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雅俗共赏（朱自清论雅俗共赏）

　　论雅俗共赏（朱自清：论雅俗共赏）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
　　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地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土流的却渐渐多起来。
　　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土人也多起来了，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 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
　　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碜；不但不觉其寒碜，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土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 ＂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地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
　　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著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地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 ＂方便＂，记录的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
　　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地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作＂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作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作＂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 ＂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
　　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 ＂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 ＂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的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 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作 ＂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作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 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地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 ＂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作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
　　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 ＂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 ＂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 ＂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意儿。
　　＂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 ＂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土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土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土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
　　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审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土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俗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了。
　　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
　　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 ＂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限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
　　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
　　19世纪20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 ＂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著。
　　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 ＂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是变到质变罢。
　　【导读】朱自清，字佩弦，从五四时期开始白话文创作，尝试过小说、戏剧、诗歌，但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散文创作。朱自清的散文清新隽永，细腻优雅，号称＂白话文的典范＂，大大推动了白话文的发展，至今影响着散文的写作。抗战胜利前后，他的文学观开始变化，放弃了＂旧的标准＂，采取了＂新的尺度＂：＂＂人道主义’那个尺度变质成为＂社会主义的尺度。＂这种转变反映在他最后两本文集的书名上:《标准与尺度》(1947)与《论雅俗共赏》(1948)。《论雅俗共赏》一文曾于1947年发表在《观察》第3卷第11期上；后被收入文集，＂放在第一篇，并且用作书名＂是为了强调：＂＂雅俗共赏 的立场...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这时，他还开始大是阅读解放区的作品，高度评价赵树理的艺术成就；表明他在思想上已经摆脱了＂知识阶级的立场＂，转向 ＂人民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