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困境第七章小臭老九

　　本章故事全部为虚构，如有巧合，纯属雷同。
　　——题记
　　我对徐立安说，1957年8月底，我和校长袁清风被下放到同一个劳改农场参加劳动改造，叫做大堡子劳改农场。那里其实是一个海拔2300多米的山顶平坝子，有几百亩新开垦出来的稀薄农田，只有很少几块还算肥沃的水浇地。从周边乡镇要去到这个坝子上，只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山间小路，大约有20多公里长，坎坷不平，非常难走，腿脚好的年轻人也要走上两天时间。坝子上稀疏地居住着几户土著少数民族人家。他们常年在山顶上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很少跟山下人联系。
　　刚开始，我和袁校长等八十多个右派分子都是默默无闻地在坝子上种庄稼、种蔬菜，包括玉米、水稻、土豆、甘蔗、花生、红薯等。我们砍伐林木、开山辟地、修整梯田，又开垦出来大片土地。后来，省委统战部专门下达了一道指令，让袁校长负责带领一帮人搞土豆栽培实验。你知道，袁校长原先是全国有名的动物医药学专家，让他搞农作物栽培实验，这就好比让你这个伙夫去给牲口治病，你能干得了吗？——这根本是两码子劲嘛！但我们不敢公然违抗上级命令，并且还要山呼＂上级领导决策英明，我们坚决拥护！＂——袁校长却没有丝毫怨言，他挑选了几个植物专家，在坝子上仅有的那几块水浇地里，发扬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不怕牺牲，排除完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精神，有声有色地搞起了土豆栽培实验。
　　过了没多久，上级部门又下达了一道指令：把这个劳改农场改成一个全省青少年收容劳教所。
　　你知道，在全省设立这么一所专门的青少年收容劳教所，那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当时，我们国家什么东西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产生了大批的流浪儿童，或者父母双亡，或者战争失散，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实在有损社会主义国家的光辉形象，于是政府设立专门机构，把这些流浪儿童集中起来，采取半工半读的方式，让他们自食其力，逐步把他们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而我们引进来的这套洋学问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皮毛，不见精神。凡是省内所有地区在大街上流浪、犯过小偷小摸错误、在学校里调皮捣蛋的学生，一律抓来。有些家庭孩子比较多、家里口粮又不够吃的家长，受到政府部门错误宣传的蛊惑，也主动把自己的孩子送了出来。他们自认为是把自己的孩子送上了一条吃穿不愁、还可以学习文化知识的康庄大道，实际上却是把他们送上了一条不归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可怕的情况出现了。这时候，我们经常高喊的口号或者其它精神胜利法根本就用不上了，现实是残酷的，教训是惨痛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狠狠地抽了理想主义者和极端形式主义者一个响亮的耳光——当然，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相关部门对此事仍然缄口不提，我想这可能仍然是个雷区，咱们也不提它好了。
　　——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那些饿死的孩子多半是听话懂事、诚实守信的好孩子，也许是我们这些老师的言传身教真正害了他们；相反，那些平时调皮捣蛋、偷鸡摸狗的问题少年，却反倒活了下来。因为这些孩子不怕违反纪律，经常夜里溜到田地里、农户家偷东西吃。这样看来，在那个年代，越是老实人、遵守纪律的人就越是傻子，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徐立安插话说：＂这还真就应了那句话了呢，叫做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还真是那么回事。＂我说。好家伙，没有一个月的工夫，这里就送来了2000多个孩子。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灰头垢面，面容清瘦，鼻涕连连，都是些十三、四岁的孩子。那天上午，省委统战部来了一位大领导，他在全校的开学典礼上激情高昂，慷慨陈词，直讲得大家热泪盈眶，心潮澎湃。有人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站起来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其他人也呼呼地站起身，高举右拳随声呼喊。那口号声真是惊天动地，地动山摇——反正把整个山川大地都感动了。但是，那个大领导讲完话就拍拍屁股走人了，我至今还记得他讲话的大体内容呢——
　　同志们，同学们：这里的土地虽然是贫瘠了一点；你们这些人大的大、小的小，还都不会种庄稼；这里也没有几件像样的农具……这些都是现实问题。但是，我们人多力量大，我们的精神力量是无穷的！只要我们发扬＂人定胜天、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发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大无畏气概，就是在海拔8848。13米的珠穆朗玛峰顶上，我们照样能够把它变成稻花飘香、四季如春的江南风光！因此，即使这里是人间地狱，我们也要把它建设成美丽、富饶、幸福的乐园！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蒋介石反动集团一心想反攻大陆，亚非拉等国家的人们还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肩上的胆子很重啊！同学们，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大家要刻苦学习，苦练本领，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嘱托！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解放全中国！
　　——解放全人类！
　　……
　　——我们的目标能够达到！
　　——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学校很快就成立了。当时，语文、数学、政治、自然科学……这些科目的老师很快就找到老师了，因为那些右派分子里面人才济济，有专家，有教授，凑巧的是，就是找不出个化学老师来。于是学校就安排我当化学老师，你知道，我是在大学里学的是农林专业——这正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现在想起来，当时那种武断的行政管理方式，纯粹是赶鸭子上架，真是连狗都能笑出屁来。
　　这时徐立安插嘴说：＂现在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或者是：有权就行！＂
　　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小＂臭老九＂。
　　＂‘臭老九’就‘臭老九’呗，你怎么前面还加上了一个‘小’字？是因为你年龄小？＂徐立安不解地问。
　　＂这件事说来话长，这个问题我也专门研究过。＂我说。
　　知识分子为什么被称为＂第九种人＂，这要追溯到十三世纪的元帝国时期。中国虽然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但历朝历代的政府并没有像印度的种姓制度那样明文划定公民的社会等级，由政府出面用文件形式界定帝国公民社会等级则是元帝国的独创。蒙古蛮族入主中原后，他们依据和蒙古人亲疏关系的远近及当亡国奴的＂资历＂，把帝国臣民分成了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即中亚细亚人）；第三等是＂汉人＂（即金帝国所属的中国人）；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帝国所属的中国人）。上述的等级划分是粗线条的。后来元政府又依照职业的性质，把帝国臣民更细致地划分为十级：一官（政府官员）、二吏（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三僧（佛教僧侣）、四道（道教道士）、五医（医生）、六工（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七匠（低级手工技术人员）、八娼（妓女）、九儒（知识分子）、十丐（叫花子）。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竟然被划分到社会的最底层，比儒家所最鄙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叫花子。究其实连叫花子也比不上，因为叫花子的人身安全还是有保障的，知识分子则随时有生命危险，政府一不高兴就可以拿他们的脑袋开玩笑。
　　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地位本来就很低了，那是一个多么令人绝望的社会等级啊！没想到毛主席他老人家还不满足，认为仅此还不足以表达他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和厌恶之情，又在＂老九＂前面加了个＂臭＂字！我至今也揣摩不出这位伟大导师的深刻用意。
　　我说：＂‘臭老九’——这顶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明创造的‘桂冠’，我一戴就戴了二十年之久。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知识分子阶层的一种特殊关照，说明他还想着我们，记着我们。对你们那些做饭喂猪的……其它各个阶层就没有这种特殊待遇了。你说是不是？＂
　　徐立安脸上马上堆出一派羡慕的表情，连连点头道：
　　＂那是，那是。你应该觉得荣幸才对，连我这个喂猪的都替你感到自豪。＂
　　至于我这个＂臭老九＂的前面还加了个＂小＂字，那是周围百姓对我的一种特殊称谓。我想，也许一是因为我年龄小，23岁就当了一名＂臭老九＂；二是因为他们对我这个＂臭老九＂的污蔑厌恶之情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既要把我打翻在地，还要在我身上踏上一只脚，让我永世不得翻身。
　　我认为，不管哪个朝代，只要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那就是一个罪恶的朝代，罪恶的年代；反之亦然，无论哪个朝代，只要能够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风气，这就是一个兴旺发达、繁荣昌盛的朝代。——这是一条毋庸置疑、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叹了口气，摇着头说：＂唉！经过‘三反五反’、‘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四清运动’……这一系列的革命政治运动的洗礼，我们的心都伤透了，于是大家都由‘自信’变为‘被信’，再由‘被信’变为‘不信’，最后再由‘不信’转变为‘他信’，变来变去，逐步丢掉了原来的思想信仰，‘自信’丢失了，‘他信’又不允许，于是我们这一代人就变成了一个个行尸走肉般的精神虚无主义者了。＂
　　＂精辟！＂徐立安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
　　＂但话又说回来，让我这么个兽医来给社会做诊断，你说荒诞不荒诞？哎呀呀——你还夸我说的‘精辟’呢，我看纯粹是‘精屁’——是‘放屁’的‘屁’！＂
　　说到这里，我俩都哈哈大笑起来。徐立安一笑，满脸皱纹，整个脸盘像一枚陈年的核桃，黑里透着红，红里透着黑。
　　我进一步补充道：＂这就像那些得了病的牲口，只有你找到了病根子，你才能够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哩。——你说对不对？＂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徐立安随着我的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