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名将李光弼！（兴唐名将李光弼的悲剧人生是怎么造成的？）

　　唐朝名将李光弼！（兴唐名将李光弼的悲剧人生是怎么造成的？）
　　这是一个六千字的长文，我们不但会纵观李光弼的一生，分析他在安史之乱中主要战绩，还将分析他与郭子仪不同人生结局的原因，以及安史之乱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如果单以军工而论，李光弼确实胜过郭子仪一筹，因为在交锋最惨烈的河南、河北地区，每次与叛军正面交手都有李光弼的身影。
　　可以这么说，李光弼的人生就是为了安史之乱准备的，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恐怕他也没机会封郡王、赐丹书铁券、绘像凌烟阁、谥＂武穆＂。
　　李光弼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人，契丹族。其父李楷洛，原为契丹酋长，武周时归降，累官朔方（治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境内）节度副使，暴卒于战场，谥＂忠烈＂，封蓟国公（一作郡公）。
　　军人家庭长大的李光弼，自幼喜读《汉书》，尤擅骑射。他为人严肃刚毅，治军极严。在朔方节度使王忠嗣账下时，深得王忠嗣器重，曾当众言道：＂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
　　安思顺（安禄山堂兄弟，后因安史之乱被哥舒翰所诬，蒙冤被杀）接任朔方节度使后，也非常器重李光弼，想把女儿嫁给他结秦晋之好，但性情严谨的李光弼不愿过多牵扯高层倾轧，托病辞官而去。
　　当时青睐李光弼的并不止有安思顺，还有安禄山。
　　时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也很注意扶持羽翼，谋士高邈早知李光弼的将才谋略，便劝安禄山延请李光弼入幕任左司马，但安禄山并未采纳，推婚事件发生后不久，哥舒翰便推荐朝廷召李光弼入长安为官。
　　自感错失良机的安禄山长为此忧形于色，但也只能安慰自己，账下的史思明也足堪大任。
　　安禄山在这点上并未走眼，安史之乱中晚期，正是此二人，在中原斗得上天入地。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时，李光弼正在长安，并不是军职。但他毅然奉召奔赴了战争的最前线，在他身后留下了一连串浸满鲜血的足迹——常山之战、嘉山之战、河阳之战、太原之战、邺城之战。
　　常山之战
　　常山郡位于太行八陉——井陉东口土门关附近，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号称＂三省通衢＂。
　　安史之乱爆发后，颜杲卿、颜真卿兄弟为了缓解关中的压力，毅然在河北、山东举义旗归唐，但很快便被史思明叛军扑灭。
　　身在山西的朔方军想要东进，必须首先打通井陉孔道，坐控土门关的常山便是第一个重要目标。
　　唐天宝十五年(756)初，李光弼趁史思明北返之机，率军五千突破井陉天险，出其不意的夺取了常山郡。
　　拿下常山郡后，他首先释放了被史思明关押的百姓，并亲自祭奠了颜杲卿的亲族。
　　当地团练将叛将史思义绑来投降时，李光弼亲自为其松绑，并开诚布公的向他询问叛军动向。这让史思义非常感动，他对李光弼说道：＂王师远来，必已疲惫，如与贼野战，必不利！将军来前，吾已报，（史）思明必来救，不若以逸待劳。＂
　　李光弼听后，深以为然，马上命军士坚壁清野，严守城防。史思明收到消息后，果然带两万骑兵直扑常山，一看城池已失便立刻组织攻城。
　　早有防备的李光弼先以五百弩手、一千弓兵梯次射击，大量消耗叛军攻城部队。等待敌军受挫后退，李光弼亲率长枪兵出城，在城下结成战阵。如林长枪之下，史思明的骑兵优势即无从发挥，叛军士气再受打击，只得暂时退兵。
　　但李光弼却不愿意放过稍纵即逝的战机，他派游骑远远跟随退去的叛军，当叛军在野外埋锅造饭时，唐军千余轻骑突然袭击，阵斩五千余级，叛军大挫。
　　随后，李光弼又配合从山西赶来的郭子仪，在九门城痛击史思明叛军，平定藁城，攻取赵郡（今河北赵县）。
　　嘉山之战
　　天宝十五年(756)四月，朔方军大败史思明后，一直追击到博陵(今河北定州)。史思明集众固守，唐军攻城十日不下。
　　五月，郭子仪、李光弼决定撤围回军常山郡。不甘心失败的史思明，率数万人马尾随而来。
　　唐军乘机回军反击，在沙河（今河北行唐、新乐之间）再败史思明。安禄山得知史思明连战皆北，命大将蔡希德率2万步骑来救，又命范阳守将牛廷玠率万余人南下，配合史思明夹击唐军。
　　郭子仪、李光弼进至恒阳(今河北曲阳)时，与携五万余众而来的史思明相遇。面对拥有大量精锐骑兵的叛军，郭、李二人再次采用了以逸待劳的战术，命军士深沟高垒，严防死守。但夜晚却不断派死士夜袭叛军营帐，使叛军穷于应付，无法休息。
　　五月二十九日，唐军事先于嘉山设伏，诱叛军前来，被疲劳战术搅得心浮气躁的史思明果然上钩。当盘军进入嘉山唐军伏兵四起，叛军溃败，阵斩4万级，缴获战马五千匹。
　　史思明被打得披发赤足，逃往博陵。李光弼乘胜追击，进围博陵，郭子仪准备北进范阳。嘉山大捷，唐军声威大振，河北十余郡的地方官吏和军民纷纷起来杀死叛军守将，归顺唐军。
　　当时的形势对唐朝来说可谓一片大好，哥舒翰在潼关据险死守堵住叛军西进关中之路。郭子仪、李光弼在山西、河北爆锤史思明，打的安禄山首尾难顾，当他得知唐军开始威胁老巢范阳时，一度决定回师范阳另谋他途。
　　就在此时，唐玄宗估计觉得事儿不够大，给自己这个＂干儿子＂送了一记神助攻。
　　他强逼哥舒翰放弃潼关天险，出关与叛军野战，结果唐军惨败，哥舒翰也被俘而降。潼关失陷将安史之乱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但关中地区惨遭涂炭，连战连捷的河北唐军也不得不转入守势。
　　太原之战
　　郭子仪在收到＂哥舒翰败，天子入蜀，太子即位灵武＂的消息后，不得不放弃河北地区的胜势，率军奔赴灵武护驾。
　　叛军兵入关中后，在山西、河北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李光弼只能以弱势军力苦苦支撑。
　　他先是连挫叛军多次进攻，还在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巧施＂美马计＂弄走了叛军几百匹良马，气的史思明暴跳如雷，但面对跨越黄河两岸三城相连的河阳坚壁，史思明始终无可奈何。
　　但在河北则是另一番景象，史思明率领的叛军迅速南下，再夺常山郡席卷河北全境。
　　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年)正月，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上党(今山西长治)、高秀岩自大同(今山西朔州东北马邑)、牛廷玠自范阳(今北京城西南)会兵10万，围攻李唐龙兴之地，惨烈的太原攻防战，就此拉开序幕。
　　这时，朔方军精锐都被郭子仪带去护驾，李光弼手下只有河北兵士五千人，即便算上地方团练也不足万人。
　　面对叛军滔天势焰，李光弼账下诸将都惶惧不安，主张凭借晋阳坚城死守。但李光弼确认为守城必辅以野战，他力排众议分精兵在山中埋伏，自己则在城中动员军民挖壕筑垒，并事先打制了几十万块土坯砖，一旦城墙破损马上便能修复。
　　对于心中揣测的诸将，他当众将一把小刀放在靴内，并立誓＂城在人在，决不投降＂。
　　李光弼＂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迅速感染了唐军将士，当叛军攀城仰攻时，唐军上下以死相搏，堪堪顶住了叛军的狂潮。
　　史思明见仰攻坚城部署损失太大，便从山东运取攻城器械，并以三千蕃兵护送，不料这正好成了潜伏唐军的盘中餐，埋伏已久的唐军一拥而上，将蕃兵全歼。
　　除此之外，李光弼还打起了地道战。他先派人挖掘地道通至城外，然后另派将领出城诈降。久困太原不能得手的史思明大喜过望，以为坚城唾手可得，不疑有他。
　　等到约定的时间，唐军果然打开城门出城伪降，但等到诈降唐军快要接近叛军大营时。营中突然地陷，摔死千余人，一时烟尘弥漫，乱做一团。唐军乘机擂鼓呐喊，猛烈冲击，一战歼灭叛军万余人。
　　就在太原攻防战进行最为激烈之时，叛军内部却发生了惊变，安禄山被儿子给剁了。
　　安庆绪继位登基，没了安禄山镇场子，要说史思明心里没想法我是不信的。恰好，安庆绪命史思明回守范阳，只留下蔡希德等继续围困太原。
　　史思明率军返回范阳后，叛军攻势渐弱，李光弼敏锐察觉到了叛军的变化，感觉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他效仿田单破燕的＂火牛阵＂，将两百多头耕牛分为四队，牛头绑两把尖刀，牛尾捆扎浸油麻布，趁夜色偷偷出城，在敌营前点燃牛尾，
　　黄牛发疯般地冲进敌营，唐军趁火势、借牛威，鼓噪杀入敌军大营，被踩死、烧死，斩杀的叛军多达六万之众，太原之战以唐军大胜告终。
　　太原之战奠定了山西战争态势，也为日后唐军收复两京打下了基础。此战之后，唐廷任命李光弼为太尉，兼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封魏国公，实封八百户。
　　邺城之战
　　公元757年（至德二年），唐军在回纥帮助下克复两京，随即光复河南诸郡，逃至邺城的安庆绪，集合上党(今山西长治)、颖川(今河南许昌)、南阳(今邓州)等地叛军汇聚邺城，手下又有了6万余人，准备和唐军在城下决战。
　　乾元元年(公元758)九月，李亨命郭子仪、李嗣业等七镇节度使，领兵二十万（号称六十万），围攻邺城，同时又名又命李光弼、王思礼两节度使率所部助攻。这几乎是唐庭能够动用的全部军队，可以看出唐朝对于邺城之战的重视。
　　但诡异的是数十万唐军居然没有指派一个将领统一调度，而是任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督各军行动。唐军前线军事行动的决定权，落在一个宦官手中，成了唐军溃败的伏笔。
　　邺城之战初期，唐军行动顺利，在卫州(今河南卫辉)、愁思冈（邺城西南）连败安庆绪叛军。叛军退回邺城死守，安庆绪派人向身在范阳的史思明求助，许＂让帝位＂以求史思明发兵相救。
　　史思明带胡兵十三万人自范阳南下救援邺城，十二月，史思明击败唐军崔光远阻击，夺占魏州(今大名北)后，按兵不动，坐视唐军与安庆绪叛军在邺城血战。
　　唐军在邺城城下，昼夜攻城，但叛军和城中百姓早已得知洛阳破城后，被回纥兵洗劫蹂躏的惨状，反而同仇敌忾协助叛军拼死守城，让唐军围攻数月不能得手。
　　乾元元年(公元759)正月，李光弼向鱼朝恩建议，唐军分兵逼近魏州，各个击破史军，但鱼朝恩不听，数十万唐军在邺城围坐一团，毫无作为。
　　时至公元759年(乾元二年)二月，围城四月的唐军，在邺城城下天寒地冻、师老兵疲，士气渐渐低落。史思明又截断了唐军的粮道，唐军面临断粮的危机。
　　三月初六，史思明见唐军军势已怠，领五万精兵与唐军在安阳河北(今河南安阳北)与唐军李(光弼)、王、许、鲁等部激战激战，双方血战经日不相上下。
　　郭子仪带兵前来援助，就在唐朝援军列阵之时，突然狂风大作，对面不见人影。唐军大旗旗杆被风折断，将旗落地，唐军大惊，自相溃散。
　　史思明见状鼓动精锐趁势掩杀，唐军大溃，四散奔逃。所幸，史思明的军队在风中也混乱不堪，他见难再有战果，便使军逐次向北撤退。
　　这时，唐军军中无帅的弊病表露无遗，乱军中无人统一调度，各节度使纷纷带军马逃回本镇，溃兵一路烧杀劫掠，数十万唐军作如鸟兽散，邺城之战也唐军惨败告终。
　　邺城惨败后，鱼朝恩将兵败的责任推至郭子仪头上，唐肃宗将郭子仪召回长安，夺了他的兵权，委任闲差，监视了起来。
　　唐朝猜忌重将的做法，给李光弼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也成了日后事件发端的导火索。
　　邺城之战后，唐肃宗李亨开始收拢兵权，扩充禁军，并将禁军军权交予李辅国、程元振等宦官之手，宦官势力渐渐做大，李辅国后官至宰相，朝中大事尽由宦官定夺。这也是晚唐时期，宦官把持朝政，甚至能动辄废立皇帝的缘起。
　　愧恨而逝
　　邺城之败成了安史之乱的另一个转折点，唐军疾风暴雨般收复失地的势头受挫，洛阳再度沦陷于叛军之手。但叛军内部再生波澜，史思明杀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改年号为顺天。
　　不过，史思明西进关中的愿望再度被阻。乾元二年十月，史思明在河阳(今河南孟县南)遭受了李光弼及所部仆固怀恩、荔非元礼的迎头痛击。双方你来我往激战月余，叛军始终不能在河阳得手，期间还被李光弼寻了个破绽抄了后路，史思明见势不妙退军回洛阳据守。此后年余，两军在河南血腥绞杀不已，战事渐成僵局。
　　上元二年（761年）二月，肃宗轻信鱼朝恩的鼓动，命李光弼冒险进攻洛阳。
　　李光弼无可奈何，留李抱玉守河阳，自己与朔方节度副使仆固怀恩会同鱼朝恩进攻洛阳。结果，仆固怀恩违背李光弼军令，在平原布阵与史思明野战，被精于骑射的叛军骑兵杀的大败。
　　李抱玉把河阳也丢了，唐军被迫退守闻喜（今山西闻喜），所幸叛军内部再度展开连环杀，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继帝位，年号显圣。
　　公元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军队突破大震关（陕西陇县西境），兵锋直指长安。
　　刚刚登基不久的唐代宗李豫出逃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吐蕃军队随即占据长安，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傀儡皇帝。
　　身在陕州的代宗急招诸节度使勤王，但名将中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均漠然视之，拖延不去，只有被夺了兵权的郭子仪，奔走募兵抵抗吐蕃。
　　公允的说，李光弼和仆固怀恩的情况尚有区别。
　　身在汾州（今山西汾阳市西南，隰县附近）的仆固怀恩坐拥数万朔方军，是最有条件入关中勤王的，但此时仆固怀恩的异志已现，紧随安史之乱的仆固怀恩之乱已见端倪。
　　而李光弼则完全是心魔难除，一直被朝廷的猜忌和郭子仪被罢免的阴影笼罩着。
　　随着，郭子仪收复长安，击退吐蕃军队后。代宗任命李光弼为东都留守，李光弼再借故诏书未至推辞，率军回到徐州收租赋。其后，代宗再诏李光弼入朝，李光弼害怕宦官鱼朝恩、程元振加害，仍不敢去长安见驾。
　　李光弼治军严整，先谋后战，多次以少胜多，战功足与郭子仪齐名，但他在徐州时却多次推诿不肯奉召，这让他账下诸将对他的态度渐渐转变。
　　生性敏感的李光弼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但他却无力改变，这让他感到非常惭愧、愤懑，终致忧郁成疾。广德二年（764年）七月十四日（8月15日）在徐州病逝，终年五十七岁。
　　代宗为其辍朝三日，遣使吊恤其母，追赠太保，谥号＂武穆＂，使人绘像凌烟阁。
　　对比郭子仪、李光弼二人，从战功上说李尚在郭之上，但从做人、为臣之道上，郭子仪胜李光弼甚多。
　　郭子仪一生数度起落，肃宗能拉着他的手说出，＂国家再造，卿力也＂的话，并不全是夸赞他的武功。
　　成就郭子仪一生完人的原因，除了他战场决断临机杀伐以外，还有他能屈能伸的性格。当时鱼朝恩权倾朝野之时，没少背地里给郭子仪使绊子，甚至派人掘郭的祖坟，即便如此郭子仪都能与其折节而交，这才是他宦海沉浮屹立不倒的原因。
　　而在这一点上，李光弼远远不能望其项背。但无论如何，一代兴唐名将如此落寞收场都令人扼腕。因此，宋代诗人徐钧才会以诗怀念：
　　间关百战佐中兴，料敌行师妙若神。
　　可惜罹谗终恨死，伤心不见白头亲。
　　安史之乱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安史之乱平叛的过程，让武将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唐朝对叛军投诚而来的骄兵悍将，极尽笼络讨好之能事，准其自带其军、自领其政、自统其民，导致河北强藩屡屡作乱，直到唐亡。
　　而对忠于唐室的武将，朝廷则或监视掣肘、百般刁难，或明升暗降、削夺兵权，或贬谪发配、流放赐死，除郭子仪深谙进退之道，以八十五岁高龄去世外，得善终者寥寥。
　　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朝廷对强横不法的武夫，按照强横的程度，给予大小不等的姑息，愈强横，得到的待遇也愈优厚。对顺从朝命的功臣，按照功绩和威望的程度，给予轻重不等的猜忌，功臣们因此对朝廷有所顾虑，不肯轻易脱离兵权和防地。＂
　　在这种两面三刀、欺软怕硬的悖谬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的武将选择拥兵自保、图谋割据，大唐中央政权的权威也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泥淖中逐渐掉入谷底。
　　作为平定安史之乱最大功臣之一的李光弼，经历过军旅生涯的辉煌，却以悲剧方式在落寞中收场，这也预示着初唐、盛唐武将建功疆场、绘图凌烟时代的永远结束。
　　而中央政权对李光弼等武将的忌惮，也使文官带兵、以文制武成为两宋以后中原王朝军事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态。
　　这种制度上的改变，虽然避免了武将割据、分裂国家的情况，但同时也限制了中原王朝开疆拓土的能力。
　　从某程度上说，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此后汉族建立的王朝，再无汉唐时豪迈奔放的气韵和怀远天下、宾服四夷的胸襟。
　　短短七年的安史之乱带走了数以千万计的生灵，但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一直延续了上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