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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你是我最后的留恋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不苟言笑,尤其是在家里,我们兄弟三人,对父亲总是怕怕的,在他面前,从不大声言语,生怕遭来呵斥。
  我的爷爷奶奶很早就过世了,由于远离家乡,姥姥、姥爷也很少见到,记忆里很少有祖辈的印象,母亲先于父亲多年去世,所以,身边的至亲长辈,父亲是最后的留恋。
  我的家乡在沂蒙山区,属老解放区,五十年代初,结婚不久的父亲就很想参军保家卫国,作为民兵连长,当兵是没问题的,但那时母亲已怀上了哥哥,没有家人照顾,只好暂缓一年应征入伍,所以,哥哥的乳名叫缓征。不只兄长,我们兄弟三人的名字都有浓厚的军人情节,我的小名叫送军,弟弟叫卫东,虽然长大后都有了学名,小名也就没人再叫,但父母还是经常叫的,即便是学名,哥仨的名字合起来就叫华军强,可见父母心中的军人情怀。
  作为军转干部,父亲很少顾家。人民公社的年代,机关干部虽然不多,但要长期蹲点驻队,那时候的驻队,与现在有着天壤之别,即便在同一个公社里,也很少见到父亲的影子,一个星期能见他一面,那就很不错了。后来父亲调到相邻的公社工作,就更难见上一面,十天半月回家一趟,然后匆匆离别,好像有永远干不完的工作。
  尤其是每年的秋收、秋种以后,北方的农村便到了农闲季节,但这时候父亲更忙碌,作为武装部长,他要带领公社基干民兵,也就是青壮劳力挖水库,建大坝,垒梯田,修水渠……主要是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由于多年带队出夫,冬天也要亲自到甚至齐腰深的水里劳作,落下了腰疼的毛病,只好在家养病。记得当时父亲的痛苦,每天都要用炒热的铁砂暖腰,不过,这也增加了与父亲接触的机会。
  父亲老早就用很稀罕的供应票买来一台蜜蜂牌缝纫机,当时还纳闷,母亲不会用,哥哥未成家,这么好的缝纫机,谁用呢?有一天,父亲从箱底找出奖励的绿色涤卡布,在当时,这可是上等的布料,说是给我和弟弟做新衣服,我们当然兴奋异常。但舞枪弄棒的父亲却执意要亲自当一回裁缝,而且不知他何时买来了裁剪本,以及裁剪工具,每天便亲自尝试着给做衣服。那个年代添一件新衣简直是一种奢望,过新年时能添上一件就很不错了,不过,说实话,当时心里一万个不情愿,好不容易添一件新衣,还要由土裁缝来做,心里当然很忐忑,到底会做成什么样子呢?但这些只有自己知道,深深埋在了心底。现在想想,父亲当年还真行,如果是我,肯定是不敢下手裁剪的,更别说亲自做了。到成品出来,让我大失所望,全然没有预期的兴奋,穿上一看,原来是圆领的对襟传统服装,一点也不新潮,但父亲却让我们穿在身上,那发自内心的成就感却无法掩饰,全然写在了脸上。可以说,这是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件新衣,这件墨绿色的涤卡上衣,肥肥大大,不记得穿了多少年。
  父亲包水饺的功夫那叫了得,就连母亲也是同一种包法,现在吃的水饺,很少见到这种包法,只见轧好的水饺皮放在手中,用筷子抹点馅子,将皮子对折,拇指并拢,两手一合,拇指与食指用力一捏,水饺便成了,虽然动作简单,却很有力道,不像现在大家包水饺,要一点一点拿褶,速度之快,不是常人能比,母亲说,部队里都是这样包饺子,我也是到部队探亲时学的。刚包好的水饺摆在那里,个个昂首挺胸,就像威武的士兵,非常气派,真有点军人范,皮子的边沿虽未单独拿捏,却非常结实,从未煮破露馅。
  不知何时,父亲买家来一个铁家伙,从未见过这种东西,说是平底锅,当时我还纳闷,这是什么锅?锅底平平的,怎么用呢?父亲好像读懂了我们的疑惑,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今天打几锅水煎包,给你们解解馋。然后,便和母亲忙碌起来。母亲先是发好面,然后摘菜造馅子。当时我还想,用发面包包子,还真新鲜。我和弟弟像跟屁虫,团团围在他们身边。一切准备妥当,包好的包子与从前吃的水饺有所不同,个大皮厚,感觉皮子只是轻轻一合就成了,并不像包饺子时那么用力。一切准备妥当,母亲点着木材,将平底锅熬热,然后锅底浇上猪油,那时,炒菜几乎全是用炼出来的猪油,很少吃现在的植物油,然后再把包子有序地摆进锅里,洒些许水,只听平底锅滋啦啦响,盖上锅盖,数分钟后打开,再将煎包从锅底抢起来,重新洒点水,再将锅盖盖上,不多会儿,香喷喷的水煎包便出锅了,那时白面馍馍都很少吃,别说水煎包这种新鲜玩意,当然是美美地饱餐一顿。
  父亲闲暇下来,便找事情做。一天,他砍来一个树杈,买来特制的线,织起了渔网,没几天功夫,便造出一只叉网。这下可方便了我,只要有空闲,我便跑到村后的泗河,带着叉网去捉鱼虾。别说,有一次见到一个东西快速钻到了沙里,并漩出一个沙坑,小伙伴说,不要下手,这家伙咬着不会松口的,只有听到驴叫才行。猛然想到了叉网,迅速将叉网猛地插进河沙,连沙带水一起甩到岸边,果真是一只缩头老鳖。带回家,母亲养了好几天,还是放到锅里,盖上锅盖,上边压上石头,最终结果了它。还有一次用叉网捉到一条大大的鲫鱼,足有一斤重,即便在岸上也很难让它臣服,我双手掐着鱼头,滑滑的,很难让你握住,鱼身拼命挣扎,鱼尾打得我肚皮啪啪作响,我便将整个身体压在上面,才算把它拿下,看来如果不是借助叉网,我是无法在水中将其捉住的。
  那时的武装部长,是需要与民兵一同摸爬滚打、实弹训练的,年纪大了肯定不行,于是父亲再次改行。改革开放初,父亲走进了文物部门,我曾调侃,父亲是弃武从文,在孔林当所长,一干就是十多年,因那时还没有家属院,为了生活方便,我们便也住进了孔林老五七干校里。
  由于父亲工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便和父亲长期生活在了一起,也让我更近距离地了解了父亲。
  父亲非常耿直,甚至可以说固执。老家的亲戚很多,那时如果他想办法的话,安排几个人的工作,还是没问题的,但表哥表姐们,来走亲戚可以,但谁也别想让他安排。即便已经下了学的弟弟,他也不想办法,反到是已经退休的老所长樊大爷,实在看不下去了,说:单位有政策,又不是给领导出难题,怎么不找?见父亲无动于衷,便亲自找到领导,才解决了弟弟的工作。我工作后,曾内心抱怨他不和已经成为市级领导的同事来往,只知道工作,平时也就和几个没用的穷哥们走动,太古董了,但又从不敢在父亲面前提起。
  秋收一过,田野一片空旷,可就没有了野兔的藏身之地,由于孔林荒野坟茔,野草丛生,正适于野兔生存。当时的土枪管制不严,经常见到肩扛土枪,手牵猎狗的猎人,在野地里搜寻野兔的行踪,记得当地的六个爪就是因土枪囤药太多太实,枪筒爆裂,结果了自己的性命。父亲抓野兔从来不用土枪,并非不会,而是用不着,我知道他对枪还是很有研究的,曾亲眼看到他自制的短枪,只是撞针略短了些,有时需要几枪才能打响。野兔从哪里出没,肯定跑不出他的视线,头一天下的套子,次日一早,准不会空手而归,几个穷哥们便有了聚会的由头。
  父亲的胆识过人,这不得不让我佩服。记得一年的夏天,我刚想入睡,突然感觉枕头凉凉的,伸手一摸,简直吓破了胆,原来一条大蛇盘卧在枕头下面。父亲听到异常,快速来到我的房间,我连忙躲在一边。这时,盘卧的蛇还未清醒,只见他猛地抓住蛇尾,将蛇快速提起,并将其上下猛甩猛顿,蛇头是无法高高翘起,伤及人的,然后,左手迅速自蛇尾往下一捋,蛇的骨节便全部错位,蛇头再也无法抬起,丢在地上的蛇,便软塌塌的没了生息。
  父亲没进过一天校门,但他做什么都像个行家里手。他扎的鸟笼子,让很多养鸟人不仅慕名交换爱鸟,还顺便顺走他的鸟笼。最有创意的是一只大大的如木房子似的鸟笼,这个笼子从不养鸟,而是一个捉鸟机器,鸟笼的上方,一侧固定别致的盛满水的小水杯,一侧是悬有精致的装满粮食的小瓷罐,水和粮食只是诱饵,里面暗藏机关,一旦有鸟前来饮水觅食,那只有来路没有去路。父亲先将装有画眉的鸟笼挂起来,然后借助不远处高大的橡子树,使用定滑轮与动滑轮将大鸟笼子,升至高空。画眉清脆悦耳的叫声,很快便吸引来同伴,但鸟儿是非常警觉的,不会直接飞向同伴,而是在高树上飞来飞去,远远地与画眉对唱,并很快发现了专为其准备的水和食物,再警觉的鸟,也抵不住食物的诱惑,当其反复踌躇后踏上鸟笼,便迅速掉进了陷阱,还未来得及反应,鸟笼已复原,鸟儿便主动关进了笼子。当第一次弄清这个笼子的机关时,我真的被惊呆了。
  父亲还应算是个业余木工。木工所有的工具,家里一样也不少,什么刨子、凿子、斧子、软尺、米尺、吊线、大小锯子、墨斗盒子……应有尽有。家里用的木炕、桌子、椅子、凳子、箱子、橱子、聚餐用的大圆桌,等等,都出自父亲之手。有时我就想,父亲没进过学校,如果赶上了好时代,他一定会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工科男。
  父亲并非不务正业,这些爱好,纯属业余时间所为。相反,他工作上却是很刻板,要求极其严格的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防火、防盗、防破坏。看似非常简单的工作,但由于林区较大,足足有三千多亩,要想做到万无一失,那也非常之难。仅仅防火一项,就很是让人头疼,数千亩的珍稀林木,密不透风,地上的野草永远无法彻底清理,一旦遇到火源,那是非常可怕的。父亲一天到晚,不知要骑车在林间小道上走多少遍,十几年的时间,我敢说,哪里少了一颗树,哪里多了一座坟,肯定逃不出父亲的眼睛。领导对他的工作也非常放心,责任如此重大的地方,让他一干就是十几年,足见他是多么敬业,但近百人的职工队伍,肯定也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任何人都不敢说,我比你干得多。
  渐渐地,我发现父亲是很孤独的。他的孤独,不仅表现在他很少与外界接触,孤独地行走,默默地工作,说话时,对各种社会风气的不满,对形式主义的不屑,对官僚主义、浮夸奢靡的怒骂,使得他有些特立独行,与社会格格不入。我想,他眼中的这个世界,已经颠覆了他早已根深蒂固的做人做事的原则,颠覆了他所坚持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偶尔,能听到父亲拉上一曲二胡,这个我早就知道,因为我和哥哥就此学会了二胡。但不知何时,父亲学会了吹箫,还有从未见过的握在手里的埙,那低沉的箫声,沉闷的埙声,呜咽凄凉,如泣如诉,穿透你的灵魂,催发你的泪点,这时,你会深刻感受到父亲的孤独。
  退休后,父亲越发地孤独,经常一个人骑车上百里,到北乡,或是东乡的山上,独自呆上一天,挖点野菜,捎点杂粮,天黑后才回到家中。
  父亲一辈子坚强,在他走到生命尽头的那次住院以前,我从未见他服过药,有时,坚强所伴随的就是倔强,从不服输,永不言错,即便到了生命的后期,因绝症无法手术,只有保守治疗,他还坚信治愈是很简单的事。临走的当天早晨,他早已下不了病床,还要求去做个彩超,当我们用担架把他抬到彩超室,他仍敲着已梆梆作响的钙化的肚子,要求医生拿掉它就好了,大夫也只好随声附和。
  父亲走了这些年,我渐渐明白了,理解了,读懂了他,虽然瘦小的我与父亲魁梧的身材有巨大反差,但我渐渐觉得,自己怎么越来越像父亲?
  虽然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生活的阅历,让我越来越懂得,父亲永远像一座山,让我有所依靠,有所追求,成为最后的留恋……
  2015年6月14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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