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十五六岁的黄毛丫头的时候,就已经上矿山下属的一个叫"副业队"地方干临时工了。那时候,我就像个刚长全了翅膀的小燕子一样,在劳动工地上飞来飞去的。装卸火车、往火车站运煤、挖土方,啥活累我们干啥。我们那时候干活都没深拉浅、不管不顾的,常常不知天高地厚地去拿超出自己体重的东西,一点不知道找尖蹭滑,珍惜自己就更不会了。 队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坏老头,他欺负我岁数小,干活总是鸡蛋里挑骨头,在我们面前指手划脚,吆五喝六的。他从来都是背着手走路,挺着脖子说话,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开始我们还以为人家就那样呗,当官当惯了,不会小声说话,不会低头。直到有一天,上边来领导了,他才原形毕露。就看他在那个大官面前跟个哈巴狗似的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我们都憋不住笑。可等送走了大官你听他咋说: "都笑啥呀?你们要是都把活干好啦,我还用得着跟他低三下四的吗?" 听他那话,好像他当狗,都是因为我们。 每天中午吃完饭都是在我们干上活了他才来指挥,一边剔着牙,一边打着饱嗝,那声音都跟青蛙叫唤差不多,在我们面前像个灯影似的晃来晃去的。最后,迈着四方步慢慢的回他的办公室吹茶水去了。 我们平时见着他都喊: "队长好。" 他不回话,鼻子"哼"一声算是看的起你。有时连瞅都不瞅我们一眼,头不抬眼不睁的过去了。他还有个毛病,就是每当要训人的时候,都使劲整他的鼻子,和那些牲口似的"哼哼"地响。 那些中年妇女不怕他,有的人就说: "你那么使劲整鼻子干啥呀?跟驴打响鼻似的。" 我跟你说,他人长相歪瓜裂枣,所以歪心眼也多,好在女人身上动心思。我就亲眼看见他帮助那个中年妇女干活。 其实他的这些坏毛病我们都不怕,最怕的还是他有偏有向,明明完成任务了,可他就是不按规定给你工分。我们找他理论,他更有说的: "一个小丫头片子,给你点就不少了,瞎嚷嚷啥呀。" 我都烦透了他,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了挣工分就忍着吧。那时候我们就想,再忍忍吧,怎么说副业队也是矿山的单位,说不定哪天领导高兴,就让我们上矿山当工人了。 队长训我,我爸就劝我: "说两句就说两句吧,也不掉一块肉,领导都是为咱们好。" 我要是挨训赌气说不干了,我爸还是劝我: "忍忍吧,副业队离矿山近,离着近总比离着远强。"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人多简单呢,总把人家往好处想,就好像离着矿里近就能先当上工人似的。 一晃三年过去,我都十九岁了,从一个小丫头片子都长成了大姑娘,可还是没能把那个当工人的信儿盼来,最后,倒是把下乡当知青的信儿给盼来了。 那是1975年7月的一天,早晨我刚到工地,就听队长喊我: "小刘啊,从今天开始你不用来上班了,回家吧。" 听了这话,我心里咯噔一下,就想: "头几天我跟他顶嘴,他这是记仇了,要不就是因为我没给他买酒喝,他这是要停我的产呢。" 我正在那胡思乱想呢,就看他笑着朝我走过来了。三年净看他哭丧脸啦,现在乍一看他冲我笑,还真把我吓一跳,看着也不习惯,还赶不上他那个哭丧脸看着顺眼呢。 还没等他到我跟前,我就问: "我又啥做错了,还不让我上班了?" 就看他笑呵呵地连声说: "没做错,这回没做错,到农村"包队"去是好事。" 说着,他把我手里的铁锨夺过去,还做了个打发我回家的手势:"回家准备准备去吧,回去吧。" 经他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前些日子就听说矿上的工人子女,在家没当正式工的就要往农村撵,说是撵到农村插队落户去,队长准是听错了,把"插队"听成了"包队"。 那时候时兴那个,就是工人到农村各个生产队去当包队干部,不用干活,去各家各户号饭吃。吃完嘴巴一抹,抬腿就走,是个很不错的差事,可那样的美差不是谁都能干得上的。难怪队长今天另眼相看我。敢情他是觉得我也当官了。可不管怎么说,班是不能上了,只能回家。我跟飞似的往家里跑,刚进当院就喊上了: "妈,我下乡去了。" 我妈就说: "去就去吧,也不是没去过,那么大声喊啥?" 我妈以为这回还和以前一样,去农村干活,干完活就回来了呗,也没往心里去。可后来当她听说我是下乡当知青,去了以后可能不回来了,她不干了,哭着问我: "国英啊!你心咋那么狠呢,不怕我想你吗?" 我跟她撒娇,从后边抱着她说: "妈,不是我要去,是国家,是国家让我们去。" 她转过身来追问我: "国家是谁?谁是国家?告诉我,我找他评理去。" 当时一下把我问住了,还真不知道咋跟她解释了。正这么个时候,我爸下班回来了,他把话接过去说:"国家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国家,知道了吧,就是毛主席让城里的年轻人上农村去的。" 我看我妈不吱声了就紧说: "城里的地长不出粮食,人又多,不上农村咋整?都得饿死。" 我爸虽然没念过书,也不识字,但他毕竟是矿上的老工人,所以对国家的形势懂得一些。我妈听了我爸说的话。彻底不吱声了,只剩下抹眼泪了。 没过几天我就接到了下乡的正式通知。听说我要下乡当知青了,亲戚朋友、我们家邻居,见着我妈,都给我妈道喜: "听说你二姑娘当上知青了,这回你们家行了,少一张嘴吃饭还不说,今后也没人敢欺负你们家了。" 我跟你说,那时候当知青的确是很光荣的,我们还没走,还不是知青呢,那几天去矿山俱乐部看电影,就不跟我们要电影票了。检票的跟我们票,我们就大声喊: "我们是知青,要啥票呀。" 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 "知青有优先权。" 那时候我们都仰着脖走路,我们一大帮女知青去商店买东西,人多时都不用排队,卖货员看见都喊: "知青往前来。" 怕别人不高兴,就解释说: "他们是知青,知青有优先权。" 这么说吧,当时我们当知青,都跟当兵一样光荣。 别看别人觉得光荣,可我妈一点都不觉得,见了别人就说: "当知青有啥好的,名声好听,可我姑娘遭罪了,农村的苦,我吃过。" 尤其是我要走的头天几天,我妈更着急了。她心里憋屈,就找茬跟我爸吵。有一条晚上我都要睡着了,就听他俩还吵呢。他俩是各说各的理,谁也不让谁。就听我妈说: "毛主席哪样都好,就这个事办的不咋样,咋还把孩子们撵农村去了呢?" 我爸听了,开始吓唬她: "瞎说啥呀?毛主席你也敢说?" 我妈跟他使厉害: "就说了,你能咋地?你还想告我去呀?" 我爸一听半天没说话,过一会才说: "上山下乡不管咱们孩子一个,领导家的孩子也都去。" 我妈听我爸这么说,也换了口气: "可农村太苦,孩子忒遭罪呀!别的不说,光那跳蚤、蚊子就得把孩子们吃了。到了冬天,还不得冻死啊!" "人好福享不了,好罪都受了。都是长病生灾死人,没听说谁是咬死冻死的。"我爸又有点不耐烦了。 我用被子蒙着脑假装睡着了,听我爸妈在那吵,其实听我爸说,我也是农村生人,在我四岁那年,是爸爸用挑筐,一头挑着姐姐,一头挑着我,从二百多里地以外的农村老家把我们挑到这个煤矿上来的,从此过上了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所以,也就有了今天的上山下乡。什么跳蚤、蚊子,我什么没领教过。 那时侯的人都听毛主席的话,广播喇叭天天都播送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的事,就好像不下乡就不革命似的。在家还没走呢,可我们的心都长草了,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农村去。但后来真的要走了,又有点舍不得了。 我们家院子里有一棵李子树,当时已经结李子了,我在家的时候都是我侍弄它,给它浇水施肥,开花做果之前还给它打农药。现在我要离开家去农村了,心里放不下它,就在树的四周挖了很大一个坑,往里面放了好多青草,听说青草腐烂了以后可以当肥。还把我妹妹叫过来嘱咐她说: "你帮二姐看好它,我不在家,它就归你管,秋天摘李子时,别把树叉子折断,上冻之前要给它浇一次水。" 我还给水缸里挑满水,劈了好多劈柴,好像家里没有我都过不了似的。那几天,除了我忙里忙外的,再就是我妈最忙,又是给我做行李,又是做衣服,邻居见了她都说: "看把你忙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打发你姑娘出门子呢。" 那时候我们家生活困难,也没什么好准备的。一套被褥捆成行李卷,跟篮球差不多大,要出发那天,我们都跟行军拉练的解放军似的,把它背在身后,手里拎着个网兜,里面装着洗脸盆,肩上挎着个"为人民服务"的黄书包,那里边有我们女孩子平时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嫁妆"。 说我们要去的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一点不假,那真是要多穷有多穷,要啥没啥,有的、值钱的,只有大风和沙土。 北塔子,辽西朝阳地区紧靠内蒙古的一个公社,朝阳地区十年九旱,北塔子十年十旱,有一年不旱都不是白塔子。除了干旱,再就是风沙大。风大的时候都对面不见人。我们刚到的时候,看当地的人都跟土人差不多,还笑话人家: "看你们一个个的,好像耗子刚从洞里钻出来一样。" 可时间一长,我们也那样了,也成了耗子,整天灰头土面的。我们李书记问另一个大队派给青年点的干部,叫王岐的人: "王队长,你们这地方一年刮几回风啊?" 王岐笑笑,伸着两个手指头说: "不多,顶多刮两回。" 李书记放心了: "那还行,要多了可真受不了。" 可是王岐的话只说了半截,等李书记话音刚落,就听他又说: "不过,两回风刮的时间可长啊,头一回是从春刮到夏;二回是从秋刮到冬。" 我们一听,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全年都刮风吗?他还真没骗我们,在那待三年多,我们是领教了。再说后来我们也习惯了,没风还不行了呢,离不开风了。 风大沙子就多,沙子一来都铺天盖地的,每天下班回来身上会落上厚厚一层。晚上睡觉被子上也都是,就连吃的干粮都跟蘸芝麻盐一样,嘎吱嘎吱响。当地人还编了顺口溜: "天当床,地当房;沙子当棉被,土面当干粮。" 王岐还给讲个笑话,说是有一家人刚从外地搬来,当天晚上睡觉门窗没关严实,一觉醒来就都让沙子给埋上了,大人起来找孩子,找到最后发现少一个,于是就跟翻地瓜似的,在沙子里来回折腾,可怎么折腾也没有,一直到那个男人听见孩子的哭声,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怀里抱着的就是孩子。后来他笑着跟人们说: "当时到处都是土,啥也看不清,孩子要是不哭,我还以为抱着的是枕头呢!" 沙子多还不说,还扎人,身上就跟长了刀似的。听说那地方的沙子是从内蒙古大沙漠跟风一起来的,所以身上有刀。 风沙大、干旱少雨让北塔子臭名远扬,算是整个朝阳最穷的地方。可偏偏又让我们摊上了。能怨谁呀?要怨就怨自己命苦吧!但是,北塔子也不全是臭名远扬,也有值得我们杨兴,让旁人羡慕的地方,要有人问我们:"你们下乡去的是啥地方啊?" 我们都不说是北塔子,而是说: "穆桂英。穆桂英知道吧?我们去的就是穆桂英待过的地方。" 也别怪我们那么说,更不是顺嘴胡说,我们到了那地方,还真听当地说书匠说过。他说,我们插队落户的生产小队叫后梅林皋,大队叫白塔子。在后梅林皋村子的大南边有一座大山,当年穆桂英就住在山上,山下的村子就是她的穆柯寨。有没有这回事,谁也不知道,说书人嘴没把门的,随便说说的事,让人们不得不信,不信又不敢,因为,当地的人全依靠这个才抬起头来,用这个跟别人显摆,我们也是一样,也靠这个显摆自己。其实他们那么显摆有那么显白的道理,王岐就说过: "不显摆不行啊,不显摆小子说不上媳妇,丫头找不着婆家。" 当然我们显摆不是为了这些,我们是怕家里人担心,是怕旁人笑话。一听说我们下乡到穆柯寨,家里的人,我爸的工友们都来劲了: "好地方啊,当年穆桂英能打胜仗,兵精粮足,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穆柯寨呀!" 可有的人不那么说:"有什么值得显摆的呀?穆桂英开始就是个山大王,山大王待的地方能好了吗?肯定是穷山恶水,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还真让人家说对了,后梅林皋还真就那样。山是挺高挺大,可山上光秃秃的,山根底下的树,也都让村民们砍了当柴火燎锅底了。在村子的北头,有一条河,叫白塔子河,河面挺宽挺大,平日里也没有水流,而到了雨季就会发大水,混浇浇的河水像稀泥似的,还嗷嗷叫,怪吓人的,让人听了都心惊肉跳。有时候它还跑到上边来,把人家给冲走。说后梅林皋穷山恶水一点不冤枉。 可为什么有个"后梅林皋"这么个好听的名字呢?还是我们到了那地方,听村里的白胡子老先生说了后才知道的。他下巴上花白的胡须里藏着的都是学问,他摇头晃脑地说: "梅林,梅林,就是梅子树成林。至于后梅林吗?与前梅林而言之;皋,水边的高地也。" 他说话太费劲,之乎者也,跟鸟语似的听不懂,倒是后来王岐说得明白,他说,这地方长着一种叫梅子的树,树多形成了树林,在距这片梅林不远的山前边也有一片同样的梅林,于是,这两片梅林分别叫前、后梅林。至于"皋",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水边的高地"。那是指据此地不远的白塔子河而言。后梅林皋就是这么来的。 全村三十多户人家,有一半姓冀,剩下就是姓张和姓康的多,姓刘的只有一户。我下乡到那以后还和这户老刘家成了一家子。他们家有个叫杏儿的姑娘,比我小一岁,和我认识后,经常去我们青年点找我,她管我叫姐,我们俩处得很好,跟亲姐俩似的。 杏儿的爷爷,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私塾先生,听说我也姓刘,就迷着眼睛咬文嚼字地说:"这俗话说的好啊,张王李赵遍地刘,老刘家是大姓,从大汉朝算起,咱们都是刘邦的后代,都是一家人。" 杏儿很苦,在我认识她的那年冬天,就被她爸硬逼着嫁给了本村一户姓冀的人家当媳妇,老冀家是大户,再加上她要嫁的是公社革委会的男人。老刘家怕老冀家,就把杏儿舍出去,成了父母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杏儿不同意,想让爷爷帮助说话,可没想到老私塾说话更难听。就听他说:"嫁就嫁吧,嫁谁都是嫁,早晚都得嫁;嫁了老冀家,省得别人欺负咱们。" 你听这是他当爷爷应该说的话吗?简直就是个老糊涂蛋。杏儿的苦命谁也救不了,最终还是嫁了。三年以后,她听说我回去当工人要走了,就来送我,可怜的杏儿,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她拽着我的手哭哭啼啼地说: "国英姐,要是人有下辈子,我也和你一样作个工人爸妈的女儿,也当工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