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真的是一种疾病吗？）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真的是一种疾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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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8月23日上午10点，一名刚从监狱假释的囚犯扬·埃里克·奥尔森（Jan-Erik Olsson）走进瑞典斯德哥尔摩的Kreditbanken Norrmalmstorg银行。他头戴假发，脸涂成黑色，走进银行大厅时，从外套下掏出一把冲锋枪，向空中开枪，大声喊道：＂游戏现在刚刚开始！＂于是，瑞典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银行抢劫案开始了。这起事件让瑞典人紧张地盯着电视机看了六天，给我们起了一个众所周知但有争议的心理状况的名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奥尔森到达后几分钟内，警察包围了银行，刑事督察英格马尔·沃佩费尔特（Ingemar Warpefeldt ）第一个进入。但他立即被奥尔森射中手臂，在枪口的威胁下，奥尔森命令他坐在椅子上＂唱点什么＂。当沃佩费尔特演唱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孤独的牛仔》时，警方派出另一名警官摩根·莱兰德（Morgan Rylander）督察充当奥尔森和当局之间的中间人。就在那时，奥尔森提出了他的要求，要求三百万克朗现金，两把手枪和防弹背心，一辆快速逃离的汽车，以及自由离开斯德哥尔摩。他还要求将他的朋友兼银行抢劫犯同事克拉克·奥洛夫森（Clark Olofsson）从监狱释放并带到银行。为了确保警方遵守他的要求，奥尔森将四名银行员工——比吉塔·伦德布拉德、伊丽莎白·奥德格伦、克里斯汀·恩马克和斯文·萨夫斯特罗姆——围捕在银行金库中，并将他们扣为人质。
　　接下来是紧张而超现实的六天对峙，警方在仍然遵守奥尔森的要求的情况下，匆忙寻找一种方法来逮捕他。第一天晚些时候，他们把钱连同奥洛夫森和车一起送去，但当他们禁止劫匪带着人质离开时，奥尔森和奥洛夫森选择了继续留在金库中负隅顽抗。与此同时，普通瑞典公民被电视直播的场面迷住了，于是报警并提出了各种愚蠢的营救计划，从引入救世军唱诗班唱宗教歌曲到用网球填满地下室以堵住强盗的行动，再到将一群蜜蜂放进银行。第三天，警察设法钻穿了地下室的屋顶，拍下了里面强盗和人质的照片，但当奥洛夫森从洞里射杀一名警官时，警察很快就被击退了。最后，在8月28日晚上，也就是危机爆发六天之后，警方向地下室注入催泪瓦斯，迫使劫匪投降。
　　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警察要求人质先从地下室出来时，他们拒绝了，克里斯汀·恩马克大声喊道：＂不，让扬和克拉克先走，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你会用枪打死他们！＂
　　一出金库，劫匪和人质拥抱、亲吻、握手，当警察把奥尔森和奥洛夫森拖走时，恩马克恳求道：＂不要伤害他们，他们没有伤害我们。＂
　　在随后的日子里，越来越明显的是，人质与绑架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亲密关系。尽管奥尔森和奥洛夫森多次威胁警方要处决他们，但他们对人质还是非常友善。当克里斯汀·恩马克开始发抖时，奥尔森给了她外套，当她做恶梦时，奥尔森安慰了她，甚至给了她一颗子弹作为纪念品；当伊丽莎白·奥德格伦抱怨患有幽闭恐怖症时，他允许她用30英尺长的绳子绕着银行大厅散步。这样的善举使绑架者受到人质的喜爱，在一天之内，每个人都直呼其名。正如人质斯文·萨夫斯特罗姆后来回忆的那样：＂当他善待我们时，我们可以将他视为紧急情况下的上帝。＂
　　事实上，根据恩马克的说法，人质很快就开始害怕和憎恨警察和政府，而不是绑架他们的人，他们指责他们通过延长围困来赌博：＂我们（比这两个男孩）更害怕警察。我们在讨论，信不信由你，在那里玩得很开心。为什么他们不能让孩子们和我们一起开车走？＂
　　恩马克甚至打电话给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恳求他让劫匪把人质带上逃走的汽车：＂我认为你坐在那里拿我们的生命做赌注。我完全相信克拉克和那个强盗。我并不绝望。他们没有对我们做任何事。相反，他们一直都很好。但是，你知道，奥洛夫，我害怕的是警察会袭击我们，导致我们死亡。＂
　　当奥尔森威胁要射中斯文·萨夫斯特罗姆的腿以动摇警察时，恩马克对绑架她的人表现出了另一种难以置信的同情，她敦促他对她的同事开枪。
　　当局很早就怀疑，当警察局长被允许进入地下室检查人质的健康时，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结果发现他们对他怀有敌意，但与强盗们相处得轻松愉快。放置在拱顶洞中的麦克风也能听到人质和绑架者一起开玩笑和大笑的声音。事实上，正是这一点使警方确信，可以使用催泪瓦斯，而不用担心强盗伤害人质。
　　抢劫案发生后，曾在危机期间为警方提供咨询的刑事精神病医生尼尔斯·贝杰罗（Nils Bejerot）采访了人质，其中许多人随后继续看望关押多年的人质。贝杰罗创造了术语Norrmalmstorgssyndromet或＂Norrmalmstorg Syndrome＂来描述这一明显矛盾的现象。这很快在瑞典以外的地方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虽然这个词是1973年创造的，但它直到三年后才得到了广泛使用。1974年2月4日，19岁的《赫斯特出版财富》女继承人帕蒂·赫斯特（Patty Hearst）在伯克利的公寓被左翼城市游击队塞班尼斯解放军（Symbonese Liberation Army）绑架。赎金谈判破裂后，苏丹解放军将赫斯特绑在一起，蒙着眼睛关在壁橱里长达数月，迫使她背诵左翼关于死亡之痛的文献。赫斯特后来作证说：＂[唐纳德]德弗里兹告诉我，战争委员会已经决定或正在考虑杀死我或让我留在他们身边，我最好开始考虑这一可能性。我使自己的想法与他们的想法一致。＂
　　4月15日，即绑架案发生两个月后，赫斯特在对旧金山日落区Hibernia银行实施武装抢劫时突然出现，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赫斯特以＂塔妮亚＂自居。她参与了苏丹解放军的一系列行动，包括另一起银行抢劫案和谋杀两名警官的未遂案，随后于1975年9月18日被捕。在被登记在册的同时，赫斯特以＂城市游击队＂自居。
　　赫斯特的审判于1月15日开始，她的律师F·李·贝利（F·Lee Bailey）辩称，她被SLA洗脑，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新发明的术语首次进入公众意识。根据美国刑法，在没有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的情况下，一个人被视为对任何并非在胁迫下实施的犯罪行为负有全部责任。Hibernia银行抢劫案的安全录像没有显示赫斯特违背自己意愿的迹象，尽管逮捕后的精神评估发现了严重精神创伤的迹象，包括智商显著下降、噩梦和记忆力丧失，但她似乎没有任何明显的精神病。因此，以洗脑为由宣布她无罪是美国法律史上前所未有的。
　　不幸的是，通过展示赫斯特本可以轻易与当局取得联系并逃脱苏丹解放军的无数案例，检方设法说服陪审团她是自愿加入该组织的，赫斯特被判犯有武装抢劫罪，并被判处35年监禁。她服刑22个月后被吉米·卡特总统减刑，后来在2001年被比尔·克林顿完全赦免。
　　另一个涉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著名案例是纳塔莎·坎普什（Natascha Kampusch），她是一名奥地利女孩，1998年10岁时被沃尔夫冈·普里科皮尔（Wolfgang Prikopil）绑架，并在地窖中关押了8年。坎普什逃跑的那天，普里科皮尔知道警察在追捕他，跳到火车前自杀了。当坎普什得知俘虏她的人已经死亡时，据报道她伤心地哭了起来，后来在停尸房为他点燃了一支蜡烛。
　　精神病学家弗兰克·奥克伯格博士在20世纪70年代为联邦调查局和伦敦警察厅定义了这一现象，他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种应对策略的一部分，有助于抓捕者适应高度紧张的情况：＂首先，人们会突然体验到一些可怕的事情。他们确信自己会死。
　　然后，他们经历了一种婴儿化——像孩子一样，他们无法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吃饭、说话或上厕所。小小的善举激发了对生命礼物的原始感激。
　　人质对绑架者有一种强烈的、原始的、积极的感觉。他们否认是这个人让他们陷入这种境地。在他们心目中，他们认为这就是让他们活下去的人。＂
　　然而，尽管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流行文化中无处不在，但它的实际例子却很少，许多精神病学家根本不接受它的存在。担任纽约警察局人质谈判代表长达35年的亥·麦高文（High McGowan）说：＂我很难说它存在。有时，在心理学领域，人们在寻找因果关系，而事实并非如此。斯德哥尔摩是一个独特的情况。它发生在我们开始看到更多人质事件的时候，也许人们不想带走我们可能再次看到的东西。＂
　　事实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是一种正式的精神病诊断，也没有出现在《美国诊断和统计手册》、《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国际统计分类（ICD）手册》或其他常用的诊断文本中。根据牛津大学心理学家詹妮弗·怀尔德（Jennifer Wild）的说法，通常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事实可能是在极端情况下出现的其他更常见的心理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家庭暴力，当一个人——通常是一个女人——对她的伴侣有一种依赖感并和他在一起时。她可能会感到同情而不是愤怒。虐待儿童是另一种情况——父母在情感上或身体上虐待他们的孩子，但孩子对他们是保护性的，要么不说，要么撒谎。＂
　　其他人则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整个概念本质上是性别歧视，因为几乎所有报告的患者都是女性。他们认为，这个标签的含义是，女性的韧性不如男性，对绑架者的同情是一种内在弱点的表现。但据美国记者丹尼尔·朗（Daniel Lang）采访了《纽约客》（the New Yorker）Normalmstorg抢劫案的参与者，他认为这种观点忽略了劫持人质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了解到我采访的精神病医生遗漏了一些东西：受害者可能会像医生所说的那样认同侵略者，但事情并非都是单向的。奥尔森很严厉地说：‘这是人质的错’，他还说，‘他们做了我让他们做的一切。如果他们没有，我现在可能不在这里。为什么他们没有攻击我？他们让杀人变得很难。他们让我们像山羊一样，日复一日地生活在那肮脏的地方。除了互相了解，别无选择。’＂
　　许多被指控的受害者也拒绝接受这一标签，包括纳塔莎·坎普什，他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我发现你很自然地会调整自己以认同绑架者。特别是如果你花很多时间和那个人在一起。这是关于移情，沟通。在犯罪框架内寻找正常状态不是一种综合症。这是一种生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