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看见王震南,拿着他在黄埔军校时的照片,在牢门前比较时,就知道自己暴露了。在王震南的追问之下,这个之前还自称是"王作林"的男人,一脸正气而且痛快说道:"对,我就是恽代英!"在气场十足的恽代英面前,王震南反倒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愣了个神的功夫后,王震南开始对恽(yùn)代英进行劝降,但恽代英在监狱里大声吼道:"我们不能像蚯蚓那样,上食槁壤,下饮黄泉。我们还得在这个社会中生活,要改变这个社会,还得加入这个社会………我走了,这只是暂时分手,你们不久可能先后离开,相信在革命的征程上,我们还会见面的!" 他知道自己拒绝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而恽代英也做好了准备接受这个后果。确认了"王作林"就是恽代英后,王震南下令给恽代英戴上手铐脚镣,并把他带到单独牢房里关押。 在收到蒋介石亲自签署的"就地枪决"命令后,于1931年4月29日,狱卒将恽代英押解出监狱,随后将其残忍杀害。 从1930年5月6日被捉进监狱开始,恽代英就被酷刑,被监狱的条件双重折磨着,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选择屈服,如今走出这个监狱就意味着永别,他更加没有屈服。因为,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那就要潇洒走完。 他听着脚镣摩擦地面发出的声音,在牺牲前,他用干涸的喉咙高呼:"共产党万岁!"数声枪声响起后,恽代英才彻底没了音,但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不知道的是,有句话叫做"无声胜有声"。 恽代英虽然不在了,但他精神的传唱,却传到了每一个坚信共产党会胜利的人耳中,脑海里。恽代英是一个十分纯粹的共产主义者,是青年楷模,是中共所有人的授业恩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高的那座丰碑。 对此不懂的人,可能会觉得对他的评价是不是太夸张了,事实上这些说法还都算谦虚的了。他是中共的授业恩师 恽代英是湖北武昌人,生于1895年,他不像大多革命者一样出身赤贫之家,相反,他的出身非常好,是个官僚家庭,父亲是在清朝知府里面担任官职,属八品官,他的母亲叫陈葆云,也是出身于官家,所以在读书写字方面都有点基础。 恽代英的启蒙老师,便是他的母亲,恽代英自小喜欢读书,已经到痴迷的程度,但凡他看到一本喜欢的书,那第一件事就是看书,至于睡觉、吃饭和玩耍那都是不用计较的小事。 家境好,好读书,自然而然学业就很顺利了,1913年,十八岁的恽代英考入武汉中华大学预科,到了1915年进中华大学文科,然后开始攻读中国哲学。 恽代英可以说是学以致用的最佳典范,既然学到哲学,那就想明白,自己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因此在学校中,本就是"封建糟粕"出身的他,却摇身一变成了革命活动家,成了五四运动武汉地区的领导人之一。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新青年》创刊,本来就爱好文学,喜欢探究的恽代英,开始在上面撰文,他很认同陈独秀的理念,觉得唯有提倡科学和民主,摒弃封建文化,才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 在1915年,别说是中国,就是放眼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还是一个虚无缥缈,连理论都没能统一,以浪漫主义形式存在于书本里的东西,所有的革命都还处于探索阶段。此时,恽代英已经开始对,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问题探究了起来,开始接触马克思共产主义。 1917年10月,对革命有了初步认知的恽代英,联合梁绍文和黄负生等人,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进步团体之一"互助社"。 互助社的宗旨很简单,八个字:"群策群力,自助助人",可以说是,恽代英向着革命走出的第一步。但此时的恽代英,还是局限于改良主义和不切实际的空想社会主义。 1918年夏天,恽代英大学毕业,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如凤毛麟角,因此他得以在中华大学附中担任教务主任一职。一年后,"五四"运动爆发,面对国家羸弱,外强欺凌,恽代英站了出来,成为了武汉爱国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在他的带领之下,由他建立的互助社等青年团体里的学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搞宣言,散发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传单,创建新的学生周刊。而恽代英则领导学生,工人,市民们搞罢课,罢工,罢市等斗争……也是在这一次运动,让他知道了中国被人欺凌的根源,就是人民不强大。 正如他之后说的那样:"群众集合起来的力量,是全世界没有可以对敌的。"就此他明白了,自己今后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要做什么事情。于是在9月,恽代英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在1920年到1921年,恽代英彻底选择了共产党,他创办"利群书社"之后,又开办了"互助"、"武汉星期评论"、"我们的"等思想超前的进步刊物。 恽代英尽全力团结来自各个阶层的进步青年们,给他们传播能拯救当时中国于水火的新思想、新文化,给他们诉说马克思主义。 同年秋天,在安徽宣城,恽代英任省立第四师范教务主任。 1921年5月,由于种种原因,恽代英被迫离开了宣城。11月,他倡议要把少年中国学会,彻底改造成一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团体。之后,他加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 1923年夏天,组织安排恽代英去上海工作,并在那里担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和宣传部长,也正是这个时候,他创办了影响整整一代年轻人的《中国青年》,并担任主编。 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前后发表了多达130余篇文章,这些文章无一例外,都是批判那些尖锐的时政,评价那些国民党政府的错误言论,他犀利的文笔就像一把刮骨刀,在敌人的骨头上刮得滋滋作响的同时,也在搅动着进步青年们的心。 当然了,那个时候国共还处于合作阶段,因此恽代英也同时兼任了上海大学教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等职务。与此同时,还需要负责编辑《新建设》这份月刊。 正如郭沫若后来说的那样:"在大革命爆发前后的那段时间里,恽代英影响了几乎所有,稍微有点进步思想的青年学生们,只要有那么一丝进步思想,于这些青年心中,那就没有人不知道恽代英是谁。在那个年代里,完全没有受过恽代英影响的人完全没有,哪怕是憎恶他的人也是如此。" 图|郭沫若 而恽代英不光影响了那些后来的青年,同时代的共产主义者们,也受过他"思想"的熏陶。为了能引导更多的青年更好地走上革命道路,他废寝忘食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著作,比如《阶级争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等, 这些书籍可以说是直接影响,改变了诸如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彭德怀等老一辈中共革命老前辈们,同时也影响着更多的后来者。 毕竟一个组织想要发展,就必须说出让人信服和认同的道理,拉来更多的追随者,加入到团体之中一起奋斗,而中共搞宣传的所有人里面,没有一个比恽代英这样更有战斗力和说服力,在中共没有建立的时候,他就树立起了旗帜,等到中共建立起来了。 这时,他又站在最高、最显眼的位置,挥舞着旗帜,引导着众人来加入,并给组织指明道路,因此说恽代英是中共的授业恩师,那还真是太过谦虚了。纯粹的共产主义者 "我们吃尽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一代则可享受福中福,为了我们最崇高的理想,我们是舍得付出代价的。"这是恽代英说过的话,同时他也是这么做的。恽代英一直坚信,只有人民才是历史主体,才是历史和未来的创造者。 他从头到尾都始终相信,只要组织依靠人民,只要人民团结人民,那就能做大事,就能改变整个人类社会,他无时无刻不坚定地认为,只有人民集合起来,那所迸发出来的力量,是无可阻挡的,是其他力量所不能左右,所不能比拟的。 人民才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基层,是决定革命成败的主因,如何让人民加入到组织里来,如何带动人民去推动历史发展,那就是革命成功最为重要的首要问题。 为此,恽代英一直坚持走人民路线,他要做第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他太清楚寻常百姓们的贫苦,他想把这些贫苦从百姓们身上拿掉,但革命尚未成功,他只能以身作则,他收入不差,当年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月薪高得吓人。 当时,他的工资每个月能有八十元,加上他的稿费和翻译外文等书籍的收入,每年不会有少于两千元的收入,要知道当年一头牛也不过就值一元钱。可收入高,并不妨碍他自己节衣缩食省钱,他把这些舍不得吃穿省下的钱,全部拿出来献给党献给人民。 根据恽代英当年的亲属,甚至是学生们回忆,恽代英给人展现出的永远是一副瘦弱,衣衫褴褛的形象,问他钱去哪里了,回答基本都是用于办学,搞书店,救济学生上了。 不理解他的人说他"脑子有毛病",也有人会说他是不是读书读傻了?但只有恽代英知道,全心全意,一心为人民是他最为崇高的理念和情操,是他最理念的根本,而最终他也做到了,他不管和谁在一起都十分具有亲和力,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 "他很容易与人接近,却能深入群众,做群众的知心朋友",这是他好友冼百言给他的评价。"为什么要拥护中华?为什么要拯救它于危亡?因为救它就是救我们自己,拥护它就是为了图它的兴盛,图它的兴盛就是谋我们自己的幸福,谋我们千秋万代后代们的幸福。" 救国富民的理念,在恽代英身上迸发出来,闪闪发光,为了能达到这个理念,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独立复兴,恽代英不怕牺牲,生命也好,财务也罢,如果这些能用来照亮祖国道路,他愿意献出来,好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点燃那颗暗淡许久的救国之心,他曾说过: "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用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他燃烧起来,烧掉过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 为此,他短暂的一生都在不停地奔波,领导青年运动的前面有他,站在高台上唤醒农民搞农民运动的有他,站在工人车间机器上,要工人到运动中去的也有他,就连妇女堆中,坐在那里讲述女性运动必要性的地方也有他。 他筹备群众们的运动,他要用这种方式来唤醒,民众们对国家的认同,对爱国的支持,然后引导他们,和他一起投身到革命中去。在他的召唤下,无数的人民群众站了起来,加入到了斗争之中,为国家的未来流汗流血。 当然了,恽代英也不是忽悠别人去送死,他干什么都是冲在最前线的,宣传他冲前面,战事他也不落人后,他先后用自己瘦弱的身躯,参加了保卫武汉讨夏的战斗,南昌起义中他也在场,广州起义中他冲锋在前等等, 总之人民军队的建立,他的贡献不可磨灭。也正是有恽代英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方面,才做出了自己理念上的探索,才能让毛泽东站在他的肩膀上,搞出了更大的辉煌。为有牺牲多壮志 很快,在党内关于路线问题,恽代英和李立三产生了矛盾,李立三觉得把恽代英留在中央的话,那自己要贯彻的理念将会很难展开,于是为了把恽代英挤走,就给他戴上高帽,什么"取消派",什么"调和主义"还有什么"右倾机会主义"等等。 党内舆论造势之后,就把恽代英在中央担任的职务给免除了,接着李立三还命令他,去沪东区做区委书记,恽代英虽然一直坚持己见,心中难免不服,但他还是发表声明,说自己服从组织的决定,但完全保留自己的意见。 他搬到闸北了,开始建立沪东区行动委员会,准备做好李立三的动员工人罢工,建立工人武装,然后占领上海的"占领大城市""全国暴动夺取胜利"路线。恽代英就这样离开了,上海中央的办事领导机构。 回到家后,恽代英告诉妻子沈葆英,说自己已经被调到基层工作了,既然人不在中央了,那就不能住这了,要马上准备搬家的事宜,到自己工作地方去住。 而妻子心里就很不舒服了,觉得李立三如此对待恽代英,是一种报复行为,对此她很想不通。但恽代英却无所谓地说:"组织会理解我的,相信组织,有意见以后再说,组织的决定还是必须要执行的。"就这样,恽代英和沈葆英收拾好行李,抱着刚满一周岁的儿子恽希仲,搬到英租界戈登路的圣彼得堂。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自己的儿子安顿好,他们把孩子交给了一位姓董的牧师,请他帮忙代办自己孩子,进大同幼稚园带养。把孩子安顿好后,夫妻俩就换上了工人装束,想办法通过关系搬进了闸北棚户区,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棚屋住了下来。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这位我党新任沪东区委书记,就开始了他的新工作。他每天都是破旧的短衫褂出行,全身上下唯一有点样子的就是,那双破旧皮鞋。之后,他开始经常出入杨树浦一带的纱厂,铁工厂,毛纺厂等各种厂房里,和那里面的工人谈,做他们的工作。 而妻子沈葆英,则肩负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她先在闸北缫(sāo)丝厂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后在里面发展,很快就被任命为缫丝厂的党支部书记(虽然任命很容易,可工作却很难)。 到了五月份,在李立三的规划路线中,这可是"红五月",要发动各厂里的工人举行罢工,好让武装起来,趁敌混乱之际夺取上海。 而恽代英作为新任命的中共沪东区委书记,自然起到带头作用,要参加并领导所属区的工人们,全部参加到"红五月"的活动中去。在党组织的努力带动下,各工厂的工人们纷纷响应,他们走上街头,示威抗议。 但很快,那些警察就来了,他们一来就掏出警棍开始打人,试图用武力镇压。潜伏在四周的特务和巡捕,也趁机迂回,冲到人群中,朝着他们认为是领导的可疑目标扑去。警棍,高压水龙头,特务,巡警,最终还是把工人们的游行,镇压了下来。 而面对如此大的损失,恽代英侥幸得以逃脱,他带着一身灰尘,带着伤痕,东躲西绕到很晚,才回到他那简陋的住处。 疲惫不堪的他,一进门就开始用手捂着胸口干咳,惹得妻子沈葆英心疼不已。如此情景,已经完全证明了,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央"左倾"盲动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图|蒋介石 这个曾经的"黄埔四凶"之一,被蒋介石那可是恨得牙齿痒痒的,重金悬赏到处缉拿的共产党人,如今却没有任何保护地出现在,和敌人对弈的最前线,这完全就是玩老鼠斗猫的危险游戏啊,心疼丈夫的她低声问恽代英: "明天还去吗?能不能不去啊?如今这情况我实在是不放心,组织可是要我保护,保证你的安全的,可是我现在……" 恽代英立即打断她的话,说道: "党的事业岂能说放弃就放弃,要放弃早放弃了也不用等今天,现在党正处在最困难的节点,群众在受难流血,这时候我还临阵脱逃,那叫什么事啊?虽然现在中央有人不顾上海的主观力量,而妄想一蹴而就地占领上海,把人民群众当筹码一样,压到自己的冒险主义的中去,我于心何忍……我们的事业还是大有希望的,哪怕我为此而献身,也是死得其所罢了!" 这句话,没想到竟然应验了……只能说是天妒英才啊! 恽代英知道,越是最困难的时候,群众越是需要帮助,越不能离开他们,还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这才能让他们相信,党是靠得住,也经得起考验的。1930年5月6日下午,恽代英刚开完了一个碰头会议,就带上一包传单匆匆朝老怡和纱厂赶去。 在他走到杨树浦许昌路,接近厂门口时,突然就碰到了一队英国巡捕正在拦路搜查。恽代英由于爱读书,所以把眼睛看成了高度近视,属于那种三米之外,人畜不分的程度,因此他就这么直接闯进了搜查的警戒线里,等到他发现这一伙人是巡捕时,撤退已经来不及了。 而这帮巡警搜查的对象,正是他这种一身工人服装的人,大家看着恽代英如此莽撞,又看他手上拿着东西,而且恽代英的装束也不符合工人的装饰——他戴着眼镜和手表。 于是恽代英被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最知名和重要的领导人,就这么轻轻松松被捕了。不过恽代英被捕之前,故意和巡捕扭打在一起,目的就是让自己,在扭打中打伤脸,这样一来,脸肿胀了,敌人就认不出来他来了。 很快他就被扭送到了提篮桥的巡捕房去……于是就有了前面我们说的故事了。 "他是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周恩来,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