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定都北京（首都为什么选择北京）

　　北京，中国历史的落脚点和归宿。北京，是华夏文化的北端地带，＂一墙之外，逼近大虏＂，它背靠南部广阔的汉文化区域，北视北狄，西拒西戎，东抗东夷。北京，是华夏文明的出击站，从这里，中华文明走向全国；北京，又是华夏文明的凝聚场，全国各地的精英文化汇聚于此，在此碰撞、融汇。北京有北京的优势。历朝都有自己的北京优势论。
　　金元明清定都北京都是依据了各自的北京优势说。
　　金人认定，燕都地处雄要，北依山险，南压中原，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是看中了北京的地理环境。北京在地理位置上的确独特，它为中原北方门户，有人讲它是中国的＂龙眼＂所在。它平坦靠山，南通江淮，北连溯漠，可称得上是＂财货骈集，天险地利＂，实为汴(开封)、洛(洛阳)、关中(西安)、江左(南京一带)皆不及也。
　　元代在辽金的基础上建立大都，这是蒙古贵族认识到北京位于东西地势的交汇点上，又君临南方，进可以扼控全国(事实也是如此，从北京南进的军事、政治行动基本上都是成功的。
　　明代建都北京，在老北京人的传说中是件有神秘色彩的事，徐达在刘伯温的授意下以射箭定都的传说，仿佛说明北京之成为首都是很偶然的。其实，明代迁都北京，有极为充分的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个人情感的原因。它是中国文明从西向东迁移变动的结果。明开国定都南京，赖以推动全国，是符合明代人定都原则的，但蒙古势力返回并峙持于漠北，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如不全力守卫边疆，可能出现北宋第二。
　　清朝建都北京，自是出于弹压中原、雄霸九州的胸怀和眼光，也是出于退可出关的战略考虑。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廷的远见卓识者，认为要＂以图进取＂，必迁北京。皇太极的迁都北京是要占据这个关口从而统一全国，＂以建万年不拔之业＂。1644年8月20日开始，清朝大迁都，10月10日正式定都北京。
　　北京的地缘位置属交通要冲，占住北京，就挟制了西北到东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条关口(这是四条生命线)，北京城外有太行山、军都山、燕山，地势高峻，明代人认为＂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形胜甲天下，层山带河，有金汤之固，诚万古帝王之都＂。
　　新中国为啥定都北京
　　毛泽东视察北平
　　【新中国为何要定都北京】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已经有67年的历史了。1949年9月，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并自当月27日起正式改北平为北京。其实，中共领导人早在抗战胜利后，就考虑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迁移问题。曾想选择的地方有承德、哈尔滨、淮阴以及后来的南京、西安等。但为何最后选择北平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呢？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选址与迁移定都，即选定国家首都，是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极为重视的一件大事。按照一些古都学专家的研究考察观点，选择都城主要是根据经济、军事和地理位置三方面条件来考虑的。为此，从殷周至北宋以前的2000多年中，全国性的都城多选在中原地区；南宋800年以来，都城移到了偏东距海不远的地带，大多是基于以上3个方面条件考虑的。实质上历朝统治者大多是从有利于国家政权巩固的政治方面来考虑定都问题的。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经历过多次选址与变迁，先后有哈尔滨、承德、淮安、西柏坡等地，其中也有几次计划设想未能实现。虽然这些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选都，但确为最后定都北京做了必要的准备。抗战胜利后，为了发展东北，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为此做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把承德作为中共中央临时所在地，就近指挥这场斗争。但由于东北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央决定不再迁往承德。1946年，中共中央还曾准备把所在地搬迁到江苏淮安。这方面史料有不少可以说明。但由于内战爆发，这个决策也没有实现。1948年５月，为了便于指挥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中共中央决策由陕北移驻西柏坡。党中央在西柏坡这个山村红都指挥了战略决战，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胜利。1949年3月2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党中央撤离西柏坡移驻北平。高层领导人希望定都北平定都问题是中共高层领导人考虑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1948年9月，中央九月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华北军区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员的徐向前谈山西作战解放太原问题时，透露出和平解放北平和定都北平的设想与心愿。毛泽东听了徐向前汇报后说，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其目的是完整保存古都，以备未来定都北平。据当时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回忆说：争取和平解放北平问题，这个想法荫生于新保安、张家口歼灭战之后。他同罗荣桓谈这件事时说：＂应该争取北平和平解放，如果党中央决定定都北平，那么打个稀烂，机关那么多人连个住处也没有。＂罗荣桓听后表示同意支持，而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不同意聂荣臻的分析意见，认为这只是幻想，不可能实现，还是要靠打来解决问题。聂荣臻考虑到事关重大，于是就以个人名义向党中央发了一封建议和平解放北平的电报，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看了发去的电报后，回电表示完全同意。据老同志们回忆：1948年12月，叶剑英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后，他带领接收北平的大军从保定抵达平郊的房山良乡，在此停留一个月进行集训期间，他经常谈论政治、军事形势；叶剑英明确告诉接管干部们，北平将来是新中国红色的首都，我们必须要把北平的工作搞好。1949年２月，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偕夫人赴西柏坡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去看望毛泽东时，两人讨论起选定首都的问题。毛泽东问：＂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胜利了，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你有什么意见？历史上，历代皇帝把京城不是选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么就是南京、北京。我们的首都选在哪里最合适呢？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案。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王稼祥畅谈了定都南京、西安、安阳、开封、洛阳等都不太合适的理由后，明确回答说：＂我认为，首都最理想的地点是北平。北平不仅地理位置很好，而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能扼守连接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同时靠近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有事，不致京都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几朝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政府的首都应选在北平。＂毛泽东听后表示完全同意。上述解放军将领等高层领导人在1948年底和1949年初所谈定都北平的意见，不仅反映了我党军事家、政治家们具有预见性的战略眼光，而且也说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已成定局，中共即将成为领导全中国的执政党了。选择都城，定都何地，已成为一个势在必行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北平人民要求共产党定都北平1948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免去了何思源北平市长职务之后，促使何思源走上了新的道路，开始致力于和平解放北平运动。1948年１月17日，傅作义召集华北７省市参议会，讨论和平问题，邀请何思源以北平荣誉市民身份出席会议，并请何思源在会前访问驻北平的军事将领们。何要求他们顾念北平200万人民的痛苦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走和平道路。何思源在会上讲了话，提出了3点要求：（一）要求将北平改为北京，北京人最讨厌北平这个名称，改北京是最反映民心的。（二）要求在北京设中央政府，北京人以前最喜欢自称＂天子脚下之臣＂，越靠近中央越好。（三）要求中央政府统一全权。何思源讲的这几条，显然是着眼于北平和平解放之后而言的，反映了北京人要求共产党定都北平的民心。根据党内和人民的意见要求，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响亮地提出：＂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得到全体与会同志的一致同意。从总体上讲，定都北平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众望所归！毛泽东执意要将北平改为北京1949年9月25日下午8时，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关于国旗、国都问题的协商座谈会，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当时会议记录是这样记载的：张奚若：国都在北京，大家不会有意见的，但就是南京是否改名，有人提议南京要改名。黄炎培：为了省事，我的意见北平、南京都可不改。毛主席：还是改一个字好（指北平改北京）。那么，为什么毛泽东执意要将北平改为北京呢？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改北平为北京最主要的动因。毛泽东曾在1948年九月会议上指出，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他定都南京。我们的政权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北平。把北平改为北京，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与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虽然有些人主张可以建都北平，但不必将北平改为北京，理由是北平有＂北方太平＂的寓意，适合定都的本意。然而，人民群众和许多民主人士都有共同的想法，应当改名。新政协会议是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会议，是以完全民主的方式讨论决定重大问题的。因此，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具有民主精神，把北平改为北京，这与蒋介石的独裁专横有根本不同。总之，改北平为北京，虽一字之差，但是既反映出毛泽东具有挑战意识、创造精神和坚定自信的伟人性格，更表现出国共两党两种政权的根本区别。
　　我认为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心，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钱穆
　　西方文化，从历史转动趋向言，先由希腊转到罗马，再从意大利移向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而到今天的苏维埃，大致是由小地面移向大地面，由温带移向寒带，由低处向高爬。希腊是小区域的温暖地带，德意志、苏维埃是大面积的高寒地带，这是西方文化的地面动态。
　　在中国呢？这一趋向恰恰相反。从黄河流域，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渐渐移到长江，再由江浙移趋闽粤，正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由高寒地带向低暖地带滑下。西方如逆流而上，中国则顺流而下。这一对比是极可注意的。
　　只为中国地方大，经一次大变乱，人便向四面跑，旧文化移植到新园地上，又产生出新生命。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乱，同时总留有几块干净土，留作新文化的处女地。让旧的人才移植，让新的生机萌动。你若游历全国各城市、各乡村、各名胜，到处有历史遗迹，到处有文化纪念。即如山西大同，在南北朝北魏时候，那里是政治文化中心，曾集结了很多人物，军人、学者、政客、僧侣，都有出色人。
　　这些地方在今日，是荒凉不堪了，仅作为我们凭吊之地。若大同是单独的一个国家，单独的一种文化，那是斯宾格勒的话确实有验了。但在中国，各地区的盛衰兴落，无害于大系统的文化之贞下起源，层出翻新。因此中国文化是劲气内转的，它能单独跳出了斯宾格勒文化悲观论的圈子外，而继续生长，欣欣向荣，机运不绝。
　　但从大局面上，中国文化之从大处高处冷处转动到小处低处温暖处，常是顺溜地滑下，不能奋力地翻上，那却是中国文化演进值得悲观，至少是值得警惕呀！
　　我在对日抗战期间，曾为此意，写过两篇文章，主张抗战胜利后，国都决不可再设在南京。江浙沿海一带，虽是今天经济文化之重要地区，一切人才集中，然而像一树繁花，已经开发到烂漫极盛之时，快该凋谢了。
　　我们从历史教训上，早已积极寻找新生命，诱导成新力量，决不当苟安姑息，只顾目前。而且一个国家，也断不能使其内部显然有两种形态之对立。民国二十六年我由洛阳而长安，游览西北，一路看到许多农村社会的生活情况，已觉得中国大乱之将至。正如天空的气候，一边太热，一边太冷，双方酝酿，一接触后必然会发生大旋风。中国的内地西北和东南沿边，在同一国家之内，却存在有两个绝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太过悬殊，这真是一大问题。
　　近代中国人只知沿着顺势，向东南沿海跑，这因东南沿海有许多引诱我们的东西。可是黄河中上游，大陆西北，荒芜已久。但那地方人民的血液，还是我们古代汉、唐的遗传，本质上并不比东南沿海的人差，或许会更好些。若我们能从经济文化上再加培植，再加开发，一定仍能到处发扬我们北方祖先宽宏的气魄，雄伟的精神。这是找寻我们历史文化新生命的主要路向。我们的文化新生，决然当由我们内部自身来，不可能从外国西洋来，这是很显然的。
　　当时我第一篇文章，即主张抗战胜利后应建都西安。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应该走逆势，不可走顺势。正如个人般，应努力向上，不该顺势滑下。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国知识分子经济力量都集中向东南，西北本已荒废，再加东南引诱力一拉，将更没有办法。在先是半身不遂，若不根治，到后必然会全体麻木。假使建都西安，由中央政府的领导，知识分子、经济力量，便可倒拉向那一边，逐渐移回一部分，好让两边逐渐得平衡。汉、唐立国，便是如此般由东向西倒拖的，此刻则当由南向北地逆转。
　　我写此文后不久，美国华莱士来中国，他自新疆入境，他遇见中国欢迎使节，发表谈话说：＂别人认为我从中国的后门进，实在我是从中国的大门进的呀！我经过了你们河西兰州一带，便想像到我们美国当年西部的开发。＂不错，华莱士这番话，我实在非常赞同。
　　不久有一位朋友提醒我说，你主张建都西安，孙中山先生早曾提过了。在章太炎先生的文集里，有一篇记载着孙先生与章先生的一夕谈，文中记明谈话的年月日。当时孙先生说：＂我们革命的首都应在武汉，此乃内陆中心，一呼百应。建国的首都应在西安，这是中国全国中心。将来要做一个亚洲的中国，则应该建都在伊犁。＂孙先生这番话，实在有气魄，有远见。从他话里，可以指导我们有一百年以上的兴奋和努力。
　　我们统治着偌大一个中国，总不该专门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杭州、福州、广州那些专供外国人吸血的新都巿。应该同样注意到察哈尔、绥远、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以及滇西一带广漠区域。不该对这些大地面视若无睹，认为无足轻重。我因此便写了第二篇文章，再来强调我移都西北的主张。
　　我认为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心，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头脑所在，全部血液都向那里输送，全部神经都向那里汇合。头脑不能安放在胸腹安逸处。太温暖是不行的。假使像宋朝般建都开封，开封如人体的腹部，头脑放在腹里便昏昏然，血液也停滞了，不流通。
　　这样便会生机窒塞。北京是契丹、金、元、满洲建都所在，就他们讲，也是站在最前线，用来控制整个中国的。明朝建都北京，因为刚打掉蒙古人，也是针对着敌人的最前线。今天中国的敌人已非日本，而是苏联。照对外形势讲是如此，就对内实情说，所面对的问题，也是西北重于东南，内陆重于沿海。我们该将中国经济文化来一个大对流，南方人该尽量向北方搬，三五十年后，中国自然有办法。
　　现在的中国，是血脉不流通，神经不健全，营养和神智，都堆积在一个角落里，臃肿了，偏枯了。要使人才移流，中央政府要领头向前跑，政府更该要接近国内大多数想接近政府而无法接近的民众，却不必刻意专接近苏、浙、闽、粤沿海一带人。他们自身有能力，自会向政府接近。目前西北是太落后了，政府又远离他们，他们也没有力量来接近政府，那终非好现象，终非好办法。
　　我们应该知道，北方人还有潜力存在。拳匪之乱发生于山东、河北，今天的共产党，也是到了延安后，把种子散布到北方农村，才始壮大起来的。今天的东北人，也大都是山东人移去，他们都是强韧能动，有活力。北方人本质上哪里会差过南方人，只是文化经济环境埋没了他们，压抑了他们。
　　从前唐朝时，江西人开始兴起，那时期从北方到广东，都经由江西赣江流域。广东为沿海大口岸，江西是一条南北交通要道，谭老师地理工作室综合整理行人往返不绝。我们读王勃《滕王阁序》，直到韩愈的《滕王阁记》，便可想见当时之盛。文化随物质文明而提高，江西文化之提高，也是有它的背景的。但物质文明发展到一相当阶段，文化便不再在此地滋长。所以成为政治中心如北平，商业中心如上海，在那里便不大产生人才，仅只是各地的人才会向政治商业的中心跑。其地成了中心，便不再出人才。即小可以见大，可见一地区发展到某一阶段便易停滞不前。人才也萎靡了，机运也窒塞了。
　　又如，一个人总不可住在十字街口重要去处。理想的居住地应在郊区。交通要便利，容易去热闹处，而回来又有安静环境休歇，如此可以刺激见闻，创辟事业。若住得太僻了，和繁盛地区远隔了，往返不便，即成孤陋寡闻，也不行。
　　唐代的江西，便是退可安、进可动的好环境。黄巢造反，也是走这条大道，直去广州。直到五代，中国乱，四方人士逃避上庐山的很多，正因其在闹中取静，近交通大道而又僻陋可安，一时庐山成为避难的文化中心，影响到北宋。清代去广东的南北通道，不再经江西，而转由湖南，于是湘江流域变成交通要道，这样，在那边又产生了不少人物。
　　据此一例，可见地灵则人杰，文化和人物兴起是有它的外在条件的。今天的西北大陆，只是地理上的气运变了，不是在那边人的本质上有何弱点。地理气运是人事形成的，不是先天命定的。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求其能＂动＂又能＂安＂。今天中国，全为西方商业吸引，大家都跑向海边。但一到海边，便没有地方可走，粤人便向南洋海外跑。这亦是一种开创精神，对国内经济并有甚大助益。但究竟在外国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护养培植，如是则不免把民族精力在许多处浪掷了。许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费了。
　　实在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拉过头来，向内地跑，跑向内地，一样有发展，而内地人连带兴起刺激。而且中国人今天向内陆跑是主动的，向海边跑是被动的。在国家的立场，至少该用些力量，引导文化经济逆转的跑回黄河流域，由此继续向西北前进。在这里，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新刺激，一定可以产生新力量，并使国内各方面发展平衡，而得到竟体壮健的现象。
　　清朝到末年，西洋势力已侵入沿海一带，所以在国内平衡上还没有出大弊病，还是依赖当时的考试制度。例如甘肃省，毎年仍有十五至三十个进士定额，配给他们参加政府，这样还可维系当时甘肃人在全国的比重。民国年间，孙中山先生虽亦提倡考试制度，实际此制度已不复存在。于是文化愈落后的地区，愈不出人才；人才愈不出，文化愈落后。而那些地区的经济也遂更无办法。人才、经济均集中东南一角，于是中国的真病，乃逐渐由远离东南的西北地区暗滋渐长，由甘肃蔓延向陕西、河南，而逐步侵蚀皖南，到苏北，像一个箭头，由西北大陆向东南沿海发射。依此一条线，再向两旁推广，愈推愈广，几乎布满了中国整个的大陆内地。国家从不注意这现象，这趋势，不想法使西北与东南发生对流，力求平衡。文化、经济都随着稳定，无法通流。一个舞台已崩倒了半个，在那半个舞台上酣歌醉舞的，却不知快要整个的垮台了，那真是怪事！
　　近代欧洲人，正为发现了新大陆，不断向外跑，天天有新刺激，所以天天发生新力量，到今天全地球各地区都给他们跑遍了。欧洲人从发现新大陆以来的这一股力量，现在也慢慢儿要衰颓了。今天中国积衰积弱，不可能向国外跑，中国的将来，决不可能追随已往的西洋成为一向外侵略的帝国主义。中国的新天地，就在中国之本身内部，回过头来，向内地跑，不仅如华莱士所说的像美国人开发西部般，我们却还兼带了恢复历史上汉唐精神的一种更要的意义。那是迎接中国文化新生一条唯一可走的路。
　　长江一带，尤其是长江下游，气候暖，地方小，人口多，那是今天我们的十字街头，一切像在动、在乱、在拥挤、在冲撞，已像无转身余地，不容易再产生大气魄、大力量的人。
　　只是开着窗口，接受一些外面空气是适合的，却没有元气淋漓。不能希望在此地区来旋乾转坤，挽回气运。我们该再来复兴北方，重新开辟黄河水利，来解除今日黄河的灾害，黄河就可重成为中国之大利。北方人便可再跑上舞台扮演新脚色。
　　再举一例言，黄河在包头的一段，很早便是中国人的活动区。秦时包头附近，便辟有四十三个新县，大量移民，引水灌田。上流的水利用了，下流的灾害也自然减少了。以后中国历史上，很可以看得出，包头在中国人掌握中，黄河的水害就小；包头在匈奴乃至蒙古人掌握中，黄河的水害就比较大。这原因不难想像。长江所以没有大灾害，因为四川是一个农业区，四面引水灌田，水在上流即疏散了。逮其过三峡后，又有洞庭、鄱阳等水库存储，泛滥自少。此刻试问，目前的包头，何尝不可大大振发呢？
　　再如经徐州到开封，今天是一片荒凉，从前却很繁盛，这是隋唐运河的经流地带。这一地带从古出过许多的奇才异能，大哲学家庄周、老子，大政治家张良、谢安之类，这是无人不知的，其他的例很多。正为古代在这一带是湖泽水流，交错历落的。黄河、淮水，都可藉以蓄泄。现在则干枯了，再不是文化人才的理想园地了。但试问目前的这一带，又何尝不可大大地振兴呢？今天的中国，如此般荒芜的何啻一大半。长江、珠江流域的人，素质上实不及较古的黄河流域，无论体魄毅力均逊。近代的中国，由南方人沿海人领导，至少该使北方人内陆人追随。到得他们追上了，那就是中国之又一度的文化新生，那即是新中国新生命之再度成长，至少也是为目前中国弭息灾乱急需注意的现实问题。
　　所以今天而后，中国只要上轨道，中国人一定该把力量推向落后的内地去。
　　如孙中山先生的预言：从武汉到西安，再从西安到伊犁，必须解决此北方西北方落后的问题。唐代的敦煌文物，不是我们现在仍在向世界夸耀吗？魏晋南北朝时西域出了几许佛学大师名德高僧，可见新疆人也不是没有出息的。若我们自已在鄙视自己人，中国将永不得安宁。纵使没有外患，依然仍会有内忧。中国的现实问题，主要的显然在内地，不在外国。中国的历史教训，主要的也同样在内地不在国外。大家往内地跑，文化可以流动，个人精力也可以发泄。在文化集中地区，毎个人重现实，少想像，不大会引生大理想。到一个落后新地区去，才有想像，才能创造，才能发展。今天的中国，实在是只有沿海一圈，沿江一带。
　　田园将芜胡不归，让我们自己认识了自已的舞台，再来扮演自己的脚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