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简介（费孝通亲属）

　　费孝通简介（费孝通亲属）
　　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时，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
　　——费孝通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先生出生于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一个重视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两天前正是他冥诞107周年。
　　费孝通是谁？在政治上，他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在学术上，他是叱咤风云的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1939年，29 岁的费孝通出版了英文版的《江村经济》一书，后来它被奉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之作。
　　关于这本书，吴老师在两年前追忆费孝通先生的小文中这样写道：这本书的诱因是一个让人心碎的青春悲剧。就在四年前的1935 年秋天，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做瑶寨实地调查，在翻山越岭中，费孝通误入瑶族猎户为捕捉野兽而设的陷阱，王同惠为了救他独身离去寻援，不慎坠渊身亡。第二年开春，为了疗伤和平抚丧妻之痛，费孝通来到他姐姐费达生居住的开弦弓村，在这里，他拄着双拐，带着一颗破碎的年轻的心，开始了一次细致的田野调查，《江村经济》就是结出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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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孝通的这种观察超出了同时代的所有人，不独在中国，即便在全球学界也是独步一时，它完全不同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大工业设想，而是一种来自于中国的经济思想灵光。事实上，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大改革，由乡镇企业为＂预料之外＂的突破口，正是从这里发芽的。
　　费孝通的一生，见证了百年中国的变迁。在后来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中，他用自己平民化的视角描述了农耕文化下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的变化。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讲究长幼有序？为什么故土难离还要落叶归根？为什么攀交情重关系不重权利和契约？这些问题，在费孝通的笔下，都有着最真实且独特的解读。所以常有人说，没读过《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这三本书，就等于没了解过最真实的中国。
　　2005年4月，费孝通逝世，享年94岁。结束了他坎坷、纠结与荣耀的一生。
　　12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怀念着这位＂学术泰斗＂，仍然把他年轻时的著作奉为经典并一遍遍研读。在吴老师眼里，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的经济学家；而在另一位＂文学大家＂王小波眼里，费孝通则是学术界最诚实的作家之一。
　　诚实与喧嚣（节选）
　　我念大学本科时，我哥哥在读研究生。我是学理科的，我哥哥是学逻辑学的。有一回我问他：依你之见，在中国人写的科学著作中，哪本最值得一读？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现在假如有个年轻人问我这个问题，不管他是学什么的，我的回答还是《江村经济》——但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还是叫做《中国农民的生活》为好。
　　它的长处在于十分诚实地描述了江南农村的生活景象，像这样的诚实在中国人写的书里还未曾有过。同是社会学界的前辈，李景汉先生做过《定县调查》，把一个县的情况搞得清清楚楚。学社会学的人总该读读《定县调查》—但若不学社会学，我觉得可以不读《定县调查》，但不读《江村经济》可不成。
　　如今的江村
　　中国的读书人有种毛病，总要对某些事实视而不见，这些事实里就包括了中国农民的生活。读书人喜欢做的事情是埋首于故纸堆里，好像故纸之中什么都有了。中国的典籍倒是浩若烟海，但假若没人把事实往纸上写，纸上还是什么都没有。《江村经济》的价值就在于它把事实写到了纸上，在中国这个地方，很少有人做这样的事。马林诺夫斯基给《江村经济》作序，也称赞了费先生的诚实。所以费先生这项研究中的诚实程度，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这篇文章的主旨不是谈《江村经济》，而是谈诚实。以我之见，诚实就像金子一样，有成色的区别。就以费先生的书为例，在海外发表时，叫做《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是十足赤金式的诚实。在国内发表时叫做《江村经济》，成色就差了一些，虽然它还是诚实的，而且更对中国文人的口味。我们这里有种传统，对十足的诚实甚为不利。
　　有人说，朱熹老夫子做了一世的学问，什么叫做＂是＂（be），什么叫做＂应该是＂（should be），从来就没搞清楚过。我们知道，前者是指事实，后者是指意愿，两者是有区别的。人不可能一辈子遇上的都是合心意的事，如果朱夫子总把意愿和事实混为一谈，那他怎么生活呢。所以，当朱夫子开始学术思维时，他把意愿和事实当成了一回事——学术思维确有这样一种特点，不做学问时，意愿和现实又能分开了。
　　费孝通在看报
　　不独朱夫子，中国人做学问时都是如此。自打孔子到如今，写文章时都要拿一股劲，讨论国计民生乃至人类的前途这样的大题目，得到一片光明的结论，在这一片光明下，十足的诚实倒显得可羞。在所有重大题目上得出一片光明的结论固然很好，但若不把意愿和现实混为一谈，这却是很难做到的。
　　人忠于已知事实叫做诚实，不忠于事实就叫做虚伪。还有些人只忠于经过选择的事实，这既不叫诚实，也不叫虚伪，我把它叫做浮嚣。这是个含蓄的说法，乍看起来不够贴切，实际上还是合乎道理的：人选择事实，总是出于浮嚣的心境。
　　有一回，我读一位海外新儒家学者的文集（我对海外的新儒学并无偏见，只是举个例子），作者一会儿引东，一会儿引西，从马克斯·韦伯到现代美国黑人的＂寻根文学＂引了一个遍，所举例子都不甚贴切，真正该引用的事例他又没有引到。我越看越不懂，就发了狠，非看明白不可。最终看到一篇他在台北的答记者问，把自己所治之学和台湾当局的＂文化建设＂挂上了钩—看到这里，我算是看明白了。
　　我还知道台湾当局拉拢海外学人是不计工本的，这就是浮嚣的起因—当然，更远的起因还能追溯到科举、八股文，人若把学问当作进身之本来做，心就要往上浮。诚实不是学术界的长处，因为太诚实了，就显得不学术。像费先生在《江村经济》里表现出的那种诚实，的确是凤毛麟角。有位外国记者问费先生：你觉得中国再过几时才能再出一个费孝通？他答：五十年。这话我真不想信，但恐怕最终还是不得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