笺怎么读（彩笺的读音）

　　《花笺》的多种读法（刘富道/文）
　　《花笺》肯定是值得一读的一本书，我读完了。
　　我读《花笺》，就像读卢梭的《忏悔录》一样，把它视为一部自传性作品。我认识这本书的作者，同韩石山先生是1980年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五期的同学，几十年来，一直有着交往。因此，我读这本书，边读就会边联想到韩公的一些经历。
　　小说中的时间，应该是2019年，主人公方仲秀的七十岁时段（比韩公略小几岁），但延伸的时段，几乎涉及他大半生。其间的经历，或在韩公的一些著作中看过，或者听他自己讲过。看到那些熟悉的美事破事又在小说中再现，我有种特别的亲切感。
　　我的阅读趣味属于低俗的那种。在所有线索中，最有兴致的，是方仲秀与耳东小姐的暧昧关系，我想看看他们发展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这部小说有一个总体性悬念的话，它给读者的期待，也就是想看看这个结局。韩公没让我失望，他把一个老男人的心态写到了极致。然而，方仲秀却让我大失所望——作家毫不掩饰地，写出一个老男人力不从心的尴尬。
　　花笺，在《花笺》中，是一条主要的贯穿性情节线。方仲秀接受家人的提议，编印一部《方仲秀信札》，作为自己七十大寿纪念。这条线，方仲秀与太太有过小小的分歧，但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小说矛盾冲突。这条线有一个人物——耳东小姐的老板曹竖，一位笺谱收藏家。他是方仲秀的知音，也许就是韩公的知音。韩公对书法情有独钟，平日爱用毛笔直书写信，写在特制的宣纸信笺上。他还紧跟时代潮流，用手机拍下信笺，再用发给对方，而信笺原件则收藏起来，于是就有了信札结集的风雅之事。其中一部分信笺，或日后面呈。就是这个＂日后面呈＂，产生了歧义，才衍生出方仲秀与耳东小姐的床笫之尴尬。就是这么一点点小情趣，在韩公笔下，放大，放大，再放大，于是成为了一部长篇小说。我把话说穿了：小说创作，还有什么灵感，就是这么回事。
　　本书封底有一则内容提要，言道：＂他（方仲秀）最想做成的事，是向一家书社讨回一笔不菲的稿费。为此，他发下毒誓，志在必得。＂我以为这个提要对读者是一个误导。这些情节，并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线索。专门写这件事的，只有一章，就是第四十七章，与东海书社纪检组长萧燕燕的谈判；再就是最后一章，写了方仲秀致函萧燕燕，大度地了结此事。这封短信，也应该是一件花笺，让它成为小说的结局，算是一个妙笔。有了这一笔，全书支离破碎的故事，就有了一个完整的结局。
　　不过，石山兄为何将此等闹心事记下呢？为了出口恶气？或许是。但我以为，匠心之所在，还是为了显摆。我们1980年文讲所第五期，有＂文坛黄埔五期＂之誉，三十多个同学，都曾经是各地文坛的领军人物。如今，一个个进入古稀，几近烟消火熄。而韩公呢？他觉得前些年混得不如某些同学，至少是没拿过什么奖，到如今却异常地活跃起来，可谓硕果累累：出版长篇小说《边将》，出版由他编辑的《徐志摩全集》，还有后者衍生的至少四种分类书。不言而喻，《花笺》中的《边关》《徐志摩文集》，皆有所指。而且，今天这里，明天那里，邀请他去演讲，闹得风生水起，好像离了韩石山，文坛都要坍塌了。他当然有资格自我感觉良好地显摆显摆哟。
　　韩公不愧为学者型的作家，作家型的学者，这部《花笺》容纳了他的许多高论，也可当作一部《谈艺录》来读；如果有闲空的读者，从中摘编一部＂韩氏语录＂，我看准能畅销。我先摘一段试试：
　　多少年前，我就发现，通常伟大的作品，几乎都是人性在低层面上发生的冲突，在高层面上达到和谐与解决。若违背了这个规侓，也许热闹，也许赚钱，但绝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文学作品。
　　像这样的见解，在大学中文系的讲义里，在职业评论家的著作中，很难读到。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在文学界，在学术界，韩石山都是一个存在。他的一家之言，从来不讲温良恭俭让。在这本书里，他假方仲秀之口，对中国现代作家排了座次，向中国当代走红过的作家发起挑战，对山西的作家同事直接臧否。但在其铁面无情的笔下，难得地表露出对山西前辈作家马烽和西戎的感恩之情。我想，一个还知道感恩的人，再怎么样也坏不到哪里去。
　　我读《花笺》，时时都用比较的眼光，拿它与他的《边将》相比，拿它与钱锺书先生的《围城》相比。
　　在《花笺》新书面市之前，韩公就在朋友圈里，吊起了我们的胃口。他的意思毫不委婉，直接说它跟《围城》相比，不分伯仲。至于谁伯谁仲，他说，还难说呢。这种韩氏表达风格，一般人听不习惯，我却早已习以为常了。
　　我是钱迷，但也仅仅完整地读过一部《围城》；准确地说，我只是《围城》迷。迷到什么程度呢？我的藏书中，有六本《围城》。第一本为1980年新中国重印的第一版。这本书我反复读，怕它受累，就又买了一本。后来我儿子也读，怕他弄脏我的书，干脆给他买了一本（他另居之后，书还在我这里）。再后来，看到盗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买了一本。第五本第六本，是儿子和外孙先后在无锡钱锺书故居买了送我的纪念品。我为《围城》写过十一篇文章，在报纸上连载过。因此，我觉得我可以为《围城》和《花笺》分个伯仲。
　　有必要先从《边将》谈起。我以为《边将》迟早会被文学史家认识，将它列为可传世之作。这部小说，在戍边史上，在戍边学上，在边关文化学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流传价值。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这虽是一部历史小说，它的叙述口吻，却有现代小说的味道。如果拿它跟《围城》比，真可以说不分伯仲。《围城》在小说家族中毕竟只是小家碧玉。再过几十年上百年，它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可能就像我们今天看待《儒林外史》一样。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真不是靠精彩的故事情节取胜，而是靠精彩的文学语言扣人心弦。钱氏的西式幽默，居高临下的调侃，鲜活有趣的比喻，不厌其烦的咬文嚼字，都给我们带来阅读的快感。它其实并没有一个贯穿全书的中心事件，贯穿全书的人物也只有一个方鸿渐。作者写了他什么呢？一块心病。方鸿渐在欧洲留学几年，实则游学几年，回国前买了一张并不存在的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假博士文凭。正是这张文凭的戏剧性，构成了全书的整体性。钱先生顺着方鸿渐的人生轨迹一路写来，没有留下任何编故事的痕迹。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关心方鸿渐的命运上。
　　再看《花笺》，同样没有特别精彩的故事，同样靠文学语言的魅力吸引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韩氏关于文学，关于生活，还有关于男人和女人的独特见解，总会让人读之解颐。韩公的这部《花笺》，最让我佩服的地方，是将毫无故事可言的事件，编织成了故事。譬如写扬州讲学，写忻州讲学——讲学有什么故事呢？韩公却能把它故事化地写下来，让人读得下去。这其中的技术含量很高，在此我只披露一招：故事不够，女人来凑。
　　说到写女人，钱公与韩公真不是一个路数。在《围城》里，钱公笔下没个好看的女人，凡女人出场，他一律用挑剔的眼光，揶揄一番；唯一幸免的，只有唐小姐（芳名好像叫唐晓芙），但又严肃地指出她眼睛小。钱公往往是，也只会是，用粗线条写女人。韩公怜香惜玉，他是用中性笔在稿纸上写字。他的笔只要一触碰到女人，精气神都来了。最让我忿忿不平的是，某书社拖欠他巨额稿酬，该社纪检组长萧燕燕登门造访，他（书中人物方仲秀）一见这中年女人，好像有几分姿色，竟然把自己的权益忘得一干二净，只顾看燕燕进门如何换鞋，欣赏燕燕前胸后腰，紧紧盯着人家看，到头来，好像默认了人家带来的不平等协议。
　　因此，就写女人的功夫而论，韩公为伯，钱公屈居为仲。
　　我既是《围城》迷，得为钱公说几句公道话。《围城》线条虽然单一，但读起来轻松；而《花笺》线条重重叠叠，读起来难以做到注意力集中。好像长篇小说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有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有些已经换过稿费的＂保留节目＂，大可不必拿来再捞一次版税。
　　同样是咬文嚼字，坦率地说，钱先生咬得简洁明快，韩先生咬得铺张浪费。韩先生在北京赁居的小区我去过，那里有个叫洋桥的地名。为了显摆学识，他竟然专门设计了一个场景：酒后让一个年轻人开车送他回家，从＂洋桥桥桥下＂通过。这一咬文嚼字，就咬了一章，全书的五十四分之一。再高深的学问，也不是这个玩法吧。
　　钱锺书先生也爱口无遮拦地损人，在这一点上，韩公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从太原到北京赁居，原说是随老伴给儿子带孙子，在这本书里透露，却另有隐情。书中写道，山西那边有人告他的状，说他把办刊经费和稿费全都贪污了，数额之大，令人吃惊。他懒得跟这帮人纠缠，干脆到北京躲个清静。上述说法都是他的一面之词。书中，方仲秀对他的小情人说了如下一段话：
　　我当时跟朋友私下里说过一句刻薄话。他问我为什么不回应呢，我说，我不给他们的后人留下祖上曾有过跟方某人交手的家族荣誉。
　　这何止是一句刻薄话？太不厚道了吧。我敢说，这种句子，钱锺书先生造不出来，他也不屑于造岀这样的句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