成为了狱友们的精神支柱。前者反映他是贵族公子哥，后者反映他是上帝的选民。不过我读书时的感觉，他作为上帝选民的那部分，是建立在贵族精神之上的。
　　而关于朋霍费尔流传下来最有名的一句话便是：＂愚蠢是道德的缺陷。＂这很好理解。我一直认为，对方坏还能沟通，对方要是傻就没法沟通。因为道德的培养需要后天的规训，而愚蠢的人没有受过规训都无法意识到什么是道德。就比如有些山沟里拐卖女孩当老婆，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道德。教育程度低的人，一言不合拔刀相向的概率也更高，他们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从这点来看，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质上提高了国民的道德水准。当然，朋霍费尔的本意在他的时代背景意思是，由于普通德国人太愚蠢了，所以他们都无法意识到他们干的种族灭绝不道德。
　　这点我用审计的语言解释下，审计的对象被审计公司管理层有两个大忌，一个是缺乏诚信，一个是缺乏专业胜任能力。一般来讲，教材里对于缺乏诚信有着很多后续针对的审计程序。发现管理层缺乏诚信不代表不能审，可以找治理层、股东大会、有关部门等等。总的来说发现坏人还可以继续和他打交道。但是如果管理层缺乏专业胜任能力，也就是傻，那对不起，教材上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解除业务约定，根本就没得继续玩。
　　当然，朋霍费尔这个人我是敬仰的，这本书给我去魅了而已，使他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三本著作，我仍然是极力推荐的状态。
　　《陌生的荣耀》读后感(六)：聊聊信仰
　　看过武卿公众号一篇文章，大概了解了下朋霍费尔的生平与信仰，其实没看过这本书，只是谈谈自己对信仰的理解。
　　看了下武卿的文章，人在脆弱的时候愿意捡起信仰，我的信仰是什么？我尊重那些正信佛教，基督教的人们，有信仰是很值得尊敬， 佛教让人们真善美，基督教让大家爱人爱己。
　　可能我对宗教本身了解的也不深，有些浅尝辄止，每个人对自己的所信也有不同的认知与理解吧，然后又从所信中感化自身，佛教，基督教里也存在行为在世人看来不善不义之人。我记得在杭州时，有很长段时间每周日我都去教堂做礼拜，参加教会活动，和人们一起彼此为己为他人祷告，一起唱歌，听牧师布道，圣诞节还一起守夜，信者有各种身份的人，有钱的房产富豪，年轻的学生，打工者，年迈的老人，家长带着小孩，不同的身份他们对神的祷告也不一样，他们也讲自己是如何开始信的，是如何理解的。教堂是杭州最大教堂，不仅是教会本身神职人员，还有从台湾，美国来的传道者，印象中台湾来的很热情也很朴善，从美国来的很幽默也很朴善。教会里的传道有好几个来自温州，他们本身的家庭条件都很优越，温州人一般就是给大家那种挺能做生意，有点精明狡猾的印象，没想到在这里做追求世俗之外，不追求厚利的主要传道者就是几个温州人。后来看新闻，温州的教堂其实很多，被zf强拆了，我做礼拜的这个教会牧师后来被抓了，据说是贪污挪用信徒捐款。当时介绍我去教堂做礼拜的是一位徐姓弟兄，老家安徽人，40岁左右在公安局上班，在杭州有房子，家里有个女儿，他送给一本圣经，教我祷告，中午吃饭时想给我买吃的，我不好意思，没让他买,其 人是很善良，朴实的。在杭州那几年，碰到几回陌生人主动来帮忙，一次租房搬家提着大袋子很吃力，一位推自行车的阿姨看到了，主动帮忙拖着送了一段路，还有一次去邮局寄东西，需要缝起来，我不会缝，一位大姐主动帮忙缝，如同教会里的那位徐大哥，即使点点帮助，也会温暖他人。当然生活中也难免会碰到一些不称心的人事，时间久了大多都忘记，不提也罢。
　　我的信仰是什么，我喜欢听教会里欢快虔敬的唱歌，对弟兄姊妹为大家彼此虔诚祷告祝福也很感动，我很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来这里的人不管遭遇苦难的，未遭遇苦难的大多都是敞开心声的善良人们。 但我对一些神迹，或教义保有怀疑。小时候躺在学校操场上睡觉，看着漫天星河旋环流转，时不时会有流星划过，觉得好美，好神奇，虽然到现在来我唯一能辨识的还只是北斗七星，还有那颗北极星。和妈，弟弟躺在操场睡觉，夏季免不了有很多蚊子，但回忆起来那也是很温馨，幸福的童年时光。我的信仰就是那夜空中漫天繁星，星辰大海，那白天里蓝天炎阳，青天白日。我的信仰也是阿甘奔跑时脚下的路,脚下的大地，阿甘的母亲说遇到危险时只管跑！大自然里饱含着很多美好情感，可惜到现在很多年再没有看到过那样的星空了，白天的天也少有那么蓝了，来北京也很少去参加教会活动了。我不是那种宗教脸谱化，教条化的信仰！人对自然要有敬畏之心，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爱人爱己。
　　《陌生的荣耀》读后感(七)：如果柏林城里还有一个义人
　　如果柏林城里还有一个义人
　　云也退
　　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坐落在赫茨尔山上，馆外有一片矮树林，取名＂Garden of the Righteous＂——正义者花园。正义者，确切的定义是，在大屠杀和二战期间冒着生命危险救助过犹太人的非犹太人，也就是说需要同时满足好几个条件，才能在这里拥有一棵献给自己的小树。得到这份荣誉的人，有给犹太人签发了很多签证的外交官，也有拉贝这样有名的民间人士，他们的存在和青史留名，让人觉得善恶美丑，黑白正邪，是可以明确区分的。
　　但是，像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这样的人进不了＂正义者花园＂，就是一件需要认真对待的事了。在希特勒时代，路德宗牧师和优秀的神学家朋霍费尔，是很少数敢于向元首的命令说＂不＂的德国人之一。德国是新教国家，朋霍费尔是新教教会中的左翼——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的核心领导人，尽力将本教会的立场保持在反对基督徒亲纳粹的路线之中，他的结局也是壮烈无比：因为参与行刺希特勒而被送上了绞架。
　　《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面面俱到地覆盖了这位烈士从摇篮到坟墓不到四十年的生命。他生平的一大个性，就是＂义＂，1933年纳粹刚一上台，刚刚动手从国内的犹太裔法官、律师和大学教授开刀，展开种族纯化行动，朋霍费尔就清楚，一种＂对我们文化可怕的野蛮化行动＂已经开始了。他一早就有了抗议的决心和姿态，再未曾动摇，教会内外万马齐喑地服从，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朋霍费尔家简直就是一门忠烈，每个人物都有义字当头的事迹。别人不说，就说他家年纪最大的成员：1933年4月的一天，一群冲锋队褐衫军在一所犹太人开的商店＂西区百货公司＂门前布下警戒线，朋霍费尔家的老祖母，当时年已91岁的朱莉，视若无睹地从那帮人身边径直走进了商店买东西。
　　她可能是那天柏林城里唯一对纳粹的举动视而不见的人，她代表朋霍费尔家族，第一次用公开的行动表示出反纳粹的立场。朋霍费尔的妹夫格哈德•莱布霍夫，一个受洗的犹太人，早早地凭自己的见识让全家人了解了任由国家社会主义统治德国，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在他那个阶级、或他共同宗教背景的人中，压倒性多数的人都很轻松地站到了纳粹的一边，在德国当时的环境下，接受国家社会主义要比质疑和反对它容易得多，可是朋霍费尔和他的家人选择了更难的一条路，没有任何踌躇。
　　政治合法性，对于朋霍费尔这样世代有名望的家族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有人反对希特勒，是不满他的政治战略，而朋霍费尔家族的反对是根本性的：他们将纳粹政府看作一个完全配不上服从和效忠的执政者，要走出这一步，对于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来说尤其困难，因为根据他所出身的路德宗传统，个体对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没有任何辩驳的余地，反对它就是完全否定了他所受的教育。个人与政治权威的这种关系出自《新约•罗马书》，在这篇经典文本中，保罗对基督徒的服从义务有一段论述：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如果＂在上有权柄的＂都是与你有益的＂神的用人＂，其职能只是处罚作恶者，那么自然，他们对任何人施暴都可以看作是替天行道，是在执行神的旨意。有这等文本高悬，哪个信徒能够摆脱诱惑，不把它与现实中的情况对应起来以＂匡正＂自己的行为？
　　朋霍费尔抵抗这种普遍的懒惰与顺从，他的才智贡献给了将路德宗基督教的主张同现实世界里所要求的＂义＂相调和。查尔顿•马什说，朋霍费尔1937年的《门徒》（后世更为流行的书名是《做门徒的代价》，是从一个英译删节本来的）一书，＂将世界想象为一个巨大而险恶的地方，充满了诱惑和恐怖；为了抵抗这个世界，基督徒必须警醒守望，高举十字架＂，后来他也在一封狱中书信里讲，他用《门徒》来解释了为何我们不能任意顺从地上的权威，＂很可能，我没有在哪个地方，比在这本书中更强烈地表达过基督徒要诉诸良心的呼吁和愿望了。＂
　　然而，他的正义感却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按照大屠杀纪念馆馆方的看法，朋霍费尔虽然抵抗希特勒，但对犹太人，他却只保护其中那些皈依基督教的。就在1933年4月，即祖母朱莉走进西方百货公司的那个月，朋霍费尔完成了他的重要文章＂宗教与犹太人问题＂，这篇艰涩的、很有争议的文章，一上来就引用了路德在1546年谈及犹太人的一段话：
　　＂我们仍应向他们宣示基督徒的信条，要求他们转而信主，他们本该在我们之前就这么做的……他们忏悔，放弃了高利贷而接受了主，我们就愉悦地接纳他们为我们的兄弟。＂
　　在未受洗的犹太人看来，路德这句话十分傲慢。事实上路德本人在中后期一直是比较反犹的。除非你受洗，做基督徒的兄弟，否则你就是异教徒。在一个苛刻的犹太人看来，朋霍费尔若是停留于路德的水平，则还称不上＂正义者＂之名，因为他没有把所有的犹太人，包括那些与基督教完全无关的虔诚的犹太教徒在内，都纳入到自己的关怀之下，也就是说，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完全的人道主义者。
　　对此，《陌生的荣耀》中是怎么讲的呢？
　　查尔顿•马什说，以＂宗教与犹太人问题＂一文，朋霍费尔对当时＂令人作呕的＂纳粹统治提出了三项尖锐的答复：教会应当质疑这些国家行为的合法性；教会应当帮助这类行为的受害者，即便他们不属于基督教共同体；教会应当采取直接的政治行动，＂不仅把倒在轮下的受害者缠裹起来＂，如果有必要，还要＂打断轮子的轮辐＂。他要求将那些受洗的犹太人接纳为基督徒，不予迫害，因此他才援引马丁•路德的这句话作为理据。
　　查尔斯•马什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勇敢的立场＂，因为希特勒针对所有犹太人，而朋霍费尔的抗议，能为一部分犹太人——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请命，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马什言之成理。我们无法忘记，朋霍费尔出身受人尊敬的望族，久居柏林的富人区，兄弟姐妹不是科学家就是医生，家里的仆从＂有如一支小军队＂，他自己拥有纯粹的、安全的雅利安血统，在新教教会里地位稳固、＂根正苗红＂。朋霍费尔认识的犹太人，除了他的妹夫莱布霍夫外，也就是好友汉斯•希尔德布兰了，而他俩也都已经受洗为基督徒，他并不太清楚，在德国，未受洗的犹太人是个什么境况，也并没有迫切的意识，在拯救＂倒在轮下的受害者＂时要不分信仰。
　　他也很有智慧，巧用路德的话来证明，纳粹想根据种族来清除国内的所有犹太人是缺乏神学依据的。这有点像是在中国的政治高压时期援引鲁迅的诗歌来支持自由恋爱，既然鲁迅是＂钦定＂的文豪，反对者也就无法辩驳。此外，朋霍费尔还找到了路德写于1523年的一段话，当时的路德，还没有那么极端地表露出对犹太人的敌意。
　　在这段话里，路德说，如果我们想要＂度化＂犹太人（指让犹太人改宗基督教），我们就得以兄弟之情待他们，＂因为我们自己尚无法与他们对等，更不用说优越于他们了＂。路德继而发问：假如我们待他们以暴力，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吗？我们不让他们生活、工作、和我们来往，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这不等于是逼着他们去放高利贷吗？
　　＂我们自己尚无法与他们对等＂，放在朋霍费尔的语境下，就是对纳粹种族优越论的一种隐性批评。雅利安人就一定优越？我们哪里来的这般傲慢自负？进而，朋霍费尔阐述了教会与神学家在种族法面前应负的责任：教会应该对这种国家行为采取什么态度？应该做些什么？那些犹太人，当初受洗加入了我们的教会，对他们，我们应当说驱逐就驱逐吗？
　　《世说新语》中有个华歆王朗故事。华、王的家乡闹贼，两人乘船逃跑，途中有人求助想上船，王朗跟华歆说：船里空间还大，有何不可？遂让那人上来；后来贼人追至，王朗就想把那人赶下去，华歆说，既然救了就是受人信托，怎能轻易舍弃？＂遂携拯如初＂。现在，纳粹一发布＂雅利安条款＂（即将非雅利安血统的人驱出公职的条款），教会为了不给自己惹麻烦，立即当起了王朗，发起了自检，要把当初吸纳进来、并予以保护的犹太人＂兄弟＂赶出去。这种做派毫无责任担当可言，在朋霍费尔看来，无疑是一种莫大的不义。
　　朋霍费尔曾在美国研习神学。1939年6月他二度赴美，朋友们安排他在那里搞一年研究，安安心心做个牧师。要是老老实实待在那里，他在神学领域逐渐爬到顶级怕是没什么悬念。他知道战争快要爆发了，对希特勒他也不抱幻想，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到美国就明白自己是德国的一员，必须跟德国人＂共赴国难＂。他在纽约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我不相信留在这里是上帝的旨意，即在发生战争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特别的任务。＂
　　＂上帝的旨意＂藏在白纸黑字里，飘在风中，端看你如何解释，凭什么去解释。有人援引上帝和耶稣的话来证实饱食终日，有人则从中找到奋力担当的依据。他跟出生于美国的德国人后裔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保持了常年的通信，尼布尔没有多少德国认同，但朋霍费尔在一封信里告诉他，＂我来美国是犯了一个错误。＂
　　接下来的话，《陌生的荣耀》中没有引，但我觉得很必要一读：＂我必须和德国的基督徒们一起度过民族史上的这段困难时期。倘若我没有和我的人民分担这段时期的历练，我就无权参与德国基督教生活的重建……德国基督徒将面对一个可怕的抉择，是让国家战败以使基督教文明幸存，还是希望国家赢得胜利而导致我们文明的毁灭。我晓得我该怎样选；但我无法再做出选择的同时保全自己。＂
　　义人不一定在任何时候都急公好义，正义感如果遇上了犹豫的秉性，也许就不能产生令人感动的义举。林肯是伟人，可他也是在迫在眉睫的形势下发起解放黑奴的行动的；同样，查尔顿•马什告诉我们，朋霍费尔的秉性一贯是被动的，＂让外部事件的逻辑发展带着自己向前，或者尽可能安静地从中退出来。＂能不主动选择，就不主动选择，＂无论哪一种选择，最后的结果都是避免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但他在决定离美返德的时候却很果断，他突然有了紧迫感，明白重大事件即将发生，有义务＂共赴国难＂。这是一种深度的精神觉醒，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有这样的时刻。
　　然而，他的＂赴国难＂，意思是协助自己的民族战败，接受任何一种难以预料的屈辱结局——这又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但是如他信中所说，重建德国基督教生活，是他心中第一位的使命所在；他仍是一个路德宗信徒，总的来说，这个教派对犹太人有着相当大的敌意。拯救犹太人，是振兴教会、让基督徒过上更积极、更有正义感的团契生活的附带效果。那么，我们可以就此说，他还够不上一个＂正义者＂吗？
　　他的姐夫汉斯•冯•多纳尼比他更为积极地涉入拯救犹太人的大业里，因为职业的关系，他对纳粹帝国的暴行最为熟悉，而且从纳粹上台起就撰写一本＂编年史＂，逐日记下纳粹的行为和政策以为日后之用。正是因为家族内有这样的亲戚，朋霍费尔才会比其他希望纳粹能够以不流血，＂伴随渗透和宣传的精巧的胁迫方式＂吞并邻国，从而保持自己良心清白的基督徒更早地放弃幻想。对那些基督徒而言，＂期待和平演变＂是他们给自己屈从于帝国号令找来的道德借口，抱有幻想，目的就是为了逃避选择，什么都不做。
　　多纳尼是纳粹核心机构＂国防军＂里隐藏的反对派之一。他和朋霍费尔在1943年4月双双被盖世太保逮捕。经过一年多的审讯，他们被确定在从事＂非法活动＂，其中之一是所谓＂7号行动＂，把十四名犹太人成功偷渡去了瑞士。这十四个人如果都是受洗为基督徒的犹太人，则事态大概还不至于太严重，但事实上他们之中有几个没有受洗，按纳粹的法令，理当被赶尽杀绝。
　　他们谋刺希特勒的事也是后来才暴露的。1944年7月20日，帝国中央安全办公室开始调查国防军在反希特勒阴谋中的作为。除了多纳尼的＂编年史＂，国防军里的抵抗小组还保有着记录所有行动的秘密档案，例如1938年举行政变的计划，还有抵抗小组核心成员威廉•卡纳里斯的日记，这些，连同朋霍费尔的通信都被翻了出来。他的命运就此注定，绞刑于1945年4月9日执行。
　　朋霍费尔的很多门徒弟子，在战后德国发起了对基督教遗产的清算，尤其是其中反犹的那一部分。所以，朋霍费尔若是活下来，应该也会参与其中。不管怎样，当大屠杀的真相被披露时，以他的性格个性，他一定会认可自己在这一不良遗产中的位置，而非将自己摈除在外，当责任横在面前，他一定会承担而非逃避，完全不在乎被人扣个＂对犹太人心存歉疚的基督徒＂的帽子。
　　在犹太人的圣经里，亚伯拉罕跟上帝有一段有名的对话。上帝要毁掉所多玛，亚伯拉罕为之求情，最后上帝答应，如果城内还有＂十个义人＂，他就不毁灭所多玛。上帝答应时，应该是确信城里连十个义人都没有的。1933年之后的柏林，乃至全德国城市里的所有人，都在面对＂是否选择不义＂的考验。恶势力如黑云压城，而人们习惯性的苟安和头脑的惰性又如此强大，结果，就连朋霍费尔这样鲜有的、甘愿殉身的义人，都不能免于显微镜式的挑剔。
　　黑格尔说过，不管发生什么，每个个体都是他所处时代的孩子；哲学也是它自己的时代在思想中的体现。想象一种哲学可以超越其当代的世界，就像想象一个人可以越过它自己的时代一样，是荒诞不经的。这话对于朋霍费尔特别适用。一样的信仰，在别人身上是逃避责任的依据，在他这里却转化为道德指针，促使他去反对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虽然，这种信仰包含了一些并不好看的内容，对于犹太人和犹太教还有不公平的评价，可我们无法责难朋霍费尔，因为他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走上一条少人问津的、需要勇气才能走的路。
　　《陌生的荣耀》读后感(八)：《陌生的荣耀》书摘
　　《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书摘
　　作者：查尔斯·马什
　　周怡/整理
　　自大的童年
　　与二十世纪大多数新教神学家不同， 迪特里希· 朋霍费尔并不是出身于神职人员家庭。 1906年2月4日，朋霍费尔生于布雷斯劳， 在八个孩子中排行第六（他的双胞胎妹妹第七）， 父亲是一位天赋极高的人文主义者，在宗教节日喜欢亲人朋友的聚会甚于去教堂。
　　葆拉· 朋霍费尔是卡尔· 弗雷德· 冯· 哈赛(Karl Alfred von Hase)和卡尔克鲁特女伯爵克拉拉· 格雷芬· 冯· 哈赛(Clara G画n von Hase)的女儿。 卡尔· 弗雷德曾在波茨坦要塞教堂担任皇帝的专职牧师， 前面提到过他的父亲， 是十九世纪教会史领域相当卓著的专家。虽然葆拉比卡尔平易近人，但她也有不可轻忽对待的权威。为了与宗教礼仪相配合， 她向孩子灌输了一种优雅、适度，但强调责任的路德宗敬虔。
　　迪特里希要在一群天赋出众的兄弟姐妹中崭露头角是很不容易的。 大哥卡尔—弗里德里希生于1899年， 极其轻松地掌握了复杂的科学。 同年出生的二哥沃尔特后来成为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和博物学家。生于 1901 年的克劳斯是与迪特里希年龄最接近的兄弟， 兼具自由精神和敏锐的分析思维；有一次他在化学课上被打了低分， 原因是在课堂上拒绝放下黑格尔的著作。
　　大姐乌苏拉生于 1902 年， 继承了父亲对临床医学的热情，二十一岁结婚前一直在社会工作专业学习。 二姐克里斯蒂娜排在大姐之后， 1903 年出生， 与哥哥沃尔特一样热爱自然， 取得了动物学荣誉学位。 最小的孩子、排行第八的苏珊娜出生于 1909年， 比双胞胎兄妹小三岁。 她在情感方面罕见地成熟， 富有同情 的天赋， 如果不是因为做了传道人的妻子而心满意足， 苏珊娜很有可能追随父亲的脚步从事心理医师的工作。
　　迪特里希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独特禀赋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 不过， 在追求自己认为公正、真实事物的过程中， 他并不在意看起来有些自大和无畏一或者如同学们有时认为的骄傲。 在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中， 他这样描写以自已为原型的角色： ＂当他为别人愤然起身的时候， 没有人敢挡他的道， 然后， 他就像一头狮子那样战斗， 是一个狂暴的对手。＂ 他或许会承认自己的动机＂较少出于对这个人的爱，而更多是出于作为自己存在之本质的责任感的需要＂ 。 3 不过， 他向父母解释， 伙伴们都缺少承认英才的器量心里满是嫉妒。 只是到了他生命的后期，骄傲的罪，才成为灵性归正的对象；在读书的时候， 朋霍费尔认为自己的聪明才智不过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双重间谍＂的神学家
　　1933年底， 柏林大学神学系90%以上的学生都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党。 朋霍费尔的大多数同事都在翻领上别了铜质的纳粹徽窜。 系主任埃里希·希伯格－他的父亲就是朋霍费尔博士论文《圣徒相通》的指导者－在林登路这座灰色城堡的前门挂上了一面千字旗。
　　朋霍费尔不确定要如何回应。 ＂我们即将见证教会的巨大重组，＂ 他说， 而甚至 ＂连最聪明的人也完全丧失了他们的头脑和他们的圣经＂ 。他感觉这个形势有越来越多的要求， 好像一副重担压在他肩上， 使他很难将注意力放在学术工作上。
　　朋霍费尔对令人作呕的纳粹统治提出了三项尖锐的答复：教会应当质疑这些国家行为的合法性；教会应当帮助这类行为的受害者， ＂即便他们不属于基督教共同体＂；以及教会应当采取直接的政治行动 ＂不仅缠裹那些倒在轮下的受害者＂，如果有必要，还要打断这个轮子的轮辐。1 他强调，这最后一步，显然是三条中最具颠覆性的，应当 ＂ 只在国家无法履行创制法律和秩序的功能＂ 的情况下采用。但是，即使是他的前两项提议一挑战《雅利安条款》 的合法性，以及认为教会对社会中的所有受害者都有 ＂无条件的义务＂，无论其宗教信仰为何——也违反了现在根据法律要求每一名牧职人员作的教牧宣誓：支持和遵守帝国法律。 为了反对德国基督徒运动，尤其是反对其针对受洗犹太人一在纳粹德国有大约35万人一的十字军行动，朋霍费尔宣布，任何拒绝与犹太裔基督徒一同敬拜的人乃是＂不可避免地选择离开教会＂ 。这一年稍后，朋霍费尔再次重申这一立场，表示任何人想要驱除犹太基督徒的，也就是想要驱除基督。
　　在战争爆发之前， 德国国内的一些纳粹反对者就已经开始策划推翻这个政权。在 1938 年苏台德区危机爆发时就酝酿了初次计划。计划的实施取决于德国军队重要人物的支持。但是，后来计划永远不会启动了 随着德国在波兰和西线的胜利， 军事领导人对这种风险的胃口日益消退。如果抵抗组织希望赢得海外的实质性支持， 就需要找到另 一条道路来显示自己的可靠程度。
　　1939年， 随着认信教会运动的破产， 朋霍费尔进行了另一次纵身一跃， 进入到一个新的行动领域， 与柏林抵抗组织的成员会面， 商讨一项最为大胆的计划。朋霍费尔决定将他行动主义的重点从以教会为基础的反对转向极为世俗性的抵抗运动， 这实在是一种巨大失望的产物， 不仅是对于同胞的德国异议基督徒， 也是对普世教会运动：尽管游说了将近五年， 他还是没有能够说服颇有影响力的信仰和秩序委员会。这个机构在 1910 年爱丁堡普世宜教大会之后不久由美国圣公会人士建立， 目的是推动对全球教会的普世理解承认异议团体为一个教会。 现在， 随着认信教会丧失一度主张的神学制高点， 朋霍费尔决定， 是时候从事另一种活动， 一种更大胆的职业。
　　7月底在与多纳尼的一次谈话中， 朋霍费尔终千决定成为一名＂V客＂Verbindungsmann, 即特工）， 进入威廉· 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领导的军事情报机构， 后者是奥斯特非常信任的领袖和反纳粹同谋者。 朋霍费尔要利用自己的职位收集可以听到、窃听到的有关德国军事计划的信息，并通过同谋者的网络传递出去。 通过他在普世教会运动中的广泛关系， 他也要尝试使盟友们了解抵抗组织的活动，并希望为计划中的政变发生之后成立非纳粹政府争取国际支持。 朋霍费尔逃避征兵的企图， 通过一 条迂回的途径最终使他成了一名反谍报人员， 但毕竟还是成功了。 他与 ＂ 国防军＂ 的关系使他解除了战斗义务。
　　1940 年秋天的最初儿周， 在决定加入抵抗组织，但还没有被接受加入 ＂ 国防军＂ 之前， 朋霍费尔写了一段灵修文字， 最终加入到了他的《伦理学》(Ethics)中： 教会……在应当大声疾呼的时候保待沉默， 因为无辜者的鲜血正在向天呼求……它袖手旁观， 令暴力和恶行的施行背上了……基督之名……教会承认它看见残忍的力最无法尤天地横行， 看见无数无辜者遭受身体和灵性的苦难， 压迫、仇恨， 还有谋杀，但它没有找到方法向他们伸出援手。＂
　　抵抗组织受到的一个束缚， 就是非战斗人员难以到德国以外活动， 更不用说去中立国。如果没有这个新职位， 他就会发现自己与大多数同道一样被堵在帝国里面。但作为 ＂ 国防军＂ 的一名平民成员， 他可以担任被派往英国政府的信使和外交人员；后来他利用这个机会向盟军提供机密材料， 以及游说他们支持政变计划。 接受朋霍费尔做纳粹反谍报人员， 对于这样一项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命， 官方的理由是他的海外经验可以帮助 ＂国防军＂ 了解美国、英国， 以及尤其是瑞典的政治形势发展。
　　海外神学界和教牧界的绝大多数同事都不知道他成了一名双重间谍，并可以理解地对于突然发现他加入纳粹政府而大惑不解。在这种情况下， 他能做的最多就是请朋友们保持耐心， 祷告， 并表示希望他们不要对他丧失信心。朋霍费尔采取了积极的密谋行动， 没有教会方面的祝福帝国教会控制着德国路德宗的体制性架构， 而从未获得承认的认 信教会则躺倒在一片废墟之中。 如果异议教会取得了普世运动的承认， 探究它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会很有趣。而朋霍费尔将他的决定视为自己教牧工作的自然延伸：他依旧是抵抗运动中的一位神学家、牧师和认信者。 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 他必须依靠自己的资源。 史上从未有过路德宗传道人承担颠覆政府之职责的先例。 幸运的是， 至少为了掩护起见， 朋霍费尔的新工作 ＂ 在一些人看来更像是在与纳粹合作＂ 。
　　关于朋霍费尔为什么会接受多纳尼的邀请， 回头来看， 理由会更清楚：1941年2月7日， 在申请延期两年之后， 他获得了一个豁免积极军役的身份分类。
　　他在国际教会间继续的活动使作为纳粹间谍的工作有了很好的掩护；同时， 他作为纳粹间谍的工作也隐藏了他是被奥斯特、卡纳里斯、吉赛维乌斯(Gisevius)和多纳尼招募的共谋者， 目标是破坏第三帝国。
　　随着神学家和间谍的双重身份日益进深， 他好像开始同时向共谋者和纳粹合作者布道。到1940年底，他灵巧地游走于教会废墟最狭窄的壁架上，一面倚靠着幽灵般的抵抗组织为支柱。就 在这样一种艰难处境中，他还是不知疲倦地发出战斗性的福音之声。
　　1940年他在斯特廷所作的复活节讲道这样说：
　　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上帝对基督和他的救赎工作的肯定。十字架是所有人的咒诅和审判的终点，这基于上帝儿子的死亡。如果十字架是有关耶稣最后的话，那么世界就毫无盼望地失丧于死亡和定罪之中；这样世界就胜过了上帝。但是，以一己之力为我们成就救恩的上帝 ＂一切都是出于上帝林后5：18——使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在终点之后， 以一种从上面来的神迹的方式开始一不像春天是依照确定的规律，而是出于上帝无可比拟的自由和权能，击碎了死亡。＂圣经明白地说， ＂死亡被死亡所吞灭＂ (路德）……
　　＂行刺希特勒＂的和平主义者
　　一名基督徒——一名像朋霍费尔这样的基督徒，要怎样才能在欧洲犹太人被恐惧重重围困的、即将进入到首次大屠杀的年份时，庆祝一位弥赛亚，就是那位将要作为犹太人的王被嘲笑、鞭打、钉十字架的上帝的来临呢？
　　宣扬福音真理， 同时思索基督教的终结， 他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会一直这样做；在谋划行刺希特勒的同时肯定和平主义伦理。朋霍费尔表现出了现代性加在信仰之上的一些令人困惑的矛盾。但是， 这些并不能使他转离核心的正统信仰：上帝恩慈地将世界托在自己的手中。 这就是朋霍费尔发誓要宣扬的陌生而荣耀的福音， 尽管没什么证据表明大多数世人会认同这是 ＂好消息＂ 。但是，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恩典临到这个世界： ＂ 拯救马上就要来临了！长夜既深， 日出将近！尽管这世界已经拒绝他＇的 主权和大能＇ ，但政权已经担在这个婴儿的肩上！上帝将世界握在手中， 永远也不放手。＂当然， 有的时候， 福音只能在沉沉的黑夜中， 从焦虑的内心， 以微弱的低声宣告。
　　认信教会最终在元首面前退缩了。它的官员们和圣道的看护者成了坐视邪恶的旁观者。相反，朋霍费尔不信主的抵抗组织新同志们却以极大的勇气面对着具体的现实。这种令人迷惑的背离现象使朋霍费尔逐渐产生了一种对＂ 好人＂ 的赞赏，并提出＂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 。《门徒》中所描绘的那个充满了堕落和邪恶的世界，看起来好像就是时代精神更准确的反映。但是，在《伦理学》中，朋霍费尔远远超出了这些论述以及其中所暗示的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区隔；他的目标是一种异常强烈和遍及一切的基督化秩序，在其中所有现实都与上帝之爱相一 致，取了道成肉身的形象。
　　这些当然是大胆、越界，并且（格外）自信的推论。 然而，如果将其与一位基督徒共谋者的内在生活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它们就呈现出一种寻求自我理解、试图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挣扎作出神学指导的努力，以及一种对非信徒作为恩典媒介的祝福。 即便它们看起来常常与传统救恩观不同，但无论如何表达了一种博大的盼望，一种以基督论为中心的侧重，引向更大的包容性。《伦理学》 是一部带着复杂雄心的作品， 最重要的就是为抵抗组织中的人们提供神学资源。 其中基督论的责任观是作为对一种世俗责任观的补充， 赋予上帝的话语超越性的力量， 以及 ＂一 种在日常运用中无法获得的完满意义。＂
　　1941年夏末，朋霍费尔的姐夫汉斯· 冯· 多纳尼拟定了帮助七名柏林犹太人逃往瑞士安全庇护所的计划。 他们会被护送通 过巴塞尔附近瑞士边境上的盖世太保检查站，伪装成军事情报机 构的特工。 这倒没有太不合情理：情报官员确实会偶尔利用犹 太人身份展开秘密行动。 不过，所需的文件必须要伪造。
　　朋霍费尔的角色有限，但在战略上极为重要。 他利用自己在 普世运动中的熟人为七个人安排了签证和保护人。 他还要将慕尼 黑军事情报处的威廉· 施米德胡贝尔(Wilhelm Schmidhuber)引介给瑞 士教会联盟的主席阿尔丰斯 · 柯西林(Alphons Koechlin), 后者会协助进入瑞士的过程。 3 到9月30 S 任务执行 时，逃亡者的人数已经翻倍到了十四人；行动代号仍然叫做7号行动。 在 秘密出境的十四名犹太人中， 有十一人是犹太基督徒。
　　犹太人被送往德俄前线附近的集中营
　　在巨大的邪恶面前＂谁能站立得稳＂ ？
　　从1942年1月到1943年4月被捕，这是朋霍费尔最痛苦纠结的一段时期，在他承担的双重身份下，做门徒的要求前所未有地难以与之调和。 他会勉强接受不确定性。 他会抛弃做圣徒的＂骄傲＂。 他会仅仅寻求分辨出负责任的行动。 那意味着学习 ‘从下往上看事情＇，并放弃外表敬虔的术语。 他和同志们只能通过向往成为 ＂朴实、单纯、诚实的人＂，才能从这一场 邪恶的盛大假面舞会＂、无处不在的宣传和欺骗的迷雾中找到一条路走出来。不过，他的挣扎并不会有一个英雄式的结束。
　　朋霍费尔本人从未想象过自己的行动有丝毫的英雄样式， 他自称 ＂知道自己有罪的同谋者＂ 。 他为叛徒、 颠覆者和逃兵施行圣礼。 他为共谋集团祷告， 为祖国战败祷告。 有人提出时， 他就与共谋者们一同祷告。 对那些默许杀死希特勒的命令的人， 甚至对那些直接筹划这一行动的人， 他都表现出一种祭司般的客观 性一更多是如此而非冷漠。 他的羊群中有基督徒、 无神论者、天真的浪漫主义者；他们的勇气以及对正义行动的委身 为了人类的益处一都超出了教会制约和劝诫的范围。 朋霍费尔对这个团体的独特贡献， 在于带着权威阐释了他们目标的道德正当 性， 按罗宾· 洛文(Robin Lovin)的说法，动摇了国家对个人绝 对忠诚的传统主张， 即一种 ＂建立在爱国主义和军事誓言神圣性 之上＂ 的主张。路德的《大要理问答》教导说只有上帝或他在世上设立的政府才可以正当地夺取人的生命。 朋布费尔的工作，就是为一种传统上被定为谋杀罪的行为提出道德依据。
　　朋霍费尔思考了破碎不堪的国家、教会以及已被击碎的文化中产阶级理念： 我们成了邪恶行为沉默的见证人。我们变得狡诈， 学会了模糊和含混的艺术。经验导致我们不信任其他人， 常常没有向他们说真实、坦诚的话。尤其承受的冲突撕裂了我们，甚至使我们变得愤世嫉俗。＂ 他说自己已经学会 ＂ 从上往下， 从 被排斥者、被怀疑者、被苦待者、无权力者、被压迫者和被辱骂者的角度， 简而言之， 从受苦者的角度观察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我们失去了许多， 其数无法衡量， 但时间并没有浪费。实际上， 对于我们所获得的洞见和经验， 后来我们都认识到只是现实、生命本身的抽象。但是，正如遗忘的能力是一种恩典的礼物，记忆也是如此，是对所接受教训的重述，是负责任的生活的一部分。谁能在一片动荡和灾变中站立得稳呢？＂
　　他认为： ＂邪恶的巨大假面舞会将所有伦理概念都抛入混乱之中。 邪恶表现为光明、善行、历史必要性、社会正义，完全都是那些属于我们曾经接受的伦理概念范畴之内的概念…… ＇理性人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那些带着最好的愿望、幼稚地误解了现实的人，他们以为凭借自己的那一点点理性，就能够修补个出自于裂缝的结构。 他们的判断能力大受损害，因此，他们想要在每一方面施行正义，却只能碰得头破血流、一事无成。看到世界如此非理性，他们失望了，认为自己注定无能为力；于是他们退缩、放弃，要么无助地沦为强者的牺牲品。＂
　　朋霍费尔继续说： ＂谁能站立得稳？只有那些最终标准不是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原则、良心、自由，或者美德的人；只有那些单单在对上帝的信心以及与上帝的关系中，一且被呼召顺服并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就预备好牺牲所有这些东西的人。 这样一个人就是负责任的人，他的生活不是任何其他东西，而是对上帝要求和呼召的回应。＂
　　出于良善的权能
　　朋霍费尔在抵抗运动中的参与持续到1943年3月13日。 这一天， 法比安·冯·绍拉布伦多夫将一个伪装成自兰地的定时炸弹偷偷运上一架预定将希特勒从斯摩棱斯克的陆军总指挥部载回德国的飞机。但引信失效了 可能由于飞机内部在高空的温度过低 这次行动被发现了。1 1943年4月4 S 晚上， 当敲门声响起时， 朋霍费尔正坐在二楼房间的书桌前。 他的一些文稿， 包括尚未完成的《伦理学》， 藏在梁上。 那本用来掩盖他参与共谋活动的假日记则放在书桌上。 他向盖世太保探员投降， 戴着手镑被带出房子， 塞进一辆停在步道尽头的黑色梅赛德斯。 当时他三十七岁。
　　朋霍费尔进入了一个无法逃避的悖论：他祝福那些阴谋刺杀元首的人， 同时又承认福音在本质上是非暴力的。负责任的行动意味着杀了那疯子， 即便这样的行为违反了上帝不可杀人的诫命。还可能有其他出路吗？面对希特勒的暴虐统治， 非暴力的方式会带来不可避免的罪咎一对 ＂ 无可辩驳的＂ 非正义， 以及那些原本可以被拯救的尤辜生命都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负责任地行动就意味着如果可以， 就要杀死那个疯子， 即便这样的行为违反了上帝不可杀人的诫命。
　　然而， 这样的推理并不足以把朋霍费尔从他的道德困境中解脱出来， 就是要在 严格服从上帝的话语 和 对地上国承担人的责任＂ 之间做出选择。 他继续行走在某种边缘一努力要识别诫命的道德例外， 而这条诫命此前没有更高的神圣法则阐明，只能通过具体的现实显示出来。 他要背负着自己的不确定，把它＂当成一种属灵操练， 带着所有有问题的因素＂＂ 在受苦中喜乐。既然无法找到什么实际的解决方案， 他就打消了寻求完全无辜的盼望， 引出了由负责任的行动而生出的罪咎。 在两种恶之间， 这一边是他可以接受的。
　　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尽管有些不同的认识，但还是与别人一起唱了巴赫的康塔塔《上帝是我坚固保障》(Eine feste Burst unser Gott) 。他更喜欢用轻快、跳跃的节奏＂ 、生动的旋律来唱这首诗歌，并且欣赏上下旬之间的精致平衡：
　　纵全世界充满鬼魔，恐吓要将我毁灭；
　　我们不怕， 因有神旨，靠主真理必告捷。
　　弗洛森堡集中营， 朋霍费尔被处决处
　　1944年圣诞节他给家人的礼物是一首题为《出于良善权能》(Von guten Machten)的诗。他告诉父母， 这些诗句在他头脑中徘徊已经有几天了：七节五音步抑扬格（经典德国十四行诗的标准格式）， 作于战争的第六个降临节。《所有美善力量》表达了属世的渴望，但最终是一首通向永恒的序曲。
　　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奇妙地安尉保守每一天，
　　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
　　尽管过去的年日都折磨心灵，艰困时光重担压迫我们，
　　主啊！拯救饱受惊吓的心灵，以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若你给我们递来沉重苦杯，满溢着忧愁痛苦的苦杯，
　　主啊！从你良善恩慈的圣手，毫不颤抖心存感谢领受。
　　主啊！若你愿意再赏赐我们，世上欢乐以及阳光亮丽，
　　让我们纪念过去美妙岁月，把我们生命完全交托你。
　　今天请让烛火温暖地燃烧，是你带给黑暗中的我们，
　　或许这会引领我们再相聚，明白你的光在黑夜照耀。
　　寂静深深地围绕我们展开，让我们听见那丰富响声，
　　从周遭无形世界向外扩散，凡你儿女尽都高声歌颂。
　　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不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
　　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与我们同在。
　　如果一个人进入新年的时候可以有家人朋友实在的陪伴， 是 一件美好的事。 ＂如果可以， 使我们重聚！ ＂ 他这样祈求。 如果 不是如此， 愿你的旨意成就。
　　在地狱， 就是盖世太保的审讯监狱里， 朋霍费尔感恩有＂天使 ＂的来访。 那 ＂不可见的伟大王国＂ 现在已经变得可见了，它的真实存在＂ 再没有 ＂任何疑问＂ 。
　　本文节选自《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查尔斯·马什著，徐震宇翻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陌生的荣耀》读后感(九)：俯身向人 ——《陌生的荣耀》中文版序言 何怀宏
　　现在已经很少有书能够迅速将一个读者带入一种深沉的情感，但查尔斯·马什的《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却是这样的一种书。这当然首先和书的主题、和传主有关。迪特里希·朋霍费尔（1906.2.4—1945.4.9）短暂的一生思想深沉高贵，行为大义凛然。他很小就内心渴望上帝，凝思永恒，他的天赋也是极高，教养很好，学业优秀，前程远大，本来是可以成为学院中一位非常杰出的神学教授和学术大师的，却不幸劈头遭遇了20世纪上半叶欧洲惨烈的＂流血政治＂——二次大战，尤其是德国纳粹的残酷压迫，从而激发了他的精神斗志。他试图以其微薄之力力阻时代的狂潮，乃至参加了刺杀希特勒的密谋等直接行动。43年4月被捕入狱后，他又在狱中写下了大量思想深邃的书简，最后在二战结束前夕从容赴死。
　　而传记的作者、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马什也以丰富的事实和冷静的笔触给我们描绘了朋霍费尔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像。朋霍费尔从小生活的家庭环境是相当优越的，也富有人文气息。他父系的家族16世纪初从荷兰迁往德国，三百多年后这个家族在德国已大获成功，其成员在法律、医学和宗教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这除了才华的原因，大概还有干劲。朋霍费尔的祖父是位法官，他坚持认为，六十公里以内的旅程采用步行方式更好。其父亲卡尔则是位著名的医学权威，做过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的讲席教授和医院院长。父亲也继承了祖父的严谨和高冷，对孩子并不亲昵，但责任感很强。延伸到孩子们，家庭的男性可能大都有这个特点：即对他人行为的动机＂较少出于对这个人的爱，而更多是出于作为自己存在之本质的责任感的需要＂。
　　而朋霍费尔的母亲则是贵族出身，开朗自信，感情深沉，但也并不轻易外露。 她和丈夫都不为时髦的＂家长要做孩子亲密朋友＂之类的建议所动。她（他）们不体罚孩子，如果孩子对某项决定有疑问，会鼓励他解释自己的观点——然后严格照着做。虽然母亲比父亲平易近人，但她也有不可轻忽对待的权威。那时上层家庭的教育还是颇为老派的。
　　朋霍费尔6岁的时候，父亲到柏林的大学任教，后来购置了一栋三层楼的帝国创建期风格的大宅子，既能享受都市的便利，又可满足乡村生活的风味，同一条林荫道的两边住着科学家、政治家、学者、制片人和电影明星，他们及其孩子在社区的社交活动中打成一片。朋霍费尔家里的仆从好像一支小军队——女仆、管家、一名厨师和一名花匠、大孩子们各人有一名女家庭教师、小孩子们有保育员。朋霍费尔的绝大多数物质方面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甚至到了成年的时候，有些生活习惯还显示出某种自小的优越：比如他在外地的时候，衣服脏了，邮寄到家里去洗涤，然后再邮回来。
　　那个时代看来也还是一个优越者较多生育、繁衍后裔的时代。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母亲在10年的时间里就生下了8个孩子，且正好四男四女。迪特里希排行第六，上面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与他是双胞胎的妹妹和另一个妹妹。这些孩子们个个天赋出众。大哥卡尔—弗里德里希生于1899年，他极其轻松地就掌握了复杂的科学。同年出生的二哥沃尔特后来成为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和博物学家。生于1901年的克劳斯是与迪特里希年龄最接近的兄弟，兼具自由精神和敏锐的分析思维，后来成为著名的法律专家。他的几个姐妹也都成绩优异，获得学位。
　　然而，这些孩子们生在新旧世纪之交，就承担了20世纪的命运。她（他）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却有一个不幸的成年。她（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文化兴盛的年代，但却也是一个由盛转衰的时代。她（他）们拥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庭，却并不拥有一个稳定和谐的世界。1918年，大哥与二哥都参加了军队，两个人都受了伤，而二哥伤重不治。大哥回来成了社会主义者。三哥则属于魏玛自由派，后来也因反对希特勒被处死。二姐夫亦因参加秘密抵抗组织而被捕。胞妹则因嫁给了一个犹太人而被迫全家偷偷逃离德国。
　　当然，除了共同的命运，朋霍费尔一开始就呈现出他个人的一些强烈特点：他喜欢孤独。很小的时候，他就有时候会＂藏到玫瑰花棚和院子边缘之间、杂草丛生的一个小花园里。保姆站在走廊上反复喊他吃饭，迪特里希完全没反应。他丝毫不顾热浪和不断昏暗的光线，一个人呆在花园里的隐秘处，心满意足。＂在意大利与他哥哥克劳斯一起游历的时候，＂有一次，克劳斯在晚祷的时候走进一间小礼拜堂，尽快退了出来。而迪特里希则是退入到晚祷中的小礼拜堂，全神贯注地倾听圣咏的每一步节奏。＂同时，他又强烈地希望总是在学校争取第一。
　　二哥沃尔特死后不久，迪特里希就宣布他已经决定要成为一名神学家。他那时还只有十三岁，此后他对他选择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就再也没有过丝毫的怀疑。其实他的音乐天赋也很高，视读能力极强，家里人还谈论过他是否要以钢琴演奏家为业。但他的确在许多方面的学业成绩都是很优秀的。17岁的时候，他就申请参加高考。在几乎所有科目上都得了高分。他还流利地掌握了三门古典语言：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而在欧洲主要语言方面：除了德语，他还通晓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他在西班牙、美国和英国都长期学习或实习和工作过，也多次游历意大利等地。
　　在朋霍费尔就读图宾根神学院期间，不仅＂在学术上成绩优异，同时还有时间以令人艳羡的轻松方式从事音乐和体育活动。＂他不仅对高度专业化的系统神学课题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也相当轻松地跨专业阅读哲学、社会理论和心理学。＂不过，他在其间来去最自由的学科，还是在家里餐桌上的讨论，与父亲、兄弟姐妹和姻亲们、甚至格伦沃德的邻居们在日常中的谈话；他们是些医学和自然科学家、法理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柏林学术精英日常谈话的所有科目。＂
　　1928年2月，朋霍费尔受邀去西班牙担任巴塞罗那德国教会的助理牧师。在那里的工作中，他再次展现了他在学业中展现的过人才华。这种过人才华常常让其他人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才能有多么微薄，甚至有可能冒犯他们。作者写道：＂正如朋霍费尔对自己的阶级出身并不羞愧，他也不会故意贬低自己与生俱来的天赋。不过，他也不会夸大。后来，随着骄傲的罪成为一生不断的挣扎，他逐渐学会克制自己，以使他人觉得舒服一些。不过，他绝不会否认出身带来的优点，或者假装已经超越了那些。他会坚持说，那是一种贵族的自信，帮助他看穿宣传的伎俩，并拒绝沦于平庸。＂
　　1930年9月，朋霍费尔接受纽约协和神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岗邀请前往美国，。在那里，他阅读了几乎全部的威廉·詹姆斯著作，以及杜威、罗素、怀特海、桑塔亚那等人的主要著作。但影响他最大的还是可能正在写作自己的名著《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后来在1939年夏天，当朋霍费尔发现自己处于命运十字路口的时候，也正是尼布尔邀请他到纽约避难。有意思的是，这个拥有两个博士学位的柏林人，在当代思想资源上受到的最大影响，却是来自两个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一个是尼布尔，另一个则是瑞士神学家巴特。
　　但是，随着30年代初期希特勒的崛起，社会掀起了狂潮。朋霍费尔的生命开始进入一个与希特勒相冲突的轨道。1933年1月，柏林的大学生们在午夜时分跑到广场，用排山倒海的＂希特勒万岁！＂向这位新任帝国总理致敬。5月10日，夏季学期开学的头一天，学生和教授们加入歌剧广场举办的篝火晚会。集会者将数百本从图书馆、犹太会堂和教会没收来的书投入大火。年青的大学生们却充当了愚昧和野蛮的先锋。
　　到1933年底，柏林大学神学系90%以上的学生都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党。朋霍费尔的大多数同事都在翻领上别了铜质的纳粹徽章。系主任希伯格——他的博士论文《圣徒相通》的导师的儿子——在林登路这座灰色城堡的前门挂上了一面卐字旗。党员身份和对党的忠诚成为在神学系获得教职的决定性标准。德国大学里一些很少数的反对者被剥夺了教席。
　　极权主义就等于独裁者和大众的结合。有鉴于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朋霍费尔在43年入狱前写下的＂十年以后＂一文中那样推崇品质而不是数量。但他的反战和反纳粹的思想的发展的确也有一个过程。他年青的时候也说过赞许德国民族爱国主义和战争的话。他在巴塞罗那担任助理牧师时，还曾热情洋溢地谈到鲜血、土地、祖国、以及向旧式日耳曼战神效忠等等。甚至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期间，尽管他厌恶政府明显操纵形象的做法，也还是忍不住对奥运会本身感到发自内心的激动。即便到了他的反纳粹立场和反战思想确定之后，他也有过犹豫和动摇。比如他没有应一个犹太基督徒之邀去主持葬礼，这一拒绝带来的羞愧和内疚感一直持续到他死的时候。他也明确地表示，任何想要驱除犹太基督徒的人，也就是想要驱除基督。比巴特更进一步，他甚至主张和与纳粹合作的德国国家教会完全决裂。
　　客观上或许是一个缓冲。1933年9月，朋霍费尔到伦敦东郊工作了一年半，担任这里的两个德国教会的主任牧师，并致力于推进普世教会的工作。但之后他又回到了德国，在柏林西北一百公里处的芬肯沃德主持一间不与纳粹合作的小型神学院，过一种紧密的团契的生活，写下了《做门徒的代价》和《团契生活》。朋霍费尔后来告诉家人说，这个共同体生活的实验是他一生中最快乐和丰富的时间。他和支持这家神学院的克莱斯特—雷佐从一开始就觉得有一种亲密感。他很赞赏她作为一个普鲁士贵族的鉴别力、真诚、以及强烈的独立性。与朋霍费尔的母亲和许多其他德国贵族一样，克莱斯特—雷佐看穿了新政权的诡计，并认识到＂其根子里的败坏＂。然而，她唯一的女儿在柏林读书期间却成了狂热的反闪族分子，她的女婿和四个外孙也都死在了俄国前线。
　　时局日趋严酷，这家神学院后来也被解散。随着认信教会运动的被禁，朋霍费尔试图进入到一个新的行动领域，他与柏林抵抗组织的成员会面，将他行动主义的重点从以教会为基础的反对转向极为世俗性的抵抗运动。而当战争的阴云密布，朋霍费尔可能在一年内被征召入伍，而拒绝应征者则将被监禁和处决。尼布尔认定朋霍费尔避免牢狱之灾的唯一希望就是立即飞到美国，他为朋霍费尔找到了工作的机会和居留的许可。于是，1939年6月，朋霍费尔第二次来到美国。但他在美国期间很难将思绪转离德国。在反复焦虑之后，他认定：＂德国的基督徒将会面临一种可怕的选择，要么情愿自己的国家战败，这样基督教文明可以存活，要么选择国家的胜利，这样就摧毁我们的文明＂，而在这样一个宁愿自己的祖国战败的极其艰难的时刻，他必须和德国人在一起。这样，他又离开美国回到了德国。
　　回国之后，朋霍费尔为了逃避征兵，利用他与军队上层人士的关系，以及盖世太保与国防军之间的对立，通过迂回的途径最终被授予一个军事情报机构的职位。在这一职位的掩护下，他却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密谋活动。同时，他还在紧张地构思和写作他的《伦理学》一书。尤其是在1942年的整个夏季，无论是住处、办公室、还是在火车和飞机上、在酒店房间里、在退修或在各种隐修处，朋霍费尔都在撰写《伦理学》。尽管他为自己定下了一条警语：＂一名伦理学家不能成为一个在关于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上永远比别人知道得更多的人＂。他还是觉得这本书像是＂一次决定性的突破，我觉得今后的某个时候，基督教将仅仅存在于少数已经无话可说的人之中。＂
　　正如传记作者所指出的：《伦理学》标志着朋霍费尔思想的一个转折点。它既大胆又深刻，思考了最困难和最紧急的问题。比如在特殊环境和例外情况下，在道德上有责任的人是否需要采取＂极端的行动＂？为什么相比基督徒，有更多的人文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加入了抵抗者的行列？面对剥夺人性的技术，要如何保存人的正直？这部三百多页的著作，在每一个方面都是朋霍费尔最成熟的作品，并且也在每一个方面带着时代的伤痕。《伦理学》是一部带着复杂雄心的作品，最重要和直接的就是为抵抗组织中的人们提供神学资源。
　　1943年4月4日晚上，朋霍费尔终于被捕，系狱两年之后，1945年4月9日，朋霍费尔被匆忙判决处死，走上了绞刑架。他临终的遗言是：＂这并不是我的终点；这是生命的开端。＂
　　和17世纪法国的一位圣徒似的人物帕斯卡尔相比较：他们都只活了39岁。虽然帕斯卡尔倾心的教派也受到迫害，但没有如此艰难的政治选择，他通过＂三次皈依＂越来越仰首向天。他还有科学、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广泛建树。帕斯卡尔是处在欧洲文化上升的时代；而朋霍费尔所处的时代却可能是欧洲文化开始由盛转衰的时代，且一切都转向政治、集中于政治。而我们还可以注意的是：尽管现代思想的主要倾向是无神论的，有神论者仍然有力地参与了现代世界的塑造。他们依然保持着一种深度使现代世界不那么肤浅自大；保持着一种高度使现代世界不那么沉溺于功利；保持着一种深刻的疑问和反省使现代世界不那么志得意满；或者说，他们依然保持着一种古典的精神传统而使现代世界不那么＂现代＂。
　　我现在想大概介绍和讨论一下朋霍费尔最具特点和创造性的有关道德与宗教、上帝与人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见于《伦理学》和《狱中书简》。在这方面，他和过去流行的基督教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他自己也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伦理学》中谈到，过去教会经常宣讲的是，为了寻见基督，一个人必须首先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就像圣经中的税吏和妓女；但现在必须说，为了寻见基督，一个人必须首先寻求成为义人，而这些为正义、真理和人性斗争和受苦的义人，不仅仅是基督徒，也包括非基督徒。换言之，道义现在成了一个先决的基础。必须首先关注人间，关注道德。人与上帝的关系必须立足于人间来考虑；必须立足于此岸来考虑；必须立足于道德来考虑。最重要的是道德。而且还不是谨小慎微、洁身自好的道德，而是大是大非、生死攸关的道德。
　　朋霍费尔还肯定人间的＂欢愉＂，这种＂欢愉＂是表示一种勇敢，以及一种＂鄙视世界和大众观点的意志＂；人通过活出＂坚定的信念＂，通过工作，就为世界带来了某些好东西，＂即便这世界对此并不喜悦＂。他也重视属人的能力以致＂成功＂，说＂忽略成功的道德意义，就暴露了对历史的认识之肤浅以及对责任感的认识之不完全。＂＂尽管成功绝不能证明恶行或使用成问题的手段是有道理的，但它并不是一种在伦理上中立的东西。的确，历史上的成功为生活的能够继续创造了唯一的基础＂，我们必须考虑未来世代的生活。这或许是朋霍费尔在内心深处为谋杀暴君这一教会并不认可的手段辩护。这种暴力可能的确是恶，但如果因此能挽救随后千百万人的生命呢？而追求＂成功＂也就是追求某种好的结果或避免很坏的后果，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韦伯意义上的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伦理＂。
　　所以， 朋霍费尔不赞成脱离社会的＂拯救人的灵魂＂，甚至不想赋予＂拯救灵魂＂以太重要和优先的地位。他问道：＂拯救人的灵魂，这个个人主义式的问题还没有从我们中绝大多数人心中消失吗？……旧约中出现过拯救人的灵魂这个问题吗？难道上帝的义和在地上的国不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吗？……重要的并不是超越性的事物，而是这个世界，它是如何被创造和保存的、如何被赋予律法、和好、更新。＂
　　朋霍费尔认为，今天的人们必须面对一个上帝不在的世界，因为人类已经成年，他必须自己对自己负责。近代以来，上帝越来越被排挤出这个世界，乃至将走向一个不仅宗教不可逆转地淡化，甚至没有宗教的世界。而在这样一个世界，信仰者如何谈论上帝，如何保持自己的信仰呢？他们首先要担负起对尘世的责任，要在自己的力量中、在自己的生命和成功中谈论上帝，而不是把上帝一个因为人的苦难和罪孽而需要投靠的上帝，那是基督教信仰者和不信仰者都会做的。但是，理解到今天的上帝是一个苦弱的上帝，是一个隐退的上帝，分担的苦弱，参与上帝的受难，保持自己的此世性，承担自己的责任，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才会做的。
　　那么，在现实的社会中，是那些人能率先承担自己的责任呢？是那些人能做＂俾斯麦时代最后的贵族＂来捍卫文化、人性、正义和理性呢？在这一点上，朋霍费尔诉诸一种经过时间考验的贵族责任和荣誉感，尽管他和他的共谋团体往往是属于这样的精英，但他更强调的不是出于血缘的身份贵族，而是出于责任的精神贵族。他在＂十年之后：在1943年新年所作的推测＂一文中如此表达自己的希望：
　　我们目睹着社会各等级的差距正在被拉平，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种新的高贵的意识正在诞生，它正在从以前的各个社会阶级中把某些人集结到一起。高贵，是从自我牺牲、勇气以及对自己对社会的一种始终如一的责任感当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期待着对自己的应有的尊重，但对他人也表现出同样自然的尊重，不论他们的等级是高是低。自始至终，它都要求恢复失去了的对品质的认识，恢复以品质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品质是一切形式的一致性的死敌。在社会方面，它意味着一切对地位的追逐的中止，意味着对＂明星＂的崇拜的中止。它要求人们的眼睛既要向上看，也要向下看，尤其在自己的密友的选择方面更是如此。在文化方面它意味着从报纸和收音机返回书本，从狂热的活动返回从容的闲暇，从放荡挥霍返回冥想回忆，从强烈的感觉返回宁静的思考，从技巧返回艺术，从趋炎附势返回温良谦和，从虚张浮夸返回中庸平和。数量是彼此竞争的，而品质则互相补足。
　　但他的确还有犹豫和不确定，他反复问道：＂我们仍然有用吗？＂也许这个世界就是不再需要我们了。无论如何，他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一种强暴的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一种元首和大众的结合，他不能不努力诉诸一种中间因素以打破这种结合。极权主义也是暴力和欺诈的结合，也许左的极权主义更依赖欺诈，而右的极权主义更依赖暴力。但在朋霍费尔看来，＂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还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群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量产生。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
　　狱中的朋霍费尔还越来越多地读《旧约》。这也许是因为那里面的上帝更强调义，更关注人间的此世性。但是，今天上帝的干预甚至明显的存在都不再可能。另外，正如作者所解释的，也许还因为他终于认识到，如果没有植根于犹太人的历史、受苦和宗教，真正的人性将永远在抽象之中游荡，对上帝的思考就会被带入抽象和偶像崇拜。当时犹太人是受迫害、被杀戮最为深重的人类群体。朋霍费尔已无法为欧洲的犹太人做更多，只能尊重以色列的故事，将其作为对基督教会的一种教训。
　　传主就是这样一个如此渴望上帝，而又和人间保持着紧密联系的人。他是最有希望在精神上与上帝同在，在地位上与高层同在的，他对神学的研究极其深入，他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自了汉＂。但他却选择了如此一条充满荆棘、最后牺牲的道路。的确，他是遇到了这样一个处于险境的时代。但尽管如此，甚至不需要他再费力争取，只需稍稍妥协，或者保持沉默，他也还可能安然无恙，甚至他只要没介入刺杀希特勒的密谋行动，他也不会被处死。但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不是我的错，这是我的命＂。这＂命＂不仅是＂命运＂，也是＂使命＂。他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他就这样做了而无惧自己的命运。
　　这本传记的作者并没有刻意去美化他或者说圣化他。他还是写到了朋霍费尔、还有像巴特的一些弱点或者挣扎过程。在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脑海里或许会一次次浮现＂人，还是人＂的思想。但可能正是因此，人的处境也就更加值得同情，而人的努力和奋斗也就更加具有意义。
　　朋霍费尔在狱中写有一首著名的诗：＂当人处境维艰＂。他写道，在这种时候，＂人们便走向神＂，向神＂要求救助、抚慰和食粮＂，＂人人都这么做，基督徒与不信者都一样＂。而＂当神处境维艰＂、则不是人们都走向神，而只是一些人走向神，是真正的基督徒＂站在神一边，在他悲痛的时光。＂而＂当人处境维艰＂，神也＂走向每一个人＂。换言之，在朋霍费尔看来，当人处境维艰时，走向神并没有什么特别，信仰者和不信者可能都是一样，而如果对上帝的维护仅仅在于它能成为人们在这种艰难时候的安慰或救助的话，那并不呈现信仰的真正意义。而＂当神处境维艰＂，走向神的就的确把握到了信仰的真实意义了，只有那些真正的信仰者才能这样做。人还需体会，当人处境维艰时还有一种爱的来临，这就是神的爱，是神走向人。但这时，人自己应该怎样呢？朋霍费尔在这首诗里没有明言，但他却以自己的行为，以自己的一生这样说了：这时人更应该走向每一个人，走向自己的同胞，尤其是走向那些受难最深重的人们。俯身向人，这不仅是对神的仿效，也是自身的责任。尤其是那些处境曾经比较优越的人们，他们负有更高的责任，也就应该更深地俯下身来。
　　十来年前，我曾经去过一次弗吉尼亚大学，认识了本书的作者马什教授，还去观看过他的孩子的篮球比赛。我感觉正是在新英格兰的一些乡镇里，尤其是教堂和赛场里，更能体会到美国力量和梦想的根基，体会到规则、活力、信仰、团契对于美国的意义。我那时就知道马什教授一直在研究我也深感兴趣的朋霍费尔。他早年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朋霍费尔的哲学思想。后来他又多次去了德国，包括长期的访学逗留。而现在他写的这本翔实传记终于问世，真是让我感到高兴。这本书不仅是建立在他多年的研究基础之上，而且利用了最近才通过朋霍费尔的密友贝特格的遗产获得的、有超过二十五箱材料之多的＂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档案＂。他还实地探访了朋霍费尔去过的许多地方。所以，我想我们可以信赖这部书的可靠、严谨和新颖。而作为一个读者，我还想在这里感谢作者生动而又冷静，深含同情但又决不煽情的叙述风格，也感谢中文译者精心的工作和流畅的翻译。
　　2015年11月29日于褐石
　　《陌生的荣耀》读后感(十)：译后记
　　朋霍费尔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的学识和精神、坚定和智慧，如一道亮光，在一个黑暗和混乱的时代，照耀着世人。
　　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基督教（尤其是新教）提供给这个世界的代表人物，似乎越来越多地取了商人的形象，要么是跨国公司老板式的牧者，要么干脆就是跨国公司老板。已经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基督教不再有圣徒，更不产生殉道者。
　　许多人知道朋霍费尔，是因为他参与暗杀希特勒的计划而被捕，并在盟军解放前夕死于纳粹之手。从这一点看，他好像一位殉道者。我相信，朋霍费尔当时确实做了好为福音牺牲生命的准备。在与纳粹进行教会斗争的过程中，他比许多人表现得更有勇气，也更有智慧。不过，用简单的殉道者标签并不能概括他的一生。他显然不是彼得和保罗那样的殉道者。围绕朋霍费尔的行动和神学，都发生了不少的争议。他向我们表明，在这个日趋复杂的现代，已经不再有一条简单的成圣之路。我们需要了解更多。
　　因此，有这样一部深入细致的传记，是很有帮助的，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简单地给朋霍费尔贴标签。正如死于纳粹之手并不能据此给他贴上殉道者的标签，他与巴特的密切关系不能使他成为新正统人士，《做门徒的代价》和《团契生活》也并不能表明他属于（美国意义上的）福音派阵营。
　　出于常理，我想大部分的读者花在这本书上的时间很可能没有译者和编辑多，所以，译者作为最早的读者发表感受，或许也有一些价值。必须说明的是，我并非神学研究者，对于现代神学缺乏系统掌握；我也不是纳粹德国史研究者，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也有限。我只是就我所知，对一些引起自己关心的问题，谈一点理解。
　　一、他的神学
　　朋霍费尔进入大学的时候，德国神学界是自由派的天下。在德国，自宗教改革以降，圣经研究从属于大的古典（语文）学范畴，强调文本的校勘、考据，反感教会传统。到十九世纪，高等批判学开始盛行，学者们进一步挖掘文本，结合考古、碑铭方面的研究，发展出＂历史批判法＂，重点是研究考证＂历史上的耶稣＂。学术研究并不接受教会认定的信条和神学的指导，而希望以＂客观和理性＂的方法确定圣经时代的历史事实。阿道夫•冯•哈纳克也属于这个传统，他的专长是早期教会史，他否定约翰福音的可靠性，提倡＂无禁区＂的自由研究。他也是近代大学研修班制度的发明者，是那一代人中的精英。朋霍费尔家住在柏林格伦沃德的时候，与哈纳克家相距不远，他一生都极为尊敬这位老教授。
　　朋霍费尔跟随过的几位教授，包括霍尔和希伯格，虽然治学的领域和路数各有不同，但都属于坚定的自由派阵营，自然也不会接受＂圣经无误＂这样的教会信条。朋霍费尔早年所受的学术训练，就是自由派的教会史和教义学，他也从未表示脱离这个传统或阵营。另外，在德国语境中，＂福音派＂这个词基本上等同于新教，当德国人表示朋霍费尔属于＂福音派＂时，与美国语境中的含义有很大差异（中国教会未曾经历自由派直接产生的严重神学纷争，对此也不甚敏感）。
　　当然，朋霍费尔在柏林显得有些异类，那是因为他对巴特及其神学的兴趣。巴特开创了新正统主义，他的神学试图回应自由派脱离真实信仰生活、将基督教降低到知识层面、再以理性主义加以规制的潮流。自由派取消上帝的超越性，否认神迹，否认基督的超自然性质和作为，巴特则试图恢复这位上帝＂神性＂的地位。巴特指出上帝是人类理性不可认识的＂全然他者＂，强调人与上帝的＂相遇＂，令自由派人士大吃一惊，因为那看起来完全＂不科学＂。哈纳克视巴特为仇敌，因为自由派毕生的事业就是要通过＂合理＂的方法认识圣经和上帝，或者说，给上帝安排一个＂合理＂的位置。巴特确实希望回归到对一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超然上帝的信仰。不过，巴特的＂新正统＂之所以为＂新＂，自然有别于基督教正统。他也并不接受圣经作为成文启示的可靠性，转而强调这位超越的上帝在人类生活中超越、不可知、不能预期的行动，今日这位上帝仍然在各人的生命中工作，每个人也必须个别地＂与上帝相遇＂。
　　朋霍费尔一度看起来夹在两者之间。在他的博士论文《圣徒相通》中，已经在尽力节制自己对巴特神学的欣赏，并通过哲学社会学的方法加以缓和，以期避免触怒本系的教师。而在他的教师资格论文《行动与存在》中，他貌似对巴特的神学提出了批评。朋霍费尔在这篇论文中讨论的主题是关于上帝的启示。巴特的立场是这位超越的上帝有完全的主权（今日仍然）通过介入人生活的行动作出启示，而朋霍费尔指出巴特在这一点上过于极端，认为上帝也通过人类的存在本身提供启示。不过，朋霍费尔强调的是人类的存在，即通过世界和亚当的受造而不断持续、固有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因圣子道成肉身进入这个世界而有的人类存在。所以，除了上帝今日仍然有主权作出的个别性启示之外，从已经有的普遍（受造界）和特殊（基督）启示同样可以知道上帝的旨意。朋霍费尔似乎尝试在自由派和巴特之间作某种调和，但这篇论文至少在表面上，是在部分肯定的基础上对巴特提出批评，而用于批评的思想武器则来自于自由派背景的神哲学。
　　在此之后，由于时局的变动，朋霍费尔实际上离开了学术界。德国自由派神学家则全面拜倒在希特勒脚下，这在当时并不是例外，站在队列之外的是朋霍费尔。
　　另一方面，朋霍费尔与美国自由派神学也有不少联系。他在自由派的大本营协和神学院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必须说，在学术上，朋霍费尔对美国自由派学者是看低的，因为当时他们的水准确实无法与柏林大学神学系相比。朋霍费尔对美国自由派教会的评价也不高，作为旗舰的河滨教会被他指为＂没有福音＂。朋霍费尔在美国受到的影响，一方面是积极介入社会的现实主义态度，尤其是尼布尔身体力行的社会福音，另一方面则是黑人教会活跃的敬拜气氛和团契生活，大约这与传统路德宗教会的风格大相径庭，其中的热情令他很是向往。
　　朋霍费尔在狱中曾经向贝特格透露在神学上的新想法，提出一个＂无宗教的基督信仰＂的概念。这个说法后来被人加以敷陈，以至于认为朋霍费尔是二战以来新派神学的先驱。但是，由于朋霍费尔关于这一点并没有写成著作，甚至连一篇像样的短文都没有，有一些文稿可能被毁，只留下一个语焉不详的提纲，我们实在很难评估朋霍费尔在神学上的新思想究竟会走向哪个方向。并且，由于当时的环境十分极端，朋霍费尔也已经明白自己在纳粹掌中九死一生。因此，诸如＂成年的世界＂和＂无宗教的信仰＂这类说法确切含义如何，如果事后离开这样的极端环境，他会选择如何发展和表述自己的思想，是无法确定的。或许只能确定一点，就是他认为（至少从德国的情况看）体制性的教会已经穷途末路，但接下来所谓＂无宗教的信仰＂究竟意味着彻底放弃体制性教会，还是重建和更新，以何种方式放弃，或者以何种方式更新，我们都无从知晓。
　　在朋霍费尔的神学思想中，有一个重点是可以观察到的，就是他对于教会的强调。虽然哈纳克曾经很希望他从事教会史方面的研究，但朋霍费尔选择研究教义学的希伯格作为论文导师，他的博士论文《圣徒相通》则直接讨论关于教会的教义学问题，同时又融入了哲学社会学的方法。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朋霍费尔就开始承担教会的牧职，在巴塞罗那、柏林和伦敦都做过牧师。纳粹掌权后则深深介入教会事务，成为认信教会的重要发起者，后来更是成为认信教会地下神学院的院长。他的名著《团契生活》是在芬肯沃德神学院教牧实践中产生的。最后，在他的《伦理学》遗稿中，随处可见对教会的讨论，甚至专门讨论了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令人疑惑之处在于，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教会观，他对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那种热爱是从哪里来的？从他的思想来源和生活经历，很难能发现明显的线索。德国的体制性教会，在纳粹上台之前已经日渐衰微，很缺乏活力。迪特里希的母亲相当敬虔，但父亲并不信基督教，对信仰的态度倒是符合康德的路数：为了道德和教养的缘故，可以容忍有宗教，但不接受其作为可经理性检验的生活方式。迪特里希青少年时很少上教会，他的宗教生活限于个人性的祷告灵修，以及家庭内的聚会。在大学中，我们也找不到什么影响能解释他日后所表露出来的那种愿意为了教会赴汤蹈火的热情。
　　如果一定要找一些资源，或许有几点。一方面是迪特里希的游历，尤其是早年在罗马接触到天主教。他在复活节期间留在罗马，为圣周的各种礼仪和庆典倾倒，后来始终保持着对天主教的兴趣，在巴黎、在巴塞罗那，都是如此。尽管他并不接受天主教神学，但在罗马他第一次经历到了教会的宏伟壮观，以及公共崇拜和礼仪能够如何引导人与上帝亲近。从这一点，或许可以解释后来他为何积极加入到普世合一运动中。
　　另外，他的教牧经历也可能是一种促进因素。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受聘在巴塞罗那的德国人教会担任牧师助理，因为当时的大学神学院还是教会的人事来源。朋霍费尔在与教区居民的实际生活中，发现了牧职的意义。这只是一种较牵强的解释，今日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平时不怎么去教会、在自由派大学拿到神学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可以通过担任牧师职务而被激发出对教会的热爱。
　　无论如何，我很难从朋霍费尔的家庭、经历和教育背景找到明显能解释其教会观养成的原因。同有一位敬虔母亲的兄弟中，另几位是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接受同样神学教育的学者，投入到纳粹的怀抱；同样担任牧师的神职人员中，也有缪勒和海克尔这样为纳粹服务的主教。我只能说，这是上帝主权之下恩典的工作，颂赞荣耀归于全能的上主。
　　二、他的工作性质
　　与上面提到的教会观有关，在与纳粹发生正面对抗后，朋霍费尔的重要工作是围绕教会展开的，由于纳粹的统治，使其他的工作看起来都不怎么重要，或者无法离开教会而谈论单独的意义。
　　当纳粹政府发布＂雅利安条款＂，将犹太信徒驱逐出教会时，朋霍费尔认为此举已经在根本上违背福音，必须为此竭力抗争，否则就不能称为基督的教会。朋霍费尔的立场被普遍认为过于极端，甚至连巴特都认为他太着急。似乎只有朋霍费尔和极少数朋友认同这时候教会已经来到了一个值得死在上面的山头。他保护教会工作的难度可见一斑。而这个环境，并非纳粹一夜之间造成，而是有相当长期的历史发展。
　　宗教改革发起于德国。在马丁•路德的不懈攻击下，已经日益丧失社会基础的天主教会终于陷入全面失败。路德强调的＂因信称义＂固然回归圣经本源，但他发起的改革进程也永久地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景观。天主教会在中世纪是构成社会基底的结构，在此之上才有政治、经济和各种共同体。路德在反对教廷的斗争中，曾经寄希望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并不成功：帝国的普世性结构与天主教会更契合。随后，路德自然地受到了德国地方贵族的支持，萨克森选帝侯成为他的保护者。事实上，这个宗教改革的进程，与德国世俗国家的形成处于并行的轨道中。
　　路德是一位神学家，但当这样一个宗教改革进程启动后，他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政治性议题。路德曾在许多场合下提到＂两国论＂。最初，这种＂两国论＂的神学意味更浓。路德相对简单地将（真）基督徒组成的团体称为属天的/属灵的国度，而非信徒构成的则是在地、此世的国度，人在天国中可以有完满、自由的行动，而在地上国则需要受法律规范的规制。这样的论调会有一种基督徒不受任何律法约束的倾向。在德国爆发农民起义之后，反对路德的人自然将之归罪于他所释放的魔鬼。路德则公开谴责造反的农民，表明不服权柄并不是他的意思。此后，路德关于两个国度的论述也有了变化，他将地上国描述为同样属于上帝恩典颁赐的规范范畴，虽不完全，基督徒在世仍需顺服国家的实在法。随着德国世俗国家的不断进展，路德对国家权柄的强调也日益加重，将世俗统治者描述为上帝的代理者和在世共同体的慈父。事实上，嗣后统一的德国也呈现出了这样一种景象，皇帝成为了人民的慈父，享有极高的权威。（路德的两国论后来被纳粹利用，他的反犹言论被利用得更多。）
　　宗教改革之后，紧接着是破坏性极大的三十年战争。在社会基底结构和意识形态被破坏之后，这是必然可期的混乱，直至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最终确立＂谁的领土、谁的宗教＂原则，并奠定了现代欧洲的政治格局。到这个时候，教会已经被驱逐，原先以此世的普世性反映属天超越性的能力大为削弱，而以确定、内向的领土和民族为界限的世俗国家成为了统治性的结构。路德宗教会成为了国家教会，教会神职人员属于国家公职人员，教会所需的资金也由国家供给。虽然，在纳粹上台之前，德国教会基本上还是以地方教会联盟的形式实行自治，在帝制和共和国时期都没有改变。但从结构看，教会对国家的依附相当强，在纳粹上台后，这样一个教会—国家结构实际上使教会难以抵抗国家的不断扩张。
　　纳粹德国实际上是＂民族国家＂理念发挥到极致的表现，以至于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居然试图通过纯粹工具理性的方法幻化出一种提纯的实际：一个由纯粹的＂雅利安＂民族构成的国家，在其中其他种族将会成为奴隶，甚至，在肉体上被完全消灭。从这个逻辑出发，以＂科学＂的方法改造人群变成了顺利成章的措施：禁止与＂低等＂民族通婚、优生选育、杀死残障人，最终发展到以工业化屠杀为日常工作的集中营。
　　在本质上，纳粹当然是反基督教的，只是希特勒在政治上十分实用主义，一向以实际效用评估政策，他常常压制着纳粹党内部那些妄想全面建立北欧异教的成员，在表面上维持基督教会。而大部分基督徒则未能看清纳粹的意图，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使许多人将国家视为终极意义的实现。那一班经历过一战失败的神学家，甚至可以将国家命运纳入基督教神学框架进行解释：德国的战败和被辱等同于基督的降卑和十字架，如此，就必定有复活，也就是国家的全面复兴。（甚至朋霍费尔自己早年在巴塞罗那的讲座都有这个味道）。
　　这就是朋霍费尔身处的战场。在这样一片战场上，要坚持基督的福音，对抗邪恶的帝国，是极为困难的。
　　在这场战斗中，朋霍费尔所依靠的资源，实际上主要不是他所受的学术训练。他当然对福音有清楚的认识，这是抗争的基础，但是，他能够像先知一样先于别人看清许多问题的关节，可能另有来源。
　　简单讲，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当然，如果将笃信基督教信仰的人整体视为理想主义阵营，他必定列在其中。只是，他在教会斗争中的表现，带有更多实践性政治智慧的成分。他不是一个迂腐的基要主义者。当法国投降的消息传来，周围人一片欢呼时，他也跳起来敬纳粹礼、大唱党歌，他拉起贝特格，在他耳边说的是：＂我们可以为许多事情牺牲，但用不着为这个愚蠢的敬礼牺牲。＂
　　这一类实践智慧，首先与他的家庭有关。他的整个家族，从一开始，就完全反对希特勒。不只是他，而是这整个家族，早就看穿了纳粹。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希特勒将带领国家走向战争，并由此带来毁灭。他们从第一天起就盼望着纳粹政权的崩溃，并为希特勒居然如此好运、没有早日失败而感到惊奇。他们也从很早就开始参与到颠覆希特勒的活动中，为此，卡尔•朋霍费尔夫妇最终失去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婿。
　　因此，在迪特里希还没有正式加入阴谋活动的时候，他虽然在为认信教会而斗争，但同时也自然地将其视为（或者感受为）一个更大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当希特勒上台时，迪特里希在电台发表的那一次＂先知性＂的讲道，与其说从属于教会斗争，不如说是一位牧师在以自己的方式发表政治评论。
　　另一方面，他在美国的经历，尤其是与尼布尔的交往，使他不能将自己局限在纯粹的教会视角中。尼布尔在美国民权运动中的广泛参与，对朋霍费尔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当迪特里希从协和归来之后，完全无法忍受柏林大学神学系那种埋头在象牙塔里、不问人间疾苦的气氛。黑人朋友分别时所说的，＂去向德国人传扬我们的境况＂，也始终在他耳边萦绕。当纳粹开始迫害犹太人时，他一定想起了美国黑人反抗压迫的斗争。所以，马丁•尼莫勒著名的事后反省， 朋霍费尔很大程度上在事先就避免了。他直指教会必须为犹太人说话，否则就是背离福音。他的这个立场，在当时很难被人接受，从纯粹神学角度看可争议之处颇多，但却是真正有智慧的政治行动。
　　因此，在纳粹上台之后，牧师和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每一天都在作出政治判断、执行政治行动，尽管他最初所做的限于教会范畴。既然在这片战场上教会事务与国家政治难以分离，那么当教会发生斗争之时，仅从神学角度考虑问题就是不够的，而必须有实际的政治考量。也就是说，在这个环境中，教会唯有正视自己的政治行动，才可能捍卫教会必须持守的信仰立场。朋霍费尔为教会所做的一切工作，需要从这个角度观察才更有意义。
　　三、关键时刻
　　无论如何，我们都想要问这个问题：曾经表现出强烈和平主义倾向的朋霍费尔，如何加入到阴谋刺杀希特勒的活动中？
　　朋霍费尔早年的和平主义立场有迹可循：家庭气氛不支持战争，经历兄长在一战中的创伤（一死一伤），受天主教吸引，在美国结识了和平主义者拉塞尔，参与普世合一运动，等等。这些因素都可以用来解释朋霍费尔的和平主义立场。在芬肯沃德时，许多学生对德国恢复军事荣誉持欢迎态度，但朋霍费尔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和平主义立场。
　　但是，朋霍费尔二次去美，在协和经过激烈的内心争战后回国，随即加入了地下反抗组织。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我们需要尝试理解和平主义在朋霍费尔那里的意思。
　　在朋霍费尔的《伦理学》遗稿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伦理学观点，重点在于＂责任＂和＂环境＂。朋霍费尔的立场主要不是从规范性的诫命出发，这与他的神学立场一致。伦理要求来自于上帝，而不是人，而上帝在个别环境中对人有特殊的责任要求。人必须勇敢地承担责任，而在具体环境中的决定将非常灵活。他不同意有适用于所有环境的诫命，或者说，同样的诫命在不同环境中也可能有不同的表现或应用。朋霍费尔的这一立场，与他的实践性政治取向也有关联。人必须在自己的环境中作出智慧的决定。
　　同时，人始终处于难以两全的艰难环境中，无法避免犯罪，但此刻正是福音的意义所在：人的罪由耶稣基督的代赎赦免了。因为基督，人才可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勇敢地做出决定，好像路德曾经说过的＂勇敢地犯罪＂那样。上帝固然命令不可杀人，这是和平主义的依据，但在特定环境下，人可能必须杀人，才能真正持守这一诫命（比如有人发疯，驾车撞向人群，杀死此人就成为正当的道德决定）。朋霍费尔并不否认在这样的情况下杀人是（宗教或伦理意义上的）犯罪，但这样的罪因基督的代赎而被赦免，使信徒得以被称为义人。
　　朋霍费尔通过姐夫杜南义加入军事情报机构，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免被纳粹征召入伍。他之所以坚决不愿入伍，并非泛泛地拒绝使用武力，而是不愿意为纳粹军队作战。他深切地认为纳粹发动的战争是不正义的，拒绝以＂公民对国家的责任＂为理由而逃避更大的责任。要知道，当时许多并不认同纳粹的德国人，正是以此为理由慨然入伍的。
　　在能够出入狼窝的海夫腾提出他是否应当暗杀希特勒的问题时，朋霍费尔冷静地告诫他必须仔细考虑此举的政治后果，不是凭一时的血气之勇，而最终，他必须自己做出决定。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朋霍费尔的处理与他的原则是一致的：在所处的环境中，深思熟虑（尤其是从更大的政治影响考虑）后，勇敢地做出决定，并承担由此而来的后果。
　　朋霍费尔在协和神学院的＂先知室＂里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令他最牵挂的，是他的德国弟兄们，在芬肯沃德结成团契的基督徒。在这个时候，认信教会的形势糟糕，内部无法坚持一致的立场，外部得不到普世运动的有力支持，而他亲爱的弟兄们则正被一个个带到前线送死。在这个情况下，朋霍费尔所与之连结的那个教会，一同生活的那群圣徒，处在极度危险的状态中，因此，他就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做些事情来帮助他们。到这个环境下，撰写信条、发表宣言已经不能使他认为自己完成了应负的责任，他必须做更多。德国的体制性教会已经完全失败，也不能为朋霍费尔在自己的艰难处境中提供支持，他必须寻找其他资源。
　　朋霍费尔家族享有内部信息源，不断传来的消息（这些消息是一般人不知道的）表明，纳粹政府蜕变成了一个全然邪恶的政权，对此不得不动用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资源来对抗。由此，朋霍费尔加入了＂国防军＂中的地下组织，他动员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资源：不仅是神学的、教会的，比如信条、灵修传统、教会观，还包括家族的人脉，包括了德国贵族传统下的责任感。教会已经不复存在，这位坚毅的牧师自己缺乏被牧养，况且他原本可以依赖的团契中的弟兄们境况恶劣、接连死去。这恐怕是为什么到末了的时候，朋霍费尔会诉诸于德国贵族的责任感，会觉得与那些反叛集团中的非信徒同志更有亲密感。
　　朋霍费尔的选择当然会引起争议。在当时的处境下，躲在家里不做任何事，可能不会引起任何争议，而当绝大多数人都这样选择时，自然也不会有人来质问，为何任凭门外巨浪滔天。阿伦特大约就是从这里看出＂恶的平庸性＂。而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勇敢地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他不需要一个被世人认可的虚名来维持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安全感，他每一天都在直面上帝，那位众光之父。
　　关于朋霍费尔的神学，以及他的行动，一定还会有争议，但是，我必须说，他处在一个真正极端的环境中。我们不妨掂量一下自己，有多少货色——神学、灵性、德性、爱心、智慧、坚忍，所处的传统，乃至个人的品性——可以拿出来用作武器打这样一场仗。
　　四、人际关系
　　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我们怎样看朋霍费尔与贝特格，以及他与未婚妻魏德迈的关系？
　　朋霍费尔是一个相当内向、敏感的人。还有，他出生的时候是双胞胎。他与妹妹萨宾娜的关系是非常特别的，他们在一起长大，心灵交融，彼此信赖。他非常爱萨宾娜，最后也亲自开车送他们一家逃离纳粹德国。所以迪特里希很可能是一个需要深入亲密感的人，而带来这种亲密感的人又必须与他非常契合。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与一位学长的关系已经表现出这类型的模式。后来他与贝特格的关系，也属于这个类型，非常亲密、信赖。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他与贝特格在芬肯沃德神学院认识，当时，他正在通过开办体制外神学院的方式，继续为认信教会工作，对抗纳粹的官方教会。他已经认识清楚，大学的神学系已经不能作为教会牧者的人才库，而必须在大学以外开办专门的神学院，用于训练和培养教会可用的牧者。这个工作绝非易事。问题在于，朋霍费尔要如何组织这样一种神学院？在当时他没有传统可以依靠。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英国时要托贝尔主教引介，大量考察当地的神学院和机构。不过，最终他选择用自己长久以来想要尝试的方法来塑造这个神学院：源自新教敬虔主义和天主教灵修传统的新式修院生活。他强调个人的灵性操练以及弟兄们在一起的共同生活。这一幕在教会史上并不鲜见，每每体制性教会陷入困境时，敬虔生活似乎可以用作最后一道防线和发起反攻的立足点。
　　在芬肯沃德，朋霍费尔与贝特格一见如故。我们不能忽略，朋霍费尔自己同样需要接受牧养，尤其在这样一个面临巨大压力的环境下。他在普世运动中的朋友或许有一些帮助，巴特或许有一些帮助，贝尔主教或许有一些帮助，但贝特格的地位是无人能够取代的。尽管贝特格是他的学生，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的牧者。他请贝特格做告解者，正是这个意思。
　　在如此艰难的时代，这两位弟兄一同扶持着走过一路。
　　或许，朋霍费尔在与魏德迈恋爱之后，对贝特格的依赖少了一些。这位智识过人的牧师、神学家，勇敢的战士，此前没有正式的恋爱史。毫无疑问他们真心相爱了，从两人的通信中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这一点。我想，如果没有纳粹，他们会是非常幸福美满的一对。朋霍费尔遇难后，魏德迈到弗洛森堡寻找他的遗体未果，成为这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最后的一幕。
　　基督徒撰写的＂圣徒传＂大约可以算是一种特别的文体。这种文学有许多益处，能够记载下榜样来鼓舞人。不过，这类撰述似乎与圣经对人物的描写不那么吻合。圣经中当然也记载了榜样，但同时也明白地将他们的失败记载下来，所以我们看到杀人的摩西、犯奸淫的大卫、教子无方的撒母耳、临阵脱逃的彼得，他们失败过，存着对上帝和永远拯救的信心死了，安息了。这部传记或许有类似的功效，在作者的笔下，朋霍费尔变得生动起来。我们知道他出身富裕家庭，穿着时尚，喜好到处远游，还会把脏衣服寄回家清洗，私下里他也会有暴烈的怒火，他也有不读圣经的时候……正是这些可信的细节，为我们描绘了一位上帝忠心的仆人。他不是完美的，在他的时代，他尽了一切努力，现在安息在上帝手中。这位上帝在众民之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愿朋霍费尔一生的事迹也成为我们自己需要英勇战斗时能够动用的资源。
　　我需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雅琳，使我有机会翻译这本书。感谢为我的工作和事奉祷告的各位弟兄姐妹。
　　感谢上帝，你交给我的工作，我已经尽力完成，愿荣耀都归于你！
　　徐震宇
　　201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