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尊友回应非必要不出校是否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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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8月15日起，北京已经启动了秋季高校返校工作。截至目前，50余万大学生已经回到校园，融入正常的校园生活。北京各高校正逐步恢复教育教学秩序。同时，校园疫情防控常态化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非必要不出校”是否有必要?“相对封闭管理”如何落实?近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狄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副书记赵罡做客北京卫视《老师请回答》节目，回应大学校园疫情防控常态化热点话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晨光、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宋振韶，通过视频连线参与现场讨论。
　　要从科学的角度理解“非必要不出校”
　　问：目前，电影院、地铁等公共设施都已经正常运营，为什么还要倡导大学生“非必要不出校”?
　　吴尊友：我想从科学的角度来谈一谈，因为政策出来以后确实社会反响很大，大学生们会觉得自己被限制住了，但我们回顾一下北京新发地的疫情、大连的疫情和乌鲁木齐的疫情，当第一个病人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一定范围的传播扩散了，这时再进行防范已经晚了。
　　6、7月份，北京、大连、新疆都发生了突如其来的聚集性疫情，虽然各项防控措施都在落实，我们仍然不能保证未来不再发生疫情，我们只能尽早发现，把(疫情)规模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回顾1、2月份，当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武汉封城，武汉一千多万人，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作为学生按照教委和学校“非必要不出校”的规定执行，非常有利于疫情控制。大家应该从科学的角度，从担当起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理解这项政策。
　　把“非必要不出校”变成一种自觉
　　问：倡导“非必要不出校”是否是对大学生群体的一种“歧视”?
　　狄涛：我们倡导“非必要不出校”是希望能成为学生的一种自律。应当看到高校的防控确实与社区和中小学不同，高校最大的特点是学生以集体生活为主，同学们不仅吃在一起，而且住在一起。社区防控中行之有效的手段——戴口罩，在宿舍生活中就很难完全落实，要把风险降到最低，就是要从源头上减少感染病毒的可能，这也是倡导“非必要不出校”的基本考虑。
　　疫情期间，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一位同学做了一个校园疫情传播的模型，就是如果有感染者进入到校园，没有及时发现，那么大概一两周的时间，可能就会造成聚集性的爆发，这种后果不堪设想。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生活在校园里，卫生、健康既是我们个人的事，也是集体的事、学校的事、国家的事，我们应该主动地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来，主动维护当前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在自律的基础上，把“非必要不出校”变成我们的一种自觉。
　　从近期北京高校学生回到校园的实际情况看，广大师生对学校防控措施总体是理解和支持的。一些学生确实也有些情绪，这其中既有部分学校政策宣传不够、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有个别学校在执行政策时存在僵化、一刀切的现象。我们要求学校设身处地体验学生的生活，动态地调整防控措施，同时要充分沟通，形成师生共识。
　　倡导“非必要不出校”于法有据
　　问：倡导“非必要不出校”，从法律层面上讲，这是否属于违法行为?
　　王晨光：这应该从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的公共卫生危机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面对疫情风险还是很大的。我们现在并没有解除国家应对新冠病毒的“应急阶段”，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常态化防控阶段”，零星的区域疫情的爆发仍然可能存在。“应急状态”就一定会有一些措施是与正常状态下不一样的，这些措施会限制人的某些自由，但是有法律根据的。
　　现在，学校恢复了开学，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功，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蝼蚁之穴，溃堤千里”，所以我们要防微杜渐，从小处做起，这也是每一个公民，包括我们在校大学生应尽的法律义务。疫情防控的所有措施，都是依法有据的，当然各个学校还要有更精细化的、灵活的一些举措。
　　尽量减少对学生正常生活的影响
　　问：“非必要不出校”，学校如何保障学生的日常生活需求?
　　赵罡：北航出校门目前采用的是审批制，老师也要审批，要离开北京也要审批。学校经过讨论，学生就医、面试、理发等等都是非常合理的需求。对于学生的采购需求，学校校内超市将增加货物的种类，能在学校解决就在学校解决。现在学生都习惯于网上购物，校园内也会多设快递点。
　　另外，这个审批的过程并不复杂，手机安装一个小的应用程序，申请之后可能十分钟就可以收到回复，不会对大家的正常安排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