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以后,我作为煤矿矿灯修理工,去给地处内蒙边界的一个煤矿做充电指导,中间正好路过北塔子乡,就顺便看了杏儿。那天我看到她时都不敢认了,好像她是我姐,甚至都跟我妈的年龄差不多。杏儿的命真是苦啊!公社革委会解散后,她男人被赶回了家,干上了耍钱的勾当。把家里值钱的东西,该买得都卖了,里里外外让他折腾个精光。最后人还变成了精神病,疯疯癫癫的。我去那天,看他蹲在墙角,呆呆傻傻的,在他身旁放着几本稀烂稀烂小人书,跟婴儿的尿布差不多脏,他嘴里还不停地叨咕着:"千万别忘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我们刚到后梅林皋,一看山坡上那些破房子就知道社员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很苦。那些人字形的房子也就鸟窝那么大,还破破烂烂。这样的穷跟干旱没水有直接关系,特别干旱的年头,就连人都没水吃,别说牲口了。为这水的事,公社想了不少主意,最后想到了雨。杏儿的男人在革委会就管那个事。他说: "水从哪来呢?水从天上来。没听古人说吗?黄河之水天上来。所以,水就是雨,雨就是水。" 为了把雨水留住,他就让人们堵塘坝,凡是沟沟岔岔都堵死,杏儿的男人还说: "堵吧,大冬天的都闲着干啥?" "堵吧,雨水,雨水,千万要把雨当成水留下。" 可有的塘坝刚堵上,一场大雨,塘坝让洪水冲垮了,人们就再堵。就那样堵了冲,冲了堵,来回折腾。 有一口直径十多米宽的大井,在村子中间的干河套边上,听社员们说,井刚打完的时侯,水很旺,还想用它发电了呢,可后来天不下雨,井水越来越少,到后来干脆一滴水都没了,别说发电,连昏都发不了啦!再后来它就变成这样了:要下雨,有水,它就是井;不下雨,就干,他就是瓢。我们到那的时候前几天刚下了一场大雨,正赶上它是井,不是瓢。水混浇浇的跟黄泥汤子差不多。别看水颜色不好看,用处可大,全村的人吃马喂、种地浇园子、洗衣服做饭,都靠它;赶上大热天,它还是澡堂子。我们刚到那头几天,人生地不熟,出去溜达,老远看见一群光着身子的半大小子们,站在那井沿往下跳,吓得我们扭头就跑。听村里人说,有的孩子跳下去,没马上上来,而是第二天才上来,横着躺在水面上,死了。然后大井会消停好几天。当时村子里有的老年人就说了: "要是没水了,干了,变成瓢就好了,就没这种事发生了。" 青年点是我们全体知青们的家。听说我们要去,为了我们住哪,公社、大队还真花了不少心思。可最感到为难的当数后梅林皋的生产队长,他对前来送信的大队干部说: "能把知青送给我们小队,是看得起我们,可我们实在是没地方放啊!" 在家憋了三天,也没想出主意来,就硬着头皮去找上边的领导。他先去公社,到了公社革委会,哆哆嗦嗦地说: "能不能让知青先去别的小队?我们暂时没地方。" 革委会不高兴了,脸一沉,反问他: "你说去哪?谁有地方?" 队长一听心想: "我哪知道哪有地方,我这不是在问你吗?" 就又仗着胆说: "要不跟上头说说,先别让知青来了,等有地方了再来吧。" 这下革委会急了,冲他一瞪眼,用手指着他: "好大胆,知青是毛主席让来的,你长几个脑袋敢这么说,你想反对毛主席吗?" 吓得队长一缩脖子,赶紧说:"不敢,我不敢。" 说着,转身一溜烟跑了。 他又去大队,大队支书拉着长声问他: "怎么样啦,都安排好了吧?打算让知青们住哪啊?" 队长愁眉苦脸地说:"安排啥呀,没地,我来找你就是看看能不能去别的生产队。" 支书可不像革委会那么有耐性,听队长那么一说,张口骂道: "你他娘的说话呢,还是放屁呢,你们那没地方,谁那有地方?" 队长害怕再挨骂,就小声说: "那咋整呢,要不就把知青们分了吧,一家分几个。" 支书这回没骂,反倒笑上了,队长心里更没底了,比骂他还害怕。笑完了,支书用手点着他说: "真有你的,亏你想得出来,你小子脑袋是不是让驴踢了,还把人给分了。告诉你,就是我们住露天地,也得有知青住的地。" 听完书记这句话,队长的眼睛突然一亮,随后就看他一怕大腿: "哎呀,我想起来了,知道把他们放那了。" 书记一点心理准备没有,他这"嗷"一嗓子,把他吓得一激灵,还真以为他脑袋让驴踢了呢,就瞪着眼珠子说: "干啥玩意你,一惊一乍得,不会是精神出毛病了吧。" 队长顾不得说话,冲他笑着转身摔门就走。他一口气跑四五里地,直接去了四间房。 四间房是生产队圈牲口的地方,离着营子里有二里多地,像生产队饲养的什么羊啊、驴啊、牛啊都圈在这里,有一个饲养员看着。 刚才听书记提到"驴",还提到"住露天地",让他一下子就想到了这,四间房,正好够知青们住。所以他才拍大腿大呼小叫的。饲养员跟他打招呼,他鼻子哼一声,然后说: "赶紧收拾收拾,明天搬家。" 饲养员问:"谁搬家?家往那搬?" 队长大声说: "你和牲口都搬,先搬到生产队场院去。" 饲养员还是不明白,就又说: "场院也没房子啊,也不能让牲口住露天地呀。" 队长朝他一瞪眼: "牲口不住露天地,你想让知青住露天地吗?" 他说的是啥,饲养员听不懂,只是傻啦吧唧地看着他,队长更来气了: "我说你脑袋让驴踢了咋地,没房子不会盖吗?给牲口盖总比给人盖省事。" 饲养员急忙说: "那是,那是,可我就是觉得急了点。" 队长仍然大声说: "急,你有我急吗?你有毛主席急吗?" 他一看饲养员不吱声了,就背着手往外走,可走几步就又回头说: "知青是毛主席派来的,难道你敢反对毛主席吗?" 饲养员可吓坏了,脸都绿了,结巴结巴地说: "不敢,不敢,我这就收拾,这就收拾。" 就这样,我们知青的家——青年点,就算有着落啦,被安在了后梅林皋生产小队的四间房。四间房后来改名,叫小四队了。 <本书作者> 她的讲述,是在向我简单介绍下乡前后的那段经历,并不是知青生活的开始,因为,她们还没来到农村,还没变成农民模样,这应该算是她的开场白。 我知道,她是想在她们正式转变角色、成为农民之前,先告诉我她们是在啥地方转变的,那地方长的啥样以及她们住的地方。 至于她对杏儿苦难遭遇的叙述,表达了她对农民姐妹的怜悯和在生活中对女人的不公道。她在为自己作为同时代的人没有那样境遇而庆幸,更为自己与同龄人杏儿比起来不卑微的身份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而对生产队长的描述,则意义深刻,发人深省。用极为朴实生动的语言,把队长刻画成活龙活现的农民代表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人们不禁联想到中国农民的博大胸怀,用本就不能自食的土地接纳和养活了知青的事实。 我对她们那些从城市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最后安家落户在中国大地上某个角落的小鸟们,摇身一变,变成农民的模样的时刻,充满好奇。 我期盼她对知青们来到农村、开始知青生活的讲述,尽快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