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红薯摊边的小女孩 作者:吴凯松 这几天,气温骤然下降,风肆无忌惮地在巷子里穿行。很多店铺为了抵御寒风的侵袭,早已在门口挂起了门帘,小摊小贩们也因为惧怕寒风不出摊了。当我匆匆往家赶时,眼前忽然闪过一道鲜艳的色彩,如彩虹般艳丽。一个小女孩在巷子里来回奔跑着,仿佛一只飞舞的花蝴蝶。这个欢跑着的小女孩,最后停在了一个烤红薯的摊位旁,依着摊主站着。 那男人看上去只有三十多岁,脸很黑,衣服颜色也很暗,和这阴霾的天气浑然一体。身边的小女孩和他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女孩儿的脸被风吹得红扑扑的,稚嫩的小手也留下了寒风划过的道道痕迹。她似乎并不在意这恶劣的天气,依然无忧无虑地跳动着,一顶嫩黄色的帽子戴在头上,帽顶两个毛茸茸的小球时不时地来回摆动,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看见我来到他们面前,男人和女孩都露出了笑容,礼貌而友好。 我拍了拍女孩儿的头,向那男人问道:"你女儿吗?"那男人点了点头。"多大啦?""四岁。"孩子很懂事地抬头朝我笑笑,两只眼睛晶莹清澈。 这个年龄的孩子本应在幼儿园里和伙伴嬉笑逗乐,而她却和父亲一道忍受着寒冷。我问:"这么冷的天,为什么不让孩子留在家?""我不冷,爸爸还带着火炉呢!"女孩抢着回答我,又冲我笑笑。 男人摸着她的头说:"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啊!孩子半岁时,她妈就出车祸没了。"他的语调变得沉重起来,"她刚学会走路,我就带着她离开老家,出来找事做了。" "一直卖烤红薯吗?"我问道。"刚开始的时候是贩鱼,每天都得起很早,天不亮就要把孩子叫醒。一到市场上就顾不得她了,她困了就在我怀里打个盹,常常饥一顿饱一顿。"他看了一下孩子,接着说,"最难熬的就是冬天了,就算窝在我怀里,她的小手小脚也还是冰凉冰凉的。"他眼里充满了歉疚和无助。"为了不让她跟着我受冻挨饿,我就卖起了烤红薯,虽然没有贩鱼赚的钱多,但可以照顾孩子,有一个暖烘烘的火炉,有热乎乎的红薯,她就不会那么冷、那么饿了,我心里也好受多了。"男人一边说着,一边怜惜地看着自己的小女儿。 我的目光又一次停留在女孩身上。白白净净的小脸,干干净净的衣服,鲜鲜亮亮的色彩,就像被妈妈精心打扮过一样俏丽。在我看来,女孩的神气,不仅仅是因为能随时吃到烤红薯,更多的是因为父亲给她营造了一个在天寒地冻中能感受到温暖的"家",使她幸福得就像一个公主。 我一度很反感烤红薯,认为那是极不卫生的食品,看见或闻见都会产生一种不适感,但今天,我忽然感觉它是那么亲切,它的味道是那样香醇浓郁。 女孩很内行地在父亲烤好的红薯里,用小手捏来捏去,挑了一个软软的,递到我面前,"阿姨,这个好吃!"我剥开热乎乎的红薯,咬了一口,一股久违的香甜扑鼻而来。我将堆放在铁炉上的烤红薯全都放在了秤上。说不清我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但内心却涌动着一种真切的幸福…… 一筐青梨 作者:聂虹影 那时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滇西南深山中一个叫做大石洞的地方军训。 我们所在的营区,处在半山腰,一幢矮矮的两层小楼,依山而建,山谷中一片相对平整的场地,成了我们的训练场。山上的土是红的,据说这种土质庄稼很难成活,所以我们吃的米、菜都是从几百公里外的城市运来的。盘旋迂回的山道很窄,曾有一个为我们送食品的司机不慎连车带人翻入山谷中,车报废了,人竟然奇迹般活了下来,只是胸部以下都失去了知觉,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高位截瘫",可惜的是那名战士只有17岁。营区周围遍布松树、荆棘,树木并不高大,也不茂密,所以春天来时,野花常常来抢占空间,漫山遍野星星点点的,把整座山装扮成一个童话世界。这里的天很纯净,落日也很美,夕阳常常变幻山的颜色。有雾的清晨,我们出操时,身前身后都被一团团的白所笼罩,如同坠入仙境。但景色的美丽替代不了生活的清苦和精神的孤寂。这里缺水,所以楼里尽管也建了厕所,却无法使用,上厕所只好到那片训练场旁边的旱厕去。一到这里,我就听说了曾有女兵在夜里去上厕所时失踪的故事,由于流传年代久远,真假已无从考证,但我宁愿相信是真的。我们每天就在这里训练、学习、吃饭、睡觉,少有别的娱乐。电视机满是雪花,收音机也收不到几个台。我的青春一段时间禁锢在这里,被定格成一张缺少色彩的黑白底片。 那日,我从饭堂出来,看到一个中年女人坐在墙角,面前的背篓里是一筐青梨。那个女人戴着一顶发白的"解放帽",穿着破旧的蓝卡其布上衣,脚上那双沾满红泥的鞋有好几个洞。那张黝黑的脸满是汗。她用生硬的普通话说:"买几个梨吧,一毛五一斤(云南人所说一斤即一公斤)。"眼中满是乞求。 我的心一动,弯下腰捡了几只梨,称好付完钱后,我问了一句:"吃饭没有?"她摇摇头。我知道,这方圆十几里都没有人家,她一定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走来的。我转过身去,返回饭堂,从剩下的米饭中盛了一碗。我至今没想明白,当时菜和馒头都那么珍贵,唯独米饭却可以敞开随便吃。我将那一碗白米饭端到了妇女面前,捧给她。女人的眼睛一亮。她并没有像我想像的那样狼吞虎咽,而是很胆怯地问我,能不能找张纸或袋子来。看我一脸诧异,她连说带比划,费了好大劲才表述清楚:她要把这些米包起来带回家去,因为她的孩子从未吃过米饭。于是18岁的我第一次知道了,这个世界上竟还有没吃过米饭的人!我连忙找了张报纸过来。那女人把米饭包好后,竟然一定要再往我兜里塞几个梨。我大窘,拼命拒绝,我想别人看见了,还以为我在拿食堂的饭做交易呢。我不要,她一定要给,拉拉扯扯好一阵子,最终我还是挣脱掉了。 就这样,过上几天,卖梨女人总会在阳光很好的午后出现在饭堂门口。每次见她来,我都会返回饭堂,悄悄给她端一碗米饭,而她每次都用纸包了,小心地放入梨篓中,从不尝一口。 天气渐凉时,我们的集训也接近了尾声,临走的前一天,我又见到卖梨的女人,最后一次为她打了一份米饭,然后向她告别。她当时的表情是木讷的,只是点头,连起码的客套话都没有。不曾想,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完全亮,宿舍就响起了很重的敲门声。打开门,是那个卖梨的女人。我很惊奇,她是怎么找到我房间的?只见她将一筐梨递给我说,今天不卖梨,是特意送给我的。我拼命推辞,她却固执得很。没办法,我拿出10元钱塞给她,又轮到她和我推让。当我说不收钱就不接受梨时,她把钱接住了。好不容易送走她,等我返回房间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时,开门一看,门旁水泥地上,一块小石头下压着我的那张10元钱…… 离开后,我再也没有到过那里,但每每忆及所走过的人生历程,有关大石洞的记忆总是和那个卖梨的大嫂连在一起,眼前总是晃动着那筐青梨。20多年过去了,那位大嫂的孩子早已长大成人,不知今日他们生活得如何,是否还将米饭看得如此珍贵。 台湾那边的"家人" 作者:黄观玉 我是一个民警,一个远离台湾的山东省济宁市公安局的中层干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现在还去不了台湾,但这些日子,我总想起已经故去的台湾的"家人"。 25年前,我在派出所当户籍民警,一天,所长交给我一封信,信封和信纸磨损得厉害,一看就知道经过了好多人的手。内容是一个名叫林楠的台湾人找寻他失散很久的亲人。 上世纪80年代,科技没这么发达,两岸关系也刚缓和,为台湾同胞找亲人确是件敏感难办的差事。我挠了会儿头,就骑上自行车到了社区。 户籍警就是走街入巷,时间长了,和居民的感情就深了,啥情况容易摸得到。我带着"林家湾、姓林、台湾"这几个字眼转了一上午,就探到了林女士家。林女士叫林薇,60多岁,一人独居,行为孤僻,脾气倔强,但和我处得好。老人家一身书卷气,谈吐优雅,学识丰富,尤其是对问题的看法令人折服,比如,都说二胡演奏家阿炳"二泉映月"是他对命运抗争的真实写照,林女士却说是暴雨过后彩虹下的宁静,是饱尝炎凉后的淡然。这使我茅塞顿开,受益匪浅。 到她家与其说是走访,不如说是请教。见到老人,喜滋滋地将信的内容说一遍,没想到,原来和蔼可亲的林女士先是一怔,接着雷霆大怒:"我没这个弟弟,他早死了……"吼得我找不到北,但随后她越吼我越踏实:她失态的表情、言行告诉我,她就是林楠的姐姐。那时我虽年轻,但从警的经历让我已经练出了劝解的本领。待她平静后,才细心劝。原来,从1948年林楠到台以后的几十年里,林女士和父母因他遭受了很多罪,父母相继去世,她也独身到老。我从历史、亲情和现时两岸的情势多方劝解,终于消解了她的怨气,她同意林楠来大陆探亲。于是我长嘘一口气,向所长交了差。不多久,所长告诉我,林楠要来了,要我把他送到家。 第三天,我骑着自行车到汽车站,顺利接到林楠。老人满面皱褶,一头白发。他见到我先是怔怔地看,再紧张地四处张望,最后惴惴不安地低声问:"就你一个人来的?"我当然知道他的话意,笑呵呵地回答:"咱们的老乡亲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是朋,我来迎。"拍拍单车的后架,"这不,开着警车接你来啦。" 林楠被我的话引得笑起来,顿时轻松,坐到单车后座上,由我驮着直到林家湾林家老屋。 至今记得姐弟俩见面的情景。林家铺着青砖的小院里,两位老人相互凝视着。突然,光线一闪,林薇抬手一掌打在林楠的面颊,声脆得像栀子花的花枝被打断。"你害死我们了!"接着一下子扑到弟弟身上,两个人拥抱着号啕大哭起来。 1948年,国民党撤离济宁,中学毕业后到国民党市党部工作没多久的他,懵懂间跟着撤出,而后一路辗转到了台湾。留在济宁的父母、姐姐因此饱受了困扰。父母相继去世,林薇独身到老。看着两位老人沧桑的脸上满是泪痕,心里很酸,在历史、命运面前,人,实在太渺小了。但是,我不能一味地感慨,两位老人哭坏了身子就麻烦啦。我使劲地劝。好半天,他们才止住悲声,席地坐着说着分手后的生活。我边给他们倒水,边听他们宣泄。40多年了,他们身分南北,不一样的处境,却一样的艰辛。 渐渐地天黑了,我到外面买了3碗炖鱼还有锅贴,都是林家湾的名吃,果然,林老伯见到很是高兴,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说在台湾常常做梦吃林家湾的炖鱼和锅贴。 在接下来的10多天里,我天天去看老人,陪他们逛街、郊游,不重样地吃济宁的小吃,最初林楠还推让,到后来熟了,我未去就打电话喊,话自然越来越随意。有一次他竟笑着说,你这警察这么热心地对我这台湾人,我还认为你受上面指示在监视我呢。我大惊。他接着解释两岸隔绝、敌视这么久了,这样怀疑是正常的,这些天留意你,确知你是一个好人,一个好警察。两岸就像亲兄弟,因为家产一类的事情打架了、分家了,但还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 半个月后,林楠回台湾了,也把姐姐接去团聚。临走的时候,老人把房门的钥匙给我,打那以后,我三天两头开开门,扫扫院子,收拾下屋子。两个老人常常给我寄信,寄照片,我回信,相互介绍两岸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信变成了电话,变成了网络,变成了视频。我们无话不谈,感觉真成了一家人。就这样10多年过去,林女士病故,再几年林楠病故,再几年,他们渐渐地淡出了我的视线,淡出了我的生活…… 现在,好想,到他们坟前,献一束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