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叫汉族（中国人为什么叫汉族）

　　我们，中国人，汉人，从何而来？
　　汉民族定型于两汉。在民族形成过程中，有几个关键的伟大人物。按历史先后次序，分别是周公、孔子、秦始皇和汉武帝。
　　据说，现代基因技术已经推断出，全世界人类共同起源于非洲。其中有部分在若干万年以前长途迁徒到东南亚一带。又过若干万年，到大概三万年以前，有两支分别经过珠江流域和云贵高原西边来到中原大陆繁衍生息。又过若干年，大约二万年前，有一支沿着海岸线跑到山东、东北、日本、朝鲜，甚至越过白令海峡跑到美洲，繁衍生息。这些人群为适应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进化为不同的种族。随后这些种族中的部分又交流融汇在一起，在中原大地上，形成远古时期的华夏族、今天的汉族。民族分野，看文化，不看血统。看来这种史家公论，还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因为若论血统，人类似乎有一个共同的起点。
　　相信人类社会数万年，能够繁衍至今的民族，都是奇迹。今天，汉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群体，汉族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五分之一，占中国总人数的93%。毫无疑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携带着数千年文明、从未中断、绵延承继至今的民族，汉民族是这个世界上更大的奇迹。
　　当前，随着在经济上逐渐成为世界强国，中国人也提出了在知识和文化上成为强国的要求。人富胆肥，可以理解。但是，与经济上积极要求融入世界成为世界强国不同的是，知识和文化上的自强要求，似乎有人的主要想法和做法是，通过强化自我封闭、自我认同的途径来实现。学术界虚妄的＂国学热＂，舆论场景上各种盲目的＂风景这边独好＂式的表述充斥其间，似乎他们认为，盲目自大才是民族自强之途。对这些现象和意见，从学理上分辨，实无必要，明显这些人走的不是道理和逻辑的路子。根子上他们是在利用民族情感与文化认同，打的是中华传统这面大旗。所以，按照《庄子·养生主》提出的＂切中肯綮＂要求，顺着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的路子，介绍一下我大汉民族从何而来，在民族的历史演进中，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供学习。
　　上穷碧落下黄泉，在真正的民族情感与文化认同里，没有发现自我封闭、自我吹嘘、自大以求自强等，这些东西在里面。可以说，在周公、孔子、秦始皇、汉武帝等这些伟大人物推动的民族和社会进步中，都是在突破旧的藩篱，直面民族和社会冲突问题中实现的。传统不是包袱，而是我们脚下坚实的土壤。那些仅仅知道打着民族情感大旗指手划脚的，他们嘴里所谓的＂国学＂，非国非学。
　　一、＂汉＂的概览
　　＂汉＂，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称谓。
　　汉民族的民族属性，不是基于血缘关系，而是基于文化认同。从历史演进来看，汉族是一个由众多血缘民族融合而成的文化民族。在汉民族成长史中，历经了若干次大规模的种族整合，居住在中原这块儿区域的人类，共同融化组合成为汉民族。这是汉族的一个重要特征。
　　顾名思义，汉族称谓来源于汉朝。但是，汉朝时，中国人不叫汉人，而是称为秦人。《史记》、《汉书》中，多有称汉朝人为秦人的记载。大约是剽悍的大秦影响力太大了，相邻国家在秦朝灭亡后，仍旧称呼生活在中原帝国的人为秦人。历史上很长时间，印度等国称中国为＂支那＂、＂脂那＂、＂至那＂等，便是今天西方世界称中国为＂CHINA＂的根源。有人解释说＂CHINA＂之名来自瓷器。事实上是先有＂CHINA＂，后有从＂CHINA＂流通到国外的瓷器，外国人因瓷器来自＂CHINA＂而称瓷器为＂Chinaware＂，后简称瓷器为＂china＂。所以，不是中国因瓷器而名＂CHINA＂，而是由于瓷器来自中国而被称为＂china＂。中国被称为＂CHINA＂的根源，不是传说中的瓷器，是由于秦朝。
　　我民族发展到西汉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主体框架已经成熟。经过西汉二百多年的开疆拓土，到东汉时才开始有将＂汉朝之人＂简称为＂汉人＂的记载。《后汉书》中《西域传》、《耿恭传》、《南匈奴传》中，多有＂汉人＂、＂汉民＂的记载，意指汉朝的人。
　　但是，＂汉＂成为族群标识的称谓，起自南北朝时北魏末年。＂汉人＂起先是游牧部落对生活在中原地区从事农耕人群的蔑称。当时鲜卑人称汉人为＂头钱价汉＂即＂一钱汉＂，意为汉人命贱不值钱，极尽蔑视之义。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执掌东魏政权的高欢是一个胡化的汉人。按照现在的标准，此人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高欢姻亲和同伴，都是胡人，他们统称中原人为汉人。胡人在中原生活久了，农耕文明强大的生产力和安逸的生活，逐渐同化了游牧民族。后来民族融合，北方各族皇室贵族均与汉人通婚，北魏孝文帝时还诏命改北方各族复姓为单姓，后来西魏宇文泰积极推行汉化政策，胡人多改汉姓，逐渐消失在汉人之中，鲜卑等族人也开始被其他族群称为＂汉人＂。
　　汉人，就是生活在中原大地，诗书传家，以农耕为基本生活来源的人群统称。历史上，中原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片宜农区域，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稳定的共同地域，早熟的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先进的生产力和与生产方式高度融合的文化，吸引着外民族，特别是周边的游牧民族。就这样，以居住和生活在中原、接受中原文化为标志，中原地区成为一座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包容、接受、融合来自其它地方的人和文化，并不断向四周辐射，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
　　历史上，再强悍的它种族人群，只要来到中原，大部分最终要被农耕生产方式和汉文化所同化。在世界历史上，这种现象极为罕见。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中原地区农耕文明强大的生产力优势使然。我们知道，文明没有优劣，但是生产力有高下。不同文明之间的较量，生产力水平高下，是最终的决定因素。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先进生产力供养的文明，战胜落后生产力供养的文明，没有例外。历史上有不少例子，落后生产力供养的文明会在战场上取胜，比如游牧民族战胜农耕民族。但是，进入农耕文明区域的游牧民族，最终被农耕文明所同化。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生产力上的差别，许倬云先生曾经做过一个计算，一块土地，如果用来种庄稼，产出粮食能提供的热量，是用来放牧养牛提供奶、肉等食品热量的九倍。一块宜农的土地，种粮食的产出是放牧产出的九倍，农耕方式与游牧方式在生产力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游牧和农耕之间，农耕文明在生产力上有着无以伦比的优越性。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的天性。无论远古时期人类起源于何处，寻找最适宜他们生存的地方，相信是他们共同的追求。于是乎，天南海北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向今天所称的中原地区聚居。因为在中原那里，有肥沃的土地、丰沛的水源、适宜的气候、美好的日子。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不论来自何方，最终都有一个共同的称谓：汉人。
　　二、华夏
　　＂汉＂的前身，是华夏。
　　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夏的历史已经被陆续发掘的夏代遗址部分证实，商代有甲骨文为证，周代有钟鼎文为据。从考古发掘出的都城位置上看，夏起源于中原地带，帝都多在洛阳周边。商源于泰山周边，商取代夏，是东部部落民族西进中原，帝都多迁，总体上在中原腹地，商丘、郑州、安阳等地。周起源于西安西北，周取代商，东进中原，帝都在长安（西周）、洛阳（东周）。夏商周数千年的历史过程，是中原大地上众多种族聚合的过程。夏和商时代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不同种族和文化，在西周初年因缘际会，被重新打乱重新组合，从多元组合为一元，组合为华夏族。
　　河南夏代阳城遗址，发掘的文物，已经能够证明当时农业生产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继夏而起的是商，商原是东夷之人，且是游牧起家的。前几年网络上有传言，说美洲的印第安人是商朝后裔，这种说法也不能说没有可能性。按照基因推断提供的早期人类迁徒路线图，大约两万年前，有一支从东南亚出发沿着海岸线奔跑的人类，他们经过了胶东半岛，可能有的留下了，有的继续跑到东北、朝鲜、日本，有的漂洋过海去了美洲。留下的这一支，大约四五千年前，有的迁到泰山，再向西到达商丘等现在的河南东部，发展农业，开始使用畜力耕种，疆域范围大大扩展，大概包括现在的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山西、陕西、安徽以及江浙一带。
　　早期人类族群的组织，单纯依赖于血缘，形成族群。族群生活生产向外扩展，又产生地缘关系。生产力发展，人类社会族群扩大，血缘关系沿地缘扩散，血缘地缘成为早期人类社会化组织的主要纽带，总体上群居组织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
　　史载周武王伐商时，举行誓师大会，有八百诸侯前来助战。当时大概武王能够招来的诸侯，也就中西部大约现今顶多两个多省的区域。在这样的狭小区域内就有八百诸侯，可见部族社会的邦国之小。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的国家单元称为＂酋邦＂或者＂族邦＂时代。商代是＂万邦林立＂，商王只是万邦之长，类似于联盟的领袖，而非绝对的君王。西周初年，周公改变了这种局面。
　　中华文明早熟。一个原因是中原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农耕文明发达，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能够支撑较大规模国家组织的财政需要。另一个原因就是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特殊事件引发的变异。这个变异就发生在周人取代殷商之后不久。殷周之际的变革，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王国维先生曾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巨于商周之际。＂确属不易之论。
　　周人取代了殷商之时，大概也是想要继承殷商的政治体制，建立一个诸部族的大联盟，由周担任万邦联合体的盟主。武王取胜后，没有灭商，而是＂封纣王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让他管理商朝旧地（安阳），仍保留商作为万邦之国联合体中的一个。周武王去世后，管叔和蔡叔联合武庚起兵叛乱。周公东征胜利后，出于巩固周朝统治的需要，对国家政治组织制度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大变革。
　　周公深刻地认识到封建亲戚、蕃屏周室的重要性，在武王分封的基础上，再次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周公彻底地改变了过去那种＂众邦林立＂的政治格局，以武装殖民的方式，在中国范围内建立起众多周系诸侯据点。主要的诸侯，要么是姬姓子孙，要么是姻亲外戚，以血亲和婚姻的纽带，彼此休戚相关、其来有自。周公一举将周朝改造成为一个宗法化的，以周王为宗主的同姓诸侯为主，异姓诸侯为辅的新型封建王朝。
　　在周公建立的这个新型的封建王朝内，不仅仅是周人的殖民队伍分别占有东方的一片片土地，更是全国人口的再编组。周公改变了商代亲族聚居、一族即为一邦国的政治结构，建立起新的国家体制。他以周王授土授民（含赐姓）名义，打破了过去的部族血缘地缘界限，将原有的族群分裂为独立的次族群，殷商的遗民和商代的邦国的人民被整块儿地迁往各姬氏子孙封国，由各封国诸侯对其进行分门别类加以管理，实际上是原有族群的衍裂以组成新族群。这样，殷商旧有势力被一举打散，再也不能对周朝的统治形成威胁。这大概是周公做此政治制度变革的初衷。
　　但他的这一变革，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远不是分散瓦解旧有政治势力那么简单。虽然各族群被打散后依然是各自聚居，但他们在一个诸侯国内已经是各族混居。一个诸侯国内，已经包含有各种不同的族群，至少有周人、殷人和当地土著。过去那种以血缘地缘为标志的邦国，不复存在了。周公成功地将殷商以血缘为标志的族为单位的社会组织，改造成在新的封国内新旧居民糅合成为以地缘为标志的政治单位，将以血缘关系组成的邦国改造成以地缘关系组成的列国。
　　周公建立起＂天下宗周＂的分封制度，实行宗法制度，分封宗室，控制所属地方，以藩屏周室，实施政治控制和宗法维系双重网络，将广大区域的中原，笼罩于一个高度整合的体系之内，强化了周王室的政治地位和绝对权威。
　　殷周国家体制的根本差异，打个比喻，就在于殷的统治者的地位仅限于众邦国兄长之位，而周的统治者的地位却是众诸侯国父亲的地位。到了周公封建体制建立起来以后，诸侯与王室的关系，不再是成员与首领的关系，而是君上与臣下的关系。自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周公依仗着绝对权威的领导地位，对社会生产文化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在生产上推行井田，改进农业，提高社会生产力，将周人原有的成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习俗，与现实的政治需要结合起来，创建了稳固的、流传至今的宗法制度，形成了以周礼为基本内容的农耕文明结构，将整个中国抟铸成一个文化共同体。
　　经由周公的分封建国，原先的族群被打散，在周王统领的各诸侯国的治下，又被融合在一起。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最彻底的一次民族大融合。中华各民族整合为一体，虽然各地仍然有差异，＂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但是，族群的性质，已经由以血缘为主，改变为以地缘为主了。国家体制上实现了也由早期的血缘与地缘结合的族邦国家向成熟的地缘国家的过渡。＂华夏居中，四夷在外＂的民族共同体格局已经形成。
　　周公建立的分封建国制度，客观上打破了部族邦国的局限性，促进了诸民族的融合与华夏民族的形成。这在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事情，意义巨大。因为以血缘关系联结在一起的民族邦国，是一个超稳定性的社会。一直到现代，在南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的一些人类社会，仍然保持着部族邦国的形态。这些社会内部血缘纽带非常紧密，对外的排斥性很强，不同部族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结果是这些邦国的人口和地域扩展极为缓慢，知识和经验积累艰难，人的活动局限于狭小的范围之内，族群内的争斗和不同族群之间的战争，消耗掉了他们大部分财富和精力。走不出族邦社会，摆脱不掉民族桎梏，人类社会的发展就看不到希望，社会就会处于停滞状态。人类历史上，单一的、纯粹的文明，都是生命力比较脆弱的文明，难以历久。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周公的经验在于，他打破了中原大地上邦国林立的状况，打散了基于血统的族群社会结构，重塑了以地域划分居民为特征的社会结构，从物理空间上为众民族整合为华夏民族创造了条件；同时，他又改造和创制了经济基础（井田制）、生产方式、宗法制度、伦理规范，形成国家人民共同的文化心理认同，从文化和文明上推动了华夏民族的形成。
　　西周三百年，华夏意识渗入中原各地，自西向东，沿着分封的网络触角伸入各地，原有的族群文化，一方面吸收新成分，一方面反哺华夏文化，经过反复融合，西周终于铸成一个文化体系，其活力和韧性，已经超越政治力量。东周列国时，在周王室政治力量日渐弱下时，仍有各诸侯维持着对外竞争的团结，齐晋先后领导华夏世界抵抗戎狄、荆楚，足以证明民族融合产生了强大的文化凝聚力。春秋时期，南方的楚文化与中原文化激荡、融合，为华夏民族增添了新的内涵。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华夏民族，正是周公那个时期开始形成的。此后，中原大地不再是若干文明体系竞争的场合，中国的历史，转变为华夏民族求延续、华夏世界求扩张的长篇史诗。
　　由于先进的农耕生产力和强大的民族认同，三千年来，在东亚这块土地上，华夏世界一直是核心和主流，四周边缘的其他族群，也随着历史的发展渐渐地融入进华夏世界。今天来看，在中国周边，有一个＂汉化＂的区域，如日本、朝鲜、越南以及东南亚地区。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个区域长期雄居于亚欧大陆东端，与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并行不悖。＂汉化＂区域虽无宗教色彩，但文化内聚力丝毫不差。这是容易被忽视的文化特征。
　　周公的经验告诉我们，华夏文化从来都不是排外的文化。华夏文明体系，一方面具有极强的内聚力，另一方面具有广大的包容性，这种特点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所没有的。如犹太民族具有强大的内聚力，但他们缺少包容性；而基督教系统具有包容性，但他们缺少内聚力。华夏民族经由民族融合，兼具内聚力和包容性这两大特点，具有强大的统一趋向，所以我们民族历经三千年成长扩大，历史文化的共同意识从来没有减弱过。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孔子体认并推广了周公创建的华夏文化。择善固执，仁恕待人，才是我们民族的性格；包容同化，才是我们民族发展的逻辑。而那些抱有强烈排外意识的心灵弱小者，他们叫嚣得再厉害，也不是也不能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代表。
　　民族融合为一形成了强大的内驱力，在西周以后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里，中原大地上各地人口流动、各地文化交流，各诸侯国争雄，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高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华夏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育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而告一段落。
　　补充一点。在周朝时，周朝称自己的领地为华夏，分天下为四夷。凡遵守周礼的诸侯，被称为诸夏。华夏的字面含义，根据唐代孔颖达的解释，礼仪之邦称为夏，服章之美称为华，美好高雅，是谓华夏。可见，华夏是一个很有文化内涵的美好称谓。
　　三、从华夏到汉
　　春秋战国至秦汉，大约一千余年时间，是汉民族育成期。
　　周室东迁后，华夏民族的核心居住地中原地带，依靠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先进的农耕技术，中原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超过周边地区，富庶的中原成为引起各方觊觎、汇集各种力量、形成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的四战之地。问鼎中原，常有的事。整个东周历史，就是边缘挑战中原的历史，也是中原应对边缘挑战的历史。
　　中原的东南西北，每个边缘，都与中原有着牵扯不清楚的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生活方式上，每个边缘都立足于自己独特的渊源，在与中原的互动中成长壮大，取得挑战中原的资格。不论是来自南方的挑战，如春秋时期中原最大的挑战者楚国，春秋晚期吴越崛起挑战中原；还是北方半周半狄的燕国、纯粹戎狄的中山；以及夹杂着东夷的齐、还有西方的蛮夷强秦等等。看起来所有这些挑战，边缘都是最具活力的表现，中原都是承受者的角色，甚至谁能逐到中原这头鹿，谁就可以做中原的主人。但最终的结果，所有的力量和文化都汇集到中原，经过优胜劣汰，四周边缘所有先进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都在各种挑战应战过程中，沉淀在中原这块土地上。
　　春秋时期，中原各地方诸侯国修筑道路，发展贸易；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将中原各地四通八达地联结在一起。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交流、军事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和人才交流，春秋尤其是战国时期，从未停歇。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思想上最活跃的时期，没有之一，这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高峰。
　　秦始皇帝用武力统一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大帝国的规模和政权，建立了官僚金字塔式的、由最高的皇帝层层控制到最下层郡县的政权统治结构。秦统一中国后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废封建置郡县、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在政治文化制度上，将偌大的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秦的制度遗产，对我民族的影响，一直流传到现在。＂百年都行秦政法＂，后来两千年的政体、文字，一些基本的社会制度，都有秦朝的影子。
　　华夏民族经过春秋战国五百年的锤炼，到秦始皇帝灭六国、统一天下，统一基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规范，才在外在轮廓上，形成了真正的、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中国。
　　一个民族的名字，应当是在民族实体基本形成之后，在与四周外族人接触过程之中，逐渐被认知的。民族名字形成的规律，一般应当是由＂他称＂再转为＂自称＂，就是外族的别人称我们是秦人或者汉人，然后天长日久，我们也觉得自己就是秦人或者汉人了。
　　民族的认同一般使用排除法，只有在与＂非我族类＂接触后，甚至受到刺激后，才能发生民族认同。就像一个孩子，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大家庭里，没有走出家门之前，他认识不到、体会不到家庭的意义。只有他远离家庭，甚至在外受到欺负以后，才能真切地知道家的重要。民族意识也是如此。秦人或者汉人自认为是秦人或者汉人，必然是因为外面的外族人称他们为秦人或者汉人。
　　从逻辑上讲，必然是先有民族实体，然后再有民族名称。事实上秦统一六国以后，统一了疆域，统一了文字、度量衡、法令等，汉民族的实体已经形成了。再经过四百多年西汉、东汉的锤炼，汉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已经成熟。特别是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凝练了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汉人威名随军功远播四海。
　　但是，汉人成为族群的称谓，应当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汉人和非汉人深入接触、杂居，中原原住民被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统称为汉人，应该是符合事实的。从西周分封建国，众多民族整合为华夏，到南北朝时汉人称谓确定下来，中间经历了大约一千五百多年时间。这个时期，可以看作是汉民族的形成时期。
　　再从西周往上追溯，从华夏人往前追溯，大概至少还有二千多年的孕育过程。从汉民族的形成过程来看，如果要将民族育成期划出几个时期或者阶段，西周时期周公分封建国，打散族邦国家，将中原地区满天繁星式的族群整合为华夏族是第一步；秦统一中国进一步在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上将华夏人整合在一个共同的天下是第二步；两汉时期的文治武功，将中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威名远播海外，形成汉民族身份认同是第三步。但此时的汉民族，只是汉民族的核心成分。因为中原在秦汉时代实现统一之时，在中原的北方，游牧地区也出现了匈奴人的大一统局面。此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冲突与融合，汉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才逐渐壮大丰满起来。并最终取得＂汉人＂的称谓。
　　四、汉与儒
　　在汉族成长发育过程中，周公的分封建国，将局限于一隅、满天繁星式的一个个小族群打散重新组合成华夏；秦始皇统一，废封建置郡县，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从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上将华夏人整合在一个共同的天下。如果说民族成长过程中，历经近千年的周和秦塑造了汉民族的形体和骨架为话，那么前后四百年的两汉，则是往汉民族身体内充实了血肉和精神。所谓血肉，是指建立在精耕农业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和先进的生产力；所谓精神，主要是儒家文化，外化出的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气质。我们先说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上，有一个无法取代的非常重要的人物：孔子。
　　有人讲，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此话的意思简单讲，孔子之前，人们大概只是活着；孔子之后，人们才知道活着的意义。所谓文明，不是指人能生产、群居、唱歌、绘画，甚至是宗教信仰，如果没有相应的伦理和道德，这些人的活动，可以称为文化，但不能称之为文明。当人类有了价值观，有了是非对错，而且这些标准是人群中普遍的意识，这样的人类文化，才能称之为文明。世界上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文化，也就是文明，至今不过三五个。中华文明，汉民族的这盏明灯，是孔子点亮的。
　　简单讲，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一个字＂仁＂。所谓仁，简单地讲有两层含义。一是对自己，＂仁＂是人之为人，通俗讲就是人要有一个人的样子，人首先要作为一个人存在。二是对他人，＂仁＂的含义是爱人，通俗讲就是不仅自己要好，还要有心力让他人也好，尽可能地善待他人，这也是儒家淑世精神的体现。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尽己之心是忠，推己之心及人为恕。忠与恕都是实行仁的办法。忠是积极的推己及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消极的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大贡献，是其开辟并完成了以人道取代殷周以来的鬼（祖先、宗祖）道和天道。殷商尊崇自己的宗祖神，称其为帝。他们认为世间的吉凶福祸，皆取决于帝的意志。他们遇事先要用占卜的方法，请求帝予以明示。因此，殷商嗜杀重祭以求帝的护佑。到了西周，周人的图腾为天，他们用天取代了殷商的帝，天道取代了鬼道。天指有意志的自然，人可以有所观察，相对于完全不可知的帝，周人的＂天人合一＂取代殷商的＂惟受帝命＂，客观地讲是有进步意义的。到了孔子，他很少发表有关天的议论，也不提及鬼怪神异。虽然孔子声称＂吾从周＂，但是，他与周公有着明显的不同。孔子期望重建社会秩序，不是期盼于＂天命＂，而是将点转向＂人心＂（人之为人）。重点是，＂天命＂是集体或者集体的代表的，而＂人心＂却是社会上每个人都有的。如此以来，在孔子着力构建的新的社会秩序、文化礼教中，社会上的每个人、每个受到教育（知）的人，都有了清醒的意识，都有了一份责任。以往的文献，说起孔子的贡献，主要是孔子将教育从贵族垄断推进民间。事实上，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育只是形式，是完成其伟大抱负的手段。孔子之教，目的在于唤醒＂人之为人＂（仁）的意识。孔子是中华文明的启蒙者。
　　孔子家族，自孔子可上溯两千年，自孔子传衍至今又两千五百年。一个家族自上至下有四千余年之谱牒，历代递禅而不辍，世界范围内，罕见。大概是上天对＂至圣先师＂的关照吧。
　　但是，在孔子有生之年，他的学问学说，并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受到足够的重视。儒学之兴，成为民族普遍的意识形态，始于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经由汉代，才成为我民族精神的底蕴。
　　早期的儒者，是知识的记录者和传播者、传道者和卫道者。春秋时分，礼崩乐坏，保留历史记忆的儒者开始反动，他们明确提出＂法先王＂的政治主张。孔子是中国文化的承前启后者，他的政治主张是明确的。孟子讲，＂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大义就是孔子的政治宣言。孔子提出＂克己复礼＂，就是想让社会秩序，恢复到文王周公时代。
　　先秦儒家都是卫道士，他们的批判思想是极明显的。无论孔子、孟子还是荀子，他们公然宣称，理想中的君王、理想中的政治，不是现实中的样子。在君权不断集中的过程中，抱有淑世情怀的儒者一直尝试，用道统影响控驭政统。儒家孜孜以求的王道，就是政统依照道统的规范行政。但是，春秋战国时代，大争之世。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在这样的时代里，终不济于世。借用韩愈《进学解》中的话，是＂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在百家争鸣中，儒家四平八稳，在乱世中效教育和知识传播之功。
　　秦统一六国以后，在思想领域也进行了统一的行动，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焚书坑儒＂。秦始皇的暴政，使儒生们开始认识到春秋战国时期那种宽松的政治和舆论环境已经不再了，认识到大一统的社会与群雄并立的社会的截然不同。儒生也开始顺应时势，开始慢慢向权力靠拢，以＂有用于世＂为手段，来潜移默化地实践其淑世理念。叔孙通为刘邦建立帝王威仪而设计礼义仪式就是具体的例子。
　　公元前202年，刘邦彻底击溃项羽后，在诸大将的请求下，二月初三在汜水之阳称帝，建国号为汉。当时，刘邦对大家说，宫廷礼仪太繁琐了，咱们是兄弟，一切从简，不分彼此。过了不久，问题出现了。那些战场征战的武将们，豪爽耿直，特别是在会议上或者酒宴中，一言不合，争吵打闹是少不了的事。有时激动起来，甚至拔剑相向，有将朝堂变成战场之势。刘邦很是无奈。一个叫叔孙通的儒生，自告奋勇制订朝仪。公元前200年，长乐宫建成，新的朝仪开始实行。到了上朝的时间，大臣们按照官衔排列有序，面朝皇帝俯伏、起立、行礼、就座，没有丝毫错乱。刘邦很是得意，不由自主地讲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由贫民而帝王，史上罕见。刘邦也是被逼造反，与当时反秦力量相比，他的不足是没有六国贵族的底子，没有旧力量来帮助他。但这也正是刘邦的优势所在：身上没有包袱，可以包容所有的力量。事实也是如此。刘邦用的部队和将领，多是与六国没有渊源的民间新兴力量。刘邦与他们一起打天下，一起分天下，刘邦善于拉拢人，将这些人团结在周围。这是刘邦的第一个优点，能够团结人、容纳人，容纳竞争者，善于化敌为友。刘邦的第二个优点是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他率军第一个入潼关，与父老约法三章，那些＂苦秦久矣＂的父老都盼望刘邦为王。后来两汉四百年，基本上贯彻了刘邦的思想，让老百姓自己管理自己，汉朝因此成为历史上气度最为恢宏的朝代。
　　西汉立国时，＂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简单讲就是政治体制上采取分封制，经济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思想上＂崇尚黄老＂、＂无为而治＂。刘邦之后，吕后是个很有才干的人。惠帝性格懦弱，吕后禀性刚强。吕后逐渐把权力转移给吕氏一族，引起与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军功集团不满。吕后一去世，他们一起起来造反，把吕家的人赶走，将政权还给刘家。政变成功后，这些军功集团的将军们找到了远在北方的代王。据说他们立代王为文帝的原因是，文帝脾气性格好，母亲没有什么才干，娘家势力单薄，舅舅也是个无才无德的人。文帝即位后，他不敢得罪军功集团，需要将吕家的人清理走，还要稳固统治，但文帝手里没有一兵一卒，他能够争取的对象，只能是老百姓。所以文帝主政以后，安定为第一要务，不仅朝廷安定，更要给久经战乱的老百姓安定，＂牧民之道，务在安之＂。他的做法是简化法律，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不扰乱老百姓的生活。文帝与民休息，赋税减半，田租为三十分之一。社会很快便繁荣起来。司马迁《货殖列传》中谈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大概素材取材自文帝时代的自由市场、自由经济。文帝在位23年，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在社会复苏繁荣之余，也带来了管理疏松、贫富分化、农民破产，地方豪强并起、鱼肉乡民，社会不公等问题。景帝即位后，一改文帝时的作风。精明能干的景帝把什么都反转过来，文帝松，景帝紧，文帝宽，景帝严。景帝一朝16年，他整肃政治，清理吏治，压制豪强，加强了中央政权的统一，消弱诸侯国，实践了郡县制度。文景两朝一松一严，客观效果是，社会繁荣且有秩序，汉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残破情形，转变为＂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盛世景象，史称＂文景之治＂。
　　在汉初前六、七十年，在黄老之学的宽松环境下，自强不息的儒家始终都在努力扩展着自己的影响力。叔孙通、贾谊、晁错等儒生通过接触皇室教育的机会，不断地通过反思秦帝国的失败，来渗透儒家学说，尝试为现实政治提供权力合法性的理论支持。相比道家思想，儒家思想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提倡刚健有为，对应道家的无为而治；二是提倡尊卑有序，对应道家的自由散漫。
　　汉武帝时，中央集权政体已经百余年（自秦时算起）的实践调整而趋于稳定，汉初的几代皇帝特别是文景两朝出色的表现，汉家刘氏天下根基已稳，汉武帝正好具备了施展拳脚的时机和条件。但是，当时有一些突出的不协调的问题，主要是长年因袭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使西汉政权陷入到一系列的被动状态之中。比如：对内分封导致宗室诸侯王与中央政府时有摩擦，他们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对中央政府的形成强有力的威胁；对外和亲忍让政策导致匈奴南下侵犯日增，往来骚扰频繁剧烈；还有军功集团恃宠而骄睨君权，豪强气焰跋扈嚣张。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不甘为＂无为而治＂的思想束缚住手脚，他自然就要寻找适宜的思想主张和理论依据。
　　除了刚健有为和尊卑有序两个特点之外，儒家的尊王攘夷、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获得统治地位。公元前134年汉武帝诏令贤良对策，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对答，倡议实现意识形态霸权，与汉武帝一拍即合。汉武帝由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建立五经博士制度，儒学成为官学，建立以儒为核心的学校制度，以及以儒为本的官员选拔制度，建构儒家意识形态霸权。
　　儒家思想能够最终被选中，一是儒家天命思想有利于确立君王在人世间至高无上的地位，给统治以合法性解释，树立统治者的政治权威，皇帝可以公然地宣称君权神授，自己是上天的代表，受上天的委托，教化、养护万民；二是宗法伦常和等级秩序，约束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有利于稳固统治；三是儒家政治上强调尊王攘夷＂大一统＂，强调个人的刚健有为，正好能够拿来作为制定扩张政策和措施的范本，为加强中央集权、推行对外战争蒙上正义的色彩。
　　然而，儒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儒家主张的道统被皇权阉割。儒家典籍中有不少古今灾异现象的记录，而这些记录，在天命观思想的指导下，大多与君王执政得失联系起来。熟读儒家经典的董仲舒，显然知道借用自然天象弘扬道统的重要意义。他编写了《灾异之记》，言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如奢侈过度、刑罚失中、赋役太重、任人不当、后宫不肃、违礼乱制、穷兵黩武等。董仲舒说纵然皇帝是天之骄子，具有至上的君权与独尊，但也不能为所欲为。皇帝必须服从天意，天若不满皇帝作为，会降下灾异予以示警。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皇帝无法弄清天意，只有儒生有本领解释上天的意旨。
　　当时辽东高庙发生火灾。酷吏主父偃就将董仲舒灾异书给了汉武帝。武帝召集学者官员讨论，大家都认为此书讥讽朝政，对书的作者不知情的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都说应当处死书的作者。结果是董仲舒被下狱，论罪当死。后来被汉武帝特赦。此后，他再也不敢言灾异了。
　　当然，儒家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几与董仲舒齐名的儒者公孙弘，以＂从谀＂的手段位列三公，是儒家另一类型的代表人物。公孙弘出身低微，放过猪，是个猪倌出身。年40余乃从胡毋生学《公羊传》，与董仲舒同治一经。建元元年武帝诏举贤良，他应征对策，被录为博士。后历内史、御史大夫，位至丞相。史说公孙弘为人善谀，曲学阿世，他知道怎样作官，更知道怎样取悦于武帝。朝会议事，不面折廷争，他曾与汲黯等相约议事，等到武帝面前，尽背前约，一切顺从皇上旨意。天子见他为人谨慎，辩论有余，但又不迂腐不过激，像个长者，且熟悉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遂大悦之。在儒者中，他是善谀者；在善谀者中，他是儒者。明习儒学，满足了武帝好文的爱好；善于吏事，满足了为官的条件；而阿事善谀，更满足了人君的虚骄心理。故为官累迁，位至宰相。公孙弘这种人，可以称为后世儒者的代表：揣摩上意，没有原则；不守信用，出卖朋友；沽名钓誉，阴结死党，以谋取高官厚禄为人生目的。在公孙弘开拓的儒者做官的路线上，周公、孔子及其追随者所竭力维持的道统，从规范政统沦落为支持皇权的工具。中国历史上，政统彻底降服了道统。
　　儒家与权力结盟，儒学得以经学的形态存在。一方面，儒家学说经典的解释，也越来越趋向于为皇帝提供合法性的支持；另一方面，上百年儒家不断的努力，使儒家思想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实上，自汉武帝宣示＂独尊儒术＂，到东汉白虎观会议，儒学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经过了大约150年时间。陈寅恪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儒学价值观在汉代以后牢牢确立在民族思想之中，就是儒家思想制度化建设的结果。
　　两汉期间，陆贾、贾谊、董仲舒、王莽、刘向、刘歆等，致力于礼仪伦理继承创新与建设，完成了儒家从思想学说到社会制度体系的构建。儒家的制度设计是全方位的，朝廷的礼仪、宗庙的祭祀、国家的组织与法律，以及社会习俗和乡规民约，都倾注着儒家的思想与精神。儒家思想伦理已经转化为法律、习俗等社会实践系统。对汉人来讲，实践儒家思想伦理已经具有制度强制性。可以说，自两汉以后，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制度体系已经基本儒家化。自此以后，在中国这块儿土地上，思想界不管是什么黄、老、儒、法、道，甚至是后来中国化的佛，思维的路数基本上都是尊王攘夷、拔乱世反诸正、大一统、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为中国讳、人我善恶褒贬界限分明。这一切，思想学术渊源于儒家《春秋公羊传》，政治实践渊源来自汉武帝的执政实践。儒与政权结合产生的这套政治、伦理指导思想一直持续下来，至今已经有二千多年之久。这是世界上其他地方、其他民族没有的。
　　政权需要儒家思想为其提供合法性的依据，需要儒家思想教化老百姓；儒家则需要借助政权来实现其淑世的理想。就这样，儒家思想与政治权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居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两千余年不易。以致于汉即是儒、儒即为汉，汉儒不易区分了。
　　儒家经由与政权的妥协，其思想主张得以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儒生做官，进入文官系统，他既可借以宣扬儒家理念，又可利用政治权力领导社会，将淑世理念落实为政策。思想与权力紧密结合，权力腐蚀思想，思想献媚权力，二者一拍即合，儒学成为制度化的存在，文化秩序就是政治秩序。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汉人，其思想的底色都是儒家学说，在世界诸民族中，这大概是汉民族独具的特色。奉儒家文化者，才是汉人。是汉人，必奉儒家文化。至少历史上是这样的。
　　五、政治与经济
　　在民族成长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渐渐归位，这一切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我民族而非他民族。或者说，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地方，早期可能是基于血缘、地缘，历经千年以后，必然是这个仍旧独立存在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有其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地方。
　　前文说过，政治和社会人群的组织，经由周公的废族群兴封建，再由秦始皇帝的废封建置郡县，最后形成汉代武帝时期的大一统；而文化思想，百家争鸣、百术竞争的结果，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权力借助儒家以求统治的合法性，儒家向权力妥协以求将理念落实为政策，逐渐形成汉儒一体的局面。政治权力和文化思想之外，还有一个基础，就是经济。
　　经济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方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没有钱，没有粮食，也就没有人跟着你走，人群就无法集聚在一起。在经济组织和运行方式上面，汉民族也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有所不同。一是精耕农业，这是由地理条件决定的。中原大地数千年的精耕农业，基本耕种方式二千年没有大的变化，这是世界其他地方其他民族所没有的。二是官营经济，无论是持续的时间还是规模，中国历史上的官营经济，也是世界上其他地方其他民族所没有的。
　　经济就是民生。到汉武帝时，中原地带的人口数量，或者严格地讲是人口密度，已经越过了每平方公里一百人，开放的公田已经不够分配了。为缓解人地矛盾，人们转而从事精耕农业，着眼于单位亩产的提高。农业生产有较强季节性特点的产业，春种秋收，漫长的冬季则为闲时。古代生产力有限，人们为了维持生存，所有的劳动力必须尽可能地有效使用。家庭的妇女儿童，以及闲时的劳动力，可以从事一些手工业生产活动，满足家用之外，还可以到集市上交换。于是，在立足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之上，也广泛存在着松散的市场交换网络。一帛之微，远输千里，并非罕见的事情。武帝初年，经由＂文景之治＂，全国已经有不下二三十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工商业已呈繁荣之象。可以说中原的经济，精耕农业和市场网络，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然而，中原地带的经济繁荣和生产活跃，并没有持续维持下去，也没有在此基础上推动汉代社会经济向更高的社会形态，比如资本主义方向萌芽。这在经济方面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精耕农业生产方式，天然地排斥规模化大生产。用工方式方面，精耕细作依赖于劳动力自发的工作意愿，自耕农要比农奴更有效率。让农民自己耕种，然后交粮纳税，比将他们集中起来一起耕作，效率高很多。这种耕作方式，排斥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也是古代中国社会农奴制度虽历代都有，但总是存在时间不久的原因。将人拴在一起，不能精耕细作，不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相应地，农业生产资源的配置也是分散的，资金投入也是分散的，不易集中，且长期束缚在小块儿土地上，社会生产能力，没有办法集中起来，很难形成规模化的生产组织形式。所以，不仅汉代，从汉到清末二千余年，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以精耕农业为主，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经济水平总体上没有明显的进步。二是官营经济。中原地带的政治制度成熟过早，大一统的皇权，渗透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政府长期垄断产业经营，政治和经济一体。且这种状况超越朝代持续存在，成为汉民族社会经济的一大特色。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的经济一方面快速融入世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体制中特殊的、不同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独特内涵，比如说国有经济这一特色，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全面地融入全球化而消退，反而有更加强化的态势。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这种现象，是有其深厚历史渊源的。
　　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官方直接经营产业，可以往前追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那里，管仲就是靠官营产业甚至是官家开妓院，使齐国一跃而成为诸侯之间的霸主。但是，官营产业作为一种政策，且作为一种习惯历代传承下来，应当是起源于汉武帝时。
　　大名鼎鼎的盐铁会议，就是对这一史实的真实记录。盐铁会议开了大约五个多月。公元前81年2月，大将军霍光以皇帝的名义召集各地贤良文学共六十余人到京城，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朝廷官员一起讨论经济及相关政策。所谓贤良，是指已经取得功名的儒生，而文学是指有一定学问的读书人。这次会议，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皇帝及执政者向民间读书人征求意见的较大规模的会议，也是中国历史上记录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次会议，影响很大。概言之，盐铁会议在当时，虽缘起于霍光借儒生之手打击政敌桑弘羊的需要，但儒生也借机正式渗透进入上层统治集团。在此之前，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汉武帝的政策却是＂阳儒阴法＂，真正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是桑弘羊等法家人物。盐铁会议以后，贤良文学获得了＂咸取列大夫＂的地位，后经昭帝、宣帝时期蓬勃发展，儒家思想从名义上的独尊发展为事实上的独尊。
　　盐铁会议对后世的标本意义，是有关官营产业的争论。两千年来，官营产业屡世都有承继，与之相伴的，类似盐铁会议上的讨论，也从来没有断绝过。甚至到现在，国有经济仍被看作国民经济的支柱，但围绕相关问题的讨论，更是不绝于耳。盐铁会议结束十多年后，一个叫桓宽的人将此次会议记录整理出来，写成一本《盐铁论》，流传至今。
　　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的人物，武帝一朝共54年，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诸方面的重大举措，奠定了汉民族性格与精神，影响至今。汉武帝在位时，对外拓展了疆域，解除了北方匈奴的边患，打开西域通道，促进了汉帝国与中亚地区的交往；对内在政治上彻底消弱了诸侯割据势力，在文化思想上借由＂独尊儒术＂形成意识形态霸权，将大一统的中央政府统治推向了历史高峰。高产出离不开高投入，武帝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离不开财力支持。因为＂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事事都要花钱。汉武帝之前，西汉政府推崇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社会繁荣，史称＂文景之治＂。但是，社会矛盾和问题也日渐突出。主要是宗室、公卿大夫、豪强争于奢侈；地方豪强势力膨胀，法令形同虚设；诸侯势力日大，与中央抗衡；更大的问题是匈奴侵犯日增，边境不安。公元前135年，太皇太后窦氏过世，武帝亲政，随即谋划主动出击匈奴，彻底解决北方边患。前127年，发动了大规模的河南（河套之南）战役，卫青大获全胜，自此财政开始紧张。随后战场胜利日多，将士斩获甚众，武帝＂诏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筹措财物。后来匈奴浑邪王率数万部众来降，武帝准备发车2万乘迎接，但是政府一下子筹措不到那么多马匹，武帝大伤面子，杀了500多商人解气。紧接着山东水灾，财政危机出现。但武帝没有因为财政问题而放缓解决北方边境问题的步伐。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出击漠北，动用骑兵10万，车步兵几十万，将匈奴主力彻底击溃，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汉武帝用兵，不用功臣宿将，专用他的椒房之亲，前期的卫青、霍去病，后来的李广利等，这些人带兵打仗，纪律和谋略均非上乘，只知斗狠用强，兵士和军需物质浪费严重。事实上汉与匈奴的长期战争，并非战略战术的胜利，而是国力比拼上的胜利。大量的战争耗费以及有功将士的赏赐，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国家财政频临崩溃。
　　为解决财政问题，武帝任用大商人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桑弘羊为侍中，出台一系列政策，如造币、盐铁官营，实行算缗（财产税）、鼓励告缗，后来又陆续出台了均输、平准、榷酤（酒类专卖）等。汉武帝的财政搜刮政策，一开始的时候，即前129年至前120年之间，大概是采取与民间交换利益的方式，基本上是＂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政府要求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政府则给予其封侯、封官、减免罪罚等好处。但是，＂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富豪大贾不配合，财政紧张时，还是难以筹措到钱。大概从前119年开始，武帝开始运用权力和法律的手段与民争利，主要的手段是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改革币制等。仅盐铁专营一项，设盐官36处，铁官49处，聚集财力。这些手段敛财的效果非常好，支撑了对匈奴的战争、征讨四夷、拓展疆土大业。汉武帝封禅泰山，威仪天下，达到其皇帝事业的高峰。所有的财政负担，最终都要落到老百姓身上。老百姓忍受不了这种繁重的负担，大量流亡，社会重归混乱，与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武帝晚年，受太子据因＂巫蛊＂事件冤屈致死打击，于前89年颁下《轮台诏》，反思过往的政策和行为，由大规模的征伐转向＂休养生息＂和＂轻徭薄赋＂，由严刑峻法转向某种程度的宽刑省罚。发布轮台诏令后，武帝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让霍光为首辅佐幼帝，执行这一政策。
　　霍光执政后，同为辅政大臣的桑弘羊仍然坚持武帝前期的兴师动众、严刑峻法的政策，并联合上官桀等给霍光施压。为了打击政敌，统一思想，霍光在杜延年的建议下，以皇帝名义发动了这次著名的＂盐铁会议＂。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一些关键问题的深入讨论，将统治和治理的很多是非利害关系大体搞明白，确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盐铁会议围绕＂民所疾苦，教化之要＂主题，在为时五个月的期间内，贤良文学按照霍光的意图，对桑弘羊等公开发难，进行面对面的猛烈攻击。桑弘羊等自然不甘示弱，也作了针锋相对的应答。按照桓宽《盐铁论》整理的会议记录，会议主要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具体的议题有四：一是关于盐铁等官营产业存废的争论，二是与匈奴等战与和问题的争论，三是法治与德治的争论，四是儒家的＂义＂与法家的＂利＂，即义利之争。通览会议记录，现在来看，很多问题实无争论的必要，也不会有明确的结论，后世有关＂儒法之争＂、＂本末之争＂等，在具体记录中，逻辑上看双方在很多问题讨论中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反映不似那么清楚。
　　大概会议讨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击桑弘羊一派的政策思想，尽管谁胜谁负都建立谁有道理的基础之上，但在争论中，谁胜谁负、谁占上风，可能是比谁更有道理是更为重要的目标。争辩当场，双方言论，哪些是辩论策略，哪些是真实思想，却是后世不易区分的。会上，贤良文学揭露了盐铁官营的诸多流弊，提出要求朝廷废除这些官营产业，桑弘羊为了摆脱被动，主动作出局部妥协，请求＂罢郡国榷酤、关内铁官。＂会议当时的效果，是桑弘羊一派受到沉重打击，霍光扫除了执行轮台诏令的障碍，赢得了政治思想上的巨大胜利，对汉武帝以后，昭帝宣帝时期的政治和国家治理走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盐铁会议后，昭帝、宣帝时期继续实行安民政策，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鼓励农业生产，汉代精耕农业，又上一新的水平。盐铁会议上讨论的四个议题中，民族问题、德治法治以及义利之争这三个话题，虽然重要，但这次会议在历史上的深远影响，主要还是聚焦在盐铁官营这个话题上，这也是这次会议在历史上被称为＂盐铁会议＂的原因。虽然会议讨论中要求废除盐铁专营的贤良文学一方占了上风，但后来的政策执行上，终西汉一代，盐铁专营并没有废止。西汉之后，在二千年的王朝中，政府对暴利行业的垄断经营，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政策。如唐代的设有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对制盐、酿酒、制茶等产业朝廷政府垄断；宋代相对宽松，但仍对盐铁等行业实行专营；明代时官营垄断丝织品出口，万历年间通过太监控制全国的矿业等。可以说，抛开朝代，就汉民族发展历史来讲，经济这方面，政府籍由行政权力对经济资源的垄断经营，与民争利，这种长期稳定的经济制度，已经成为民族特色。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个中原因，也在于此。因为专营制度下，资源及市场握于政府之手，民间经济活力受到限制，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活力、潜力自然会受到限制。
　　还是回到盐铁会议上来。贤良文学认为实行盐铁官营等，是造成民间疾苦的总根源，要求罢黜这些政策。主要是提出政府不应与民争利，不应当直接从事赢利性产业，不应当干预生产和流通；提出应当限制皇室膨胀的欲求，减少宫室园林修建，节制奢侈消费，不要滥发徭役；提出政府官员不要处处以谋求私利为原则，否则会加深对社会的危害。贤良文学罗列了许多事实，指出官营产业致使产品价格贵、质量差、民不便，且强买强卖，高投入低产出、国家与民众皆受其害等现实问题。桑弘羊等极力为盐铁官营政策辩护。他们的理由，一是盐铁官营有利于农业生产（这一条被当场驳倒）；二是盐铁官营能够增加财政收入，满足抗击匈奴的财政需要；三是实行盐铁专营，可以打击地方豪强，保障农民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四是国家对重要经济资源的控制，能够巩固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否则任由地方和豪强势力扩张，会形成地方与中央对抗的局面，不利社会稳定。可以说，中国本土的经济思想，两千年没有走出盐铁会议的话题圈子。当今社会，经济学家们还在围绕着政府还是市场，延续着两千多年前盐铁会议上的讨论。贤良文学一方和桑弘羊一方的发言，到当前仍有合理性和积极意义。虽然相关讨论仍在继续，但中国的政体，决定权在上不在下，在政策执行上，一般情况下持政府论者要占上风。所以，两千多年来，官营产业，控制重要经济资源的做法，一直延续下来，成为我民族经济与他民族经济不同的标记。
　　窃以为，理解盐铁会议上的争论，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官家垄断，与民间豪强垄断，哪个更好一些？这个问题，虽然在盐铁会议上那些贤良文学言之凿凿，但他们在会议上的表现可能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而非儒家的真实主张。因为儒家的假定是，皇帝是天命所系，是上天的代表，是天子，从而在儒家的理论上，皇帝和政府是至善的代表，＂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在儒家眼中，皇帝和政府自然就是公平的，护佑民众的。儒家自然会认为民间豪强垄断不好，官家垄断好。如果官家垄断没有做好，他们会像桑弘羊辩论中所讲的那样，认为是官没有选好，选个好官就行了，没必要改制度。遗憾的是，两千年过去了，也没见在相关领域出了一些什么好官。这个问题，站在长期执政者利益的角度，显然是官家垄断更好一些，可以巩固政权，稳定社会，消除异己等。但是，在中国的话语体系里，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哪个危害更轻一些？这是一个在情感和理性上不易统一的话题。从逻辑上可以讲清楚，显然是民间豪强垄断的情况下危害更轻一些。因为面对民间豪强的垄断，不法行为有法律惩治，民间力量、市场力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民间者的行为，民间还可以有选择＂不＂的权利和空间。如果是官家垄断，利益结构被固化下来，老百姓只有引颈就戮的份。就像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所讲，盐苦、铁恶，质次价高，最后老百姓只能＂木耕手耨，土耰淡食。＂这种现象桑弘羊等也是承认的。这个历史上屡次被拿出来讨论的问题，事实上是一个伪命题。尽管历史上经常被官家冠冕堂皇地宣讲出来。这个方面，政府防范民间力量兴起、打击潜在竞争者是真，保护民生等是假。
　　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制度，就是一个容不得任何人富裕起来的制度。盐铁会议上也讨论过，说是民众不能太富裕，太富则骄，骄则不易使，不利于统治秩序。所谓富不过三代，历代富商大贾没有好下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者容不下。
　　第二个关键点，如桑弘羊等人所讲，政府实行盐铁专营，出于满足对匈奴战争的财政需要。历史事实也是如此。但是，战争时期的财政需要，一定要由政府垄断重要经济资源、官营产业来满足吗？世界历史上，发生旷日持久战争的事例非常多，比汉武帝时期早的有古希腊与波斯人之间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争，有罗马帝国与迦太基之间陆陆续续上百年的战争，比汉武帝时期战争晚的有英法百年战争等，国外这些交战双方政府，都没有因为战争而垄断国内重要的经济资源，没有实行官营产业的政策。因战争需要实行盐铁专营、由政府控制经济资源直接从社会取利的，似乎只有古代的中国。这说明，拿战时财政需要而实行盐铁专营，不是一个经得起拷问的理由。战争，只是这一问题的诱因，而不是根本原因。其实，西汉时期的事实就可以反证，因为后来大规模战争结束了，盐铁专营政策仍旧在执行。这一事实也能说明战争是诱因，不是真正的、根本的原因。可以想象，如果古代西方的那些国王可以直接从社会经济中取利，他们绝对不会想方设法与商人们费尽心力谈判收税，英国还因此搞出来一个大宪章出来。没有证据证明，第一，那些国王的道德品质与中国古代的皇帝孰高孰低；第二，那些国王与古代中国的皇帝相比哪个聪明哪个更笨。所以，这个关键点的着重点是，为什么西汉时期能够实现盐铁专营？而不是他们为什么要搞盐铁专营。能够实行盐铁专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或者说的直白一些，同样的传统社会、封建专制，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君王不能从社会经济中直接通过官营产业取利，只能通过收税的渠道？而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却可以在收税的同时，可以从事官营产业直接与民争利？这是理解这一问题的要害所在。
　　这是一个大问题，只能简单着说。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与西欧国家不同的，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西欧国家是政教分离的，皇帝的权力受到教会的影响和牵制。而中国古代的政治，周公以后，大体上政统与道统相离不远，大概统治者不仅要统治民众的躯体，还要统治民众的灵魂。汉武帝以后，政统完全收服了道统，双方合而为一了。西欧国家的皇帝只有对物质世界的权力，且他对物质世界的权力难免不会受到来自精神世界（教会）的干预。而中国的皇帝，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权力都握于他一人之手。二是西欧的封建制，各诸侯与国王的关系是双向契约关系，虽然国王更多的时候处于强势地位，但国王如果敢公然违反契约习俗，诸侯与国王之间就会刀兵相见，而不用背负造反的罪名。这种关系类似于商代国王与各族邦国家之间关系，即盟主与联盟成员之间的关系。周公分封建国以后，将各诸侯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定义为父子关系、主从关系，各地方诸侯与中央是从属关系，各地方诸侯的权力来源于中央的授予，他们的义务就是向中央效忠，理论上没有与中央讨价还价的空间。尽管如此，后来一些坐大的诸侯也会时不时地挑战中央的权威，甚至造反。汉武帝通过＂推恩令＂消解诸侯势力以后，再加之从重打击社会豪强，中国社会上，再也没有能够与中央政府抗衡的政治势力。所谓＂大一统＂，就是中央的统治铁板一块儿，皇帝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不用和谁商量，征求谁的意见。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西欧的神权是传达上帝的旨意的，而中国古代的儒家名教，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所以说，中国古代的皇帝才是皇帝，理论上可以为所欲为。儒家天命观对皇帝的约束，自汉武帝以后，只有名义上的价值，甚至其名义上的价值也是要打折扣的，因为没有人敢直面皇帝说他的行为有违天意。皇帝能否做个好皇帝，主要靠他自己道德上的自觉，而没有外在的约束。
　　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分析，维持＂大一统＂治理架构，需要的财政成本代价高昂。在古代簿记和税收体系不发达的情况下，仅靠收税，国家很难达到维持＂大一统＂的财政门槛。所以说，国家挟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威，通过直接垄断高利行业，来攫取国家可以直接控制和支配的经济资源，满足财政需要，控制社会运转，维持统治地位，就是合乎逻辑的做法。＂大一统＂专制统治与盐铁专营互为表理，相互强化，整个社会铁桶似的，江山稳固。在西方世界，那些苦逼的皇帝为了增加财政税收，为了制衡土地贵族，不得不扶植工商业发展。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说，＂新世界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工商业阶层的兴起，是促成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迈入现代化决定因素。中国发达的古代社会经济为什么没有孕育出现代资本主义？就是因为导致市场和组织专门化的工商业，被政府垄断了，农业之外的工商产业，通过官营形式，被驯化成为稳固帝国统治的力量，而不是消解顽固社会势力的力量。客观地讲，中国历史上的社会，能够纠正皇帝或者王朝的力量，或者直接讲，要想将一个位置坐稳了的朝代或者皇帝赶下台，只能以暴易暴，只能靠自然的力量。老百姓吃不上饭，无法生存了，只有起来造反，改朝换代。理论上讲，能够约束中国古代皇帝或者王朝的，是＂马尔萨斯陷阱＂，美国加州学派把这一现象总结为＂内卷化＂。如果没有外在足够的冲击，这样的历史可以一直循环下去。皇帝可以一直做下去，换个人而已。
　　汉民族在经济组织形式上的特色，是国家政府直接参与到经济与市场之中，具体表现是官办产业，国有经济。两千年以来，这种经济组织和运行方式，已经深深植入汉民族血肉之中，再难分离。这种经济组织方式，亦官亦商，是经济更是政治，既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生产组织方式，亦是将社会人群组织起来的社会政治手段。这种经济组织形式有利有弊，既有理论逻辑上的利弊，也有执政者道德水平和实际操作上的差异。这些方面，当年盐铁会议上的讨论，已经非常充分了，这里就不在一一叙述了。
　　当然，站在发展的角度，官营产业与国有经济有改进的必要。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与私营产业相比，官营产业的核心问题是激励机制问题。当年桑弘羊辩解说，盐铁专营中的问题，很多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官员，可以通过找好官来经营官家产业，实现官民共赢。实际上，从逻辑上分析，国有经济在激励机制问题上可能无解，因为国有经济，责权利无法做到统一，无法在个人身上得到切实落实。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当别人明白过来，大家共同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企业不是同类之时，就会有麻烦。当前的情势来看，可能这个麻烦已经来了。经过两千年的演变，国有经济组织方式已经深深植入汉民族肌体之中，要想改，艰难困苦，非得脱胎换骨不可。所以，不可轻言。
　　六、小结
　　两汉四百年，汉民族这个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成型。
　　大略地讲，在政治文化上是大一统，汉代至今，无论国家统一还是不统一，但人们在心理认同上，都是要求统一的。甚至在历史上，中国分裂的时期要比统一的时期长，但在汉民族顽固的思想意识里，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统一国家，这是汉民族由政治而到社会文化上的一大特色。
　　在思想上，是儒家思想占主流，虽然后来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也很大，但中国的佛家与道家，大抵也脱离不了儒家的底色。乡土意识，忠和孝，对汉民族来讲，历来都是立身处世至关重要的。
　　在经济上，是小农自然经济加官营经济的超稳定状态。
　　有意思的是，汉民族在政治、思想和经济等方面，这些特征是相互促进的，在逻辑上可以自洽，如果没有自然之力或者外力，汉民族发展的模式很难会有所改变。即便是外力或者自然之力打破了，不久也会自动恢复，历史上的表现就是朝代循环、周期率。
　　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这是优点也是缺点。因为稳定对于一个民族的长期发展来讲，并非时时都是肯定的含义。有的时候，稳定还意味着低水平的重复。因为人都是机会主义的，无论是政治、思想还是经济，制度运行时间久了，弊端就会显露出来，就会需要重新修补的建构，到这时，封闭特别是自我封闭是没有出路的。而这些重新修补和建构的动力，来自内部的，很难突破利益集团的势力格局，历史上少有成功的案例。更有效的动力，往往来自于外部的冲击。从周公开始，到春秋战国，秦汉，和后来的南北朝等，历史的经验事实都告诉我们，内部的动荡带来的都是低水平的恢复和重复，只有勇敢面对外部冲击，实现内外融合，才能推动民族的不断更新、发展、壮大。对外开放，勇敢地面对、迎接外来的挑战，既是汉民族的早期经验，更是民族发展、自强的永恒主题。
　　(作者:李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