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方舟逝世(糖丸爷爷的孩子死了) 有些人的一生就像一杯茶,把苦留给自己,把甘甜赠送给世人。 1955年,一种可怕的病毒在中国大地上弥漫,疯狂扑向年幼的孩子。 从出现到大规模扩散,这种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着,更为可怕的是,它的传播方式极为简单,粪便、唾液都是传播途径。 四肢瘫痪、无药可治、终身残疾,一个个残忍的词语,让无数父母谈"小儿麻痹症"而色变。 彼时,炎炎夏日,偌大的街上却连一个孩子都看不见,家家户户紧锁着门窗,希望以此护佑孩子的平安。 而那些不幸患病的孩子,被父母从农村带到城市,一间医院接着一间医院地问,寻找治疗的方式: "医生,求求你,救救我孩子吧,他还那么小,不能就这样躺在床上过一辈子啊!" 然而,所有的希望换来的,却是医生无奈的摇头叹息。当时中国落后的医疗水平,对这种病根本没有任何治愈的办法。 父母们的不甘和悲伤,像一首响彻云霄的哀曲,让人闻之落泪。 就在众人感到绝望之际,一种"糖丸"却突然出现,挽救了无数陷入水深火热的家庭。 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糖丸"其实就是小儿麻痹症的疫苗,只是在此之前,没有人能想到疫苗居然能以这样的外表出现。 而研发出这种救命药的人,就是"糖丸爷爷"顾方舟。 小小的"糖丸"来带希望,但背后的心酸和艰难却鲜为人知。 顾方舟就像一杯苦涩的茶,把希望和甘甜带给世人,却把所有的苦难都留给了自己。 不幸的童年 苦,是顾方舟童年的底色。 1926年6月16日,顾方舟出生在上海,父亲顾国光和母亲周瑶琴商量后,决定给他取名"方舟",希望他能正正方方地做人,像一叶扁舟在人生的海洋中闯荡。 但年幼的顾方舟还没来得及尝试闯荡生活,就失去了一半的避风港。 4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他的父亲不幸去世,剩下母亲独自一人带着四个孩子,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艰难度日。 家里骤然失去一半的支柱,日子的窘迫可想而知,尤其是遇到孩子发烧感冒,更是艰难。 然而,命运的残酷却并没有到此结束,在失去了父亲之后,现实又一次让顾方舟失去了母亲的陪伴。 为了让孩子们有更好的生活,周瑶琴不得不辞去薪资微薄的教师工作,回到宁波老家学习现代助产技术。 父亲病逝,母亲不在身边,顾方舟只能交由外婆照顾,在外婆的关爱下,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但这样的温暖依旧没能抵御外界的恶意。 没有父母替自己遮风挡雨,顾方舟被同龄人嘲笑为孤儿,甚至在学校表演话剧的时候,老师也时常让他扮演乞丐: "反正他没有爸爸,家里也穷,演乞丐不是真好吗?" 一句句恶毒的嘲讽,像冰冷的针管,刺进顾方舟的心头,疼得他喘不过气。 别人家的孩子在外受委屈了能找长辈哭诉,可顾方舟不但不能哭诉,还得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避免外婆难过。 外婆心疼他扮乞丐,他却把委屈藏在心里,说自己喜欢演这个角色,还让外婆把废弃的衣服改成乞丐装给他用。 好不容易熬到1934年,母亲学成归来,动荡不安的局势又让顾方舟见识了另一种残酷。 有一天,他放学回家,刚踏进家门就看见几个警察冲着母亲要保护费,言语间气势汹汹,让人很是害怕。 顾方舟永远忘不了,那天母亲双眼通红地对他说: "儿子,你要争气,好好读书,长大了当医生,这样才不用去求别人。" 因为这句话,年仅8岁的顾方舟,心里萌生了当医生的想法。 但真正让他拥有一颗"医者仁心"的,是此后面对生死离别时的无奈。 求学,生离死别的绝望 对于医生而言,最残酷的事情,莫过于眼看着鲜活的生命在眼前消逝,自己却无能为力。 得益于现实的鞭策,顾方舟在学习方面很是认真,1944年,他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大医学院,那时正值战乱年代,和其他医学生一样,顾方舟也时不时被安排去抢救伤员。 父亲逝去时,因为年纪尚小的缘故,顾方舟因此尽管悲痛不已,但却对生命的逝去并无太多感触,而抢救伤员时已经成年的他,却对此感到无比的震撼和痛苦。 有些伤员拼尽全力能挽救回来,有些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在痛苦中身亡,哀嚎和哭泣,让顾方舟倍感沉重。 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暗暗发誓要用自己的医术造福世人,不再出现面对病魔却无可奈何的情况。 1950年,从北大毕业的顾方舟被分配到大连卫生研究所,学海无涯苦作舟,在研究所的他,并没有就此停下学医的脚步。 那时,我国和苏联关系正好,大连研究所内也有苏联专家在那里,顾方舟作为他们的助手,凭借着好学诚恳的态度,深得苏联专家的喜爱,倾囊相授。 但平静的日子是短暂的,不久后,朝鲜战争爆发,顾方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使命。 在那次战争中,美军最终发动了细菌战,导致痢疫不断流行,我国也看到了其中的危机,特地派遣近十名医学者前往苏联求学,其中就包括了顾方舟。 "新中国刚刚成立,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我若不学有所成,绝不归来!"临行前,他宛如发誓般对好友说下这句话。 怀着祖国的期望,身上的责任不可谓不重,在苏联求学的那段时间,顾方舟就像干渴的海绵,疯狂汲取一切知识的水分。 第一年,他顺利通过了俄语考试; 第二年,跟着导师做论文,饱览群书。 整整4年,除了吃饭睡觉,顾方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和医学室,他的刻苦学习精神,让老师和同学为之动容。 1956年,顺利获得副博士学位的顾方舟回到中国,并且被分配到卫生部流行病微生物研究生。 然而,屁股还没坐稳的他,就立马迎来了人生最为重要的挑战。 彼时,突如其来的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让全国人民为之恐惧,最为严重的江苏南通,数天内就有466人因此身亡,这种病毒的可怕可见一斑。 没被感染的孩子被父母严格锁在家里,不准外出,而那些不幸感染的孩子,父母发疯似地四处寻找治愈的办法。 一位母亲听闻研究院也许有办法,于是就带着孩子找上顾方舟,但实际上,这种病当时在国内压根没有办法。 看着家长满是绝望,却又带着一丝希望的眼神,顾方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们,他想尽脑海中所有的知识,最终只能悲伤地说: "对不起,同志,这个病,我们目前没办法治愈。" 有多大的希望,就有多大的绝望,顾方舟这句话就像一纸死亡判决书,让那位母亲瞬间崩溃,瘫坐在长椅上。 顾方舟满心煎熬,他就这样看着那位可怜的母亲,怀抱年幼的孩子,从大中午一直坐到夕阳西下,犹如失去所有的生机。 最后,那位母亲离去了,她沉重的步伐,像绑着数百斤重的沙袋,每一步都踏在顾方舟的心头。 那一刻,他仿佛看见自己在北大抢救伤员时的绝望。 艰难的抉择,希望 两难抉择之间的痛苦,或许只有当事人才能明白。 1959年,顾方舟和同事被派往苏联,学习治愈小儿麻痹症的方法。 然而, 他们没能被允许进入"脊灰"研究所,而是被随意打发到普通疫苗研究所中,满怀希望的热情,却最终被现实泼了一桶冷水。 那段时间里,顾方舟时常彻夜未眠,他知道:自己多拖延一分钟,就会有许多孩子失去生命。 天无绝人之路,想尽一切办法后,顾方舟最终得到了疫苗的消息。 当时,全世界在"脊灰"的研究上,已经成功研制出两种疫苗,一种是美国的死疫苗,另一种则是美苏联合研制的活疫苗。 遗憾的是,这两种疫苗都有着各种的缺陷,并不适合我国。 死疫苗虽然安全有效,但却不能阻挡病毒再次传播,而且价格昂贵,一个人需要接种三针,一针需要5美元。 而活疫苗的生产成本极低,但却没有经过临床试验,没有人敢保证是否安全,一旦打入体内的活病毒出现变异,很有可能导致小儿麻痹症。 是要死疫苗,还是要活疫苗,一时间,围绕着疫苗选择所展开的争辩极其激烈,没有人能告诉医学家们,哪种疫苗更适合我国,万一出错,风险足以大到让人无法承受。 更为残酷的是,无论是选择哪种疫苗,按照当时的国际关系,美苏都不会帮助我国,我们只能选择自我拯救。 其实谁都知道,如果顾方舟选择死疫苗是对他最"稳妥"的方式,他可以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只是这样一来,想要在国内实现全体免疫几乎不可能。 艰难的选择摆在面前,顾方舟左思右想,反复不定,两种疫苗的利弊报告纸,被他拿起无数次,又放下无数次。 顾方舟想起自己的父亲因为不幸感染黑热病去世时,母亲痛不欲生的场景,他的内心逐渐清明,响起一个斩钉截铁的声音: "我决不能看着任何一个孩子,因为无法治愈而死去!" 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写了一份长信寄给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副院长沈其震,以决绝的态度表示:"中国如果想要彻底消灭小儿麻痹症,就一定不能使用死疫苗!" 在短暂而煎熬的等待中,顾方舟迎来了答案,经过卫生部的商议,同意他的建议。 方案通过了,可顾方舟却没有感到喜悦,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他的面前:疫苗标本从哪来? 没有活疫苗做研究,再好的方案也是空谈。 无奈之下,顾方舟只能恳求昔日的同学,从苏联那里得到一瓶没有任何科研数据的疫苗原液。 如此简陋的参考标本,却已经是同学费尽心思才拿到的"宝贝"。 拿到疫苗后的顾方舟,立马启程赶回国内,他把疫苗装在一个小小的行李箱中,一路上抱着,寸步不离,生怕出现任何差错: "这不只是研究数据,更是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希望。" 研究,拿亲儿子做实验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如果不是现实所迫,谁又愿意拿孩子做实验。 回国后的顾方舟,立马展开活疫苗研究工作,因为研究过程中需要猴子进行实验,他和团队的其他成员就拖家带口,到云南山区建立疫苗研究基地。 说是研究基地,可实际上却只不过是一个养猴子的山洞,别说研究了,就连住人都成了问题。 "走到这一步了,怎么能就这样放弃?"顾方舟咬了咬牙,和同事在山洞里搭起了简陋的棚子,以此当成居住的地方。 昆明的气候多变,每到潮湿天气,衣物不干几乎成了常态,一群人连件干衣服都穿不上。 但这还不算最糟糕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研究工作展开不久后,苏联就撤走了所有的资料和专家,无奈的顾方舟只能"白手起家"。 培养细胞需要恒温室,他就拉着几名电工自己建; 疫苗需要冷藏,他就和同事把疫苗背到山下的冷冻厂。 有时候因为工作的需要,疫苗得背上背下十几次,绳子把肩膀磨出了血痕,疼得一群人直抽冷气。 可就算是这样,顾方舟依旧无怨无悔。 在一群人不懈的努力下,我国第一批脊髓灰质炎疫苗终于研制成功了,顾方舟和同事没有犹豫,把自己当成人体试验的对象,将疫苗注入体内。 一个星期过后,他们的生命体征没有任何异常,但试验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免疫力强的大人用了没问题,可免疫力低的小孩子用了,真的就没问题了吗? 这个问题,依旧是个未知数,唯一的确定方式就是找一个孩子做临床试验,可问题难就难在上哪找孩子? 且不说偏僻的山区荒无人烟,根本找不到孩子,单单是不确定的结果,就足以让无数父母拒绝这样的要求,况且顾方舟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做。 "就差这最后一步,该怎么办?"没有选择的他,只能把目光投向自己刚刚满月的儿子顾烈东。 可对于这个决定,同事们却不赞同,纷纷劝阻道:"方舟,一旦失败,孩子可能一辈子就毁了,甚至是死亡,嫂子要是知道了,岂不是埋怨你一辈子。" 顾方舟不是不知道事情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但此时的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自己的孩子都不敢吃,又怎么能让别人家的孩子吃呢? 就这样,不到一岁的顾烈东,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喝下脊灰疫苗的孩子。 同事们被顾方舟的行为感动,也纷纷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实验,在一声咳嗽、一个喷嚏的紧张气氛中,顾方舟心惊胆战地度过了十天。 那一刻,他忍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疫苗没问题,这场没有退路的战役,他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在那之后,疫苗被运往北京,700多个7岁以下的孩子参与实验,最后无一出现意外。 1963年,第一批500万人份的疫苗,被火车和汽车载着,如同载着希望,赶往全国11个城市。 从那时起,中国的孩子再也不用恐惧小儿麻痹症,但顾方舟的脚步却并未就此停下。 "糖丸",未曾停下的脚步 治愈小儿麻痹症,疫苗生产出来只是完成一半的工作,另一半则是推广,在这个过程中,顾方舟也遇到了许多难题。 一方面,疫苗需要低温保存,这在大城市还容易解决,可对于偏远地区和农村来说,却是个很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疫苗液体的味道需要口服,偏偏味道很怪,许多孩子都无法接受,甚至直接吐了出来,导致大量珍贵的疫苗被浪费掉。 面对这两个难题,顾方舟不断寻找着解决方案,最终从"糖果"中得到了灵感,他和同事不断研发,最终制造出了"糖丸"。 相比于液体的疫苗,固体的"糖丸"不仅方便运输,放点冰就可以解决低温保存的问题,而且味道甜美,小孩子很喜欢吃。 这一年,一颗粉红色的糖丸疫苗,悄然走进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挽救了千万孩子的生命。 看着一群正在美滋滋吃"糖丸"的孩子,顾方舟喜极而泣,这一次,他不需要心痛地说"治不了"。 顾方舟曾说:"我这辈子就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消灭全国内的脊髓灰质炎!" 老人确实做到了,而且还超出了他的诺言。 1949年到1993年,我国的小儿麻痹症年平均发病率,从十万分之4.06,下降到了十万分之0.046,因为那个"糖丸",数十万儿童安全成长。 2000年,世卫组织宣布:中国彻底消灭了小儿麻痹症! 这一天,顾方舟等了整整45年。 顾方舟研制的"糖丸疫苗",不仅拯救了千万家庭,而且还引起了外国媒体的注意,他们纷纷对此进行报道,同时许多世界级医学者也前来向其请教。 对于这些前来请教的同行们,顾方舟没有私藏,全心全意教授,因为他知道: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例脊髓灰质炎存在,所有国家都有感染的风险。 "医者仁心,悬壶济世",顾方舟的所作所为,值得所有人为之敬佩。 1987年,英国皇家科学院授予顾方舟院士称号; 一年后,他摘得了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桂冠。 而在1990年,顾方舟又获得欧洲科学院院士的称号。 许多人都认为,顾方舟只是在小儿麻痹症方面做出了贡献,其实不然,中国医学科学院王辰曾评价他: "在业内人士看来,顾方舟的贡献不仅于此,我国乙肝之所以能有奇迹般的下降,很大程度是因为婴幼儿时使用疫苗,而这个决定,顾方舟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019年,顾方舟老先生离开了人世间。 我们相信,他是微笑着离开的,他的付出都有了回报,而人们也永远会铭记这份来之不易的健康。 顾方舟老人的一生,都在为中国医学而奋斗,哪怕到了86岁的高龄,他依旧还在给学生写教案,教学生们如何研制出更好的疫苗。 他无愧于"中国病毒学之父"的荣誉。 有人说:"顾方舟的人生就像一杯清茶,把甘甜给予他人,却把苦难留给自己。" 老人在世时,很少提及自己的经历,人们只能从他接受采访时,透露出来的只鳞片羽,去感悟他的艰难。 命运给予顾方舟不幸,他却给这个世界带来希望,如此胸怀,让人感动。 而在漫长的医学生涯中,顾方舟的妻子和儿子也默默支持着他,妻子得知他在儿子身上做实验后并没有生气,反而表示支持,儿子顾烈东长大成人后也坦言: "能参与到父亲的使命中,我很荣幸。" "国家,国是大家,有国才有家",百城君相信,虽然"糖丸疫苗"随着科技的进步,推出了历史的舞台,但顾方舟老人的付出,却永远不会褪色。 顾方舟老人临终前,曾留下一句遗言,他说: "我用一生做了一件事,值得,值得,孩子们,快快长大,报效祖国。" 这句话至今回荡在我们耳边,每每想起,让人不自觉破防,泪流满面。 国士无双,一路走好,老人的遗愿,如今正在慢慢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