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精神（晋商精神的内涵） 晋商转型发展的历史经验(二十四)：晋商精神的内涵 崔满红等 回溯晋商风雨五百年，艰辛的创业、谨慎的守业、大胆的展业，不停的轮回，晋商精神时刻鞭策着他们前行、再前行。晋商精神就在这不停的轮回中逐渐提炼成型，发扬光大。 特定的历史条件创造了晋商，晋商出现后又凭借晋商精神谱写着自己的历史。晋商所以能够逐渐扭转整个社会对商人的歧视，改变＂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靠的正是晋商精神指导下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对社会责任的积极承担，和以此建立的榜样力量。 晋商的不断发展，为明清时期个人的自我实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这种可能与＂学而优则仕＂相比门槛更低、成功率更高，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也更大。 晋商精神的历史内涵是多方面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了动态的、丰满的晋商精神，也从不同的角度塑造着晋商们的商业性格。一、晋商精神的文化内涵 （一）重儒养商，山西商人家族的文化传统 文化是一种由具有极强的地域差异的生活习俗、礼仪习惯、意识观念、道德伦理、处世原则等复合组成的被主流社会普遍接受的统一的价值观。晋商崛起的年代，＂重本轻末＂的思想仍是当时社会对不同分工贵贱高低的主要认识。清代康基田在《晋乘搜略》中说：＂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山西人仅依赖土地难以为生，因而不得不背井离乡、弃农从商，但骨子里仍认为商贱农贵。 晋商王现（1469-1523），山西蒲州（今永济）人，是蒲州王家商业的创始人。他为商＂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以故饶裕＂。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取其资斧，又善审势伸缩＂。因而使王家成为当地的富裕之家。但是王现的父亲却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对长子经商致富并不重视，竟然让王现成家以后与妻子儿女另立门户[1]。商业上的成功一开始并没能抹平对商业本身的歧视，社会主流仍认为商人不从事直接的生产活动，仅靠投机取巧赚取利润。如此体现文化对晋商影响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山西人有着很浓厚的故土情结，受此影响，晋商发达后多选择回老家建深宅大院，榆次常家大院历经二百余年方才建成，形成特有的＂大院文化＂。票号最繁荣的时期，各票号的总号都设在平遥，平遥也因此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绚烂多姿，渗透进中华民族的脊髓，使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同时传统文化还是我们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根基，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受它的影响而产生没有根基的精神世界。 虽然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但是沿着它发展变化的脉络追溯，其源头仍是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卷帙浩繁，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 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与统绪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那么，不论是何种文化，都是传统文化树干上分出的枝杈。因此，商业诞生、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就不外乎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包含商人本身的整个社会，就是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对商业活动的一种价值判断。 就修身立命而言，儒家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在《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总的说起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落实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天人和谐。具体到商业活动和商人价值观方面，就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文化在商品经济和商业活动中的具体体现。 在落后的封建社会，虽然读得起书的人是少数，但儒学典籍中倡导的内容可以通过口口相传形成的社会氛围来传播。迈出家门从商的创业者们明白自己从事的是＂末业＂，也多少了解儒家对一个合格的人的要求，更有对读书和读书人的向往和羡慕。马克思·韦伯从犹太人普遍善于经商上总结出一个规律，一个民族如果在政治上不占优势或受欺压，那他们往往在商业领域更出色。如果一个行业或一种身份先天受到歧视，那么他们可能更要求自己在做人做事方面达到更高的期望。即商人身份已经是四民之末，其职业除保证其生存需要外并不能满足其他需要，他们唯有靠践行儒家＂仁义礼智信＂的行为准则为自身正名。因此，诚信义利、开拓创新、艰苦奋斗、勤劳节俭、同舟共济等晋商精神的诸多方面，在传统文化与不断发展的商业文明的融合下慢慢定型，成为晋商显著的品格特征。 （二）诚信义利，中国文化的商业准则 待人以诚，笃实有信，重义轻利，以义制利，都是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论语》中讲：＂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李白诗也有＂海岳尚可倾，口诺终不移。＂对＂诚信精神＂的虔敬是两千年传统文化洗礼教化的结果，它起到了类似西方契约精神中契约信守的作用，作为对人的道德层面的约束力量，它虽非硬性要求却成效卓著，通过规范个体的交易行为，营造了可靠、稳定、良好的市场环境，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义＂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仅次于＂仁＂，孔子思想的继承者把＂义＂解释为正当的、合宜的行动准则。孟子曾说：＂义，人之正路也＂；《论语•卫灵公》和《论语•季氏》中孔子提到：＂君子义以为质＂，＂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左传》中归结：＂义，利之本也，利，义之和也＂，即遇到可得之＂利＂，先判断合不合＂义＂，如果符合＂义＂的要求，则当仁不让、但取无妨；如果不符合＂义＂的要求，则＂贫贱不能移＂，宁守穷而不能舍义取利。虽然孔子强调的＂义＂是奴隶社会的＂义＂，并且＂义＂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不停地变化，但对＂义＂的遵从却仍流传下来。没有宗教力量约束的民族却能在贸易行为中恪守职业操守，不能不承认先人遗训对后代的巨大影响。 明代张四维《条麓堂集》记载晋商范世逵，＂道历官陇，度皋兰，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察道里险易，计储待蓄敛散盈缩，以时废居而低昂。其趋舍每发必奇中，往往牟大利。然又必循礼守法，如其非分非义，不以一毫取于人＂[2]。整个社会对义的追求内化为民族性格，在其中生长的个体也就拥有了对义的认同，如果一个人背义而为，就意味着对其自我的否定，这是阻止人行不义最强的力量，也是传统文化起作用的方式。 （三）开拓创新，中国文化积极的人生态度 屈原在《离骚》中感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曹操曾写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李清照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诸葛亮《勉侄书》中有＂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这些诗文都传达着一个信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种精神在晋商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清纪晓岚写道：＂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 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后来将西裕成颜料庄改为票号的大掌柜雷履泰和全力支持雷履泰的财东李大全，能够在传统业务正常经营时期果断放弃转营其他业务，其强烈的进取心和过人的胆魄可见一斑。正是勇于开拓的精神使得晋商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以及创新的历史贡献令人瞩目，也正是这种精神让晋商在五百年浮沉中生生不息。 （四）艰苦奋斗，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中有＂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民间有＂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韩愈有：＂业精于勤荒于嬉＂；李商隐也有＂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中国传统文化早就归纳出了艰苦奋斗、勤劳节俭和成功的关系。在传统文化氛围中浸淫成长的晋商自然是这精神的继承者。在当时艰苦的自然条件下，山西人为了谋生，不畏艰辛，走南闯北，风餐露宿，踏遍千山万水，穿过黄沙漫天，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饮冰雪。以茶叶生意为例，晋商经营的茶叶基本上都是非本地所产，需要从遥远的福建、湖南、安徽、江西等地贩运到大漠甚至是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在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下，只能依靠马、骡、驴、骆驼等原始的运输工具进行商业运输，如张家口至恰克图一段约有2900华里，地旷人稀，溯漠大荒；夏季酷暑难耐，数日不见水源；冬天溯风呼啸，天寒地冻。途中冻僵冻死者时而有之；间或突遭匪劫，丢命失财，死于天灾人祸者，时有所闻；每次运货颇费时日，约经数月至半年。可以说如果当时的晋商不能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万苦，是不可能成功的，更不可能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佼佼者。 此外尽管晋商积财万千，但是仍然注意节俭，可以说勤俭既是他们的治商之道，又是修身、立业之本。山西地方志不论县州府，多有＂晋俗之俭，自古而然＂、＂民性朴质，好尚节俭，力田绩纺，尤尚商贾＂、＂商贾隆冬走山谷，布袄之外，裘老羊皮马褂＂的记载；明代沈思孝说：＂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食无兼味……故其居奇能饶＂；康熙皇帝说：＂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属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益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务储蓄。＂[3] （五）同舟共济，中国文化的中庸传统 我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和＂、＂和谐＂，崇尚＂人和＂，主张＂和为贵＂。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讲：＂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以为，中庸是一种最高的道德，要求＂过犹不及＂、＂和而不同＂。同样，我们以晋商为例，这种和为贵的思想在晋商身上体现为互帮互靠的群体精神和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 最为明显的便是当时晋商在全国各地建立的商会和会馆。而且晋商这种互帮互靠的群体精神和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不仅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而且有明确的行业规范进行约束。如大德通票号北京分号经理李宏岭著书《同舟忠告》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 榆次常家天亨玉掌柜王盛林在东家发生破产还债抽走资本时，向其＂相与＂大盛魁借银三四千两，天亨玉在毫无资本的情况下全赖＂相与＂借款维持，渡过了关门停业的危机。后来大盛魁危机，王掌柜派人送去银元二万，同事坚决反对，认为绝无归还的可能，王掌柜说，假如没有20年前大盛魁的维持，哪有我们的今天？[4]同舟共济不但使得晋商成功的可能性更高，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也为晋商中的后起之秀洒下了荫凉。二、 晋商精神的团队内涵 晋商作为一个商团，其整体是一个团队，晋商的每个商号，甚至是每个分号，都是一个团队。世事艰难，商海凶险，稍有不慎便满盘皆输。晋商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秉承＂和＂的理念，万事＂以和为贵＂，笃行＂和气生财＂，做事不偏激，善于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以期实现共同的目标。 而对＂义＂的遵从为晋商提供了统一的价值标准与道德准则。孔子云：＂道不同，不相为谋＂，＂义＂的存在为晋商提供了＂同道＂，也就为商业活动中不同利益体的合作提供了共同的意识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一致的决定更容易达成，贸易过程也就更加顺利。所以，不论是买卖过程的交易双方，还是财东与掌柜，他们都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为实现共同的利益，按照＂和＂即双赢或多赢的规则，组成了许多或大或小的＂团队＂。 （一）和为贵，营造稳定的经营环境 在商号外部，最典型的例子是晋商善待＂相与＂。＂相与＂是指与本商号有往来业务的商号、友好的同行。若被认作＂相与＂，则必善始善终，同舟共济。晋商对＂相与＂的认定十分严格，经过考察符合共事要求才与之贸易往来，从不胡乱交友。如果成为＂相与＂，一定互相维护，即使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这也是晋商＂信＂、＂义＂精神的体现。每逢账期，大盛魁宴请＂相与＂商号，优待＂相与＂。但宴请时有厚有薄：凡共事时间长久或供货量大的商号，则宴请该号全体人员，并请经理到最好的馆子吃酒席；一般的＂相与＂，只请一位客人在较次的馆子吃普通酒席。吃好酒席的＂相与＂，自然觉得与大盛魁交情深厚，引以为荣，大盛魁利用这样的办法，不但使得商品质量、数量、种类都有保障，还培养了许多关系紧密的合作伙伴，后来大盛魁最盛时自称＂集二十二省之奇货＂也就不足为奇了[5]。 （二） 严和并重，形成凝聚力的商业团队 晋商企业有明确的号规，号规规范了东家和掌柜之间、掌柜和职工之间、职工上下级之间、总号和分号之间、分号和分号之间、本号和他号之间的关系，要求＂各处人位，皆取和衷为贵，在上位者固宜宽容爱护，慎勿偏袒；在下位者亦当体谅自重，无得放肆。倘有不公不法之徒，不可朦胧含糊，外请者就便开销；由祁请用者，即早着令下班回祁出号。珍之重之＂。 ＂严＂使得员工危害企业的几率降到最低，而＂和＂则极大地刺激了员工的积极性。在商号内部员工之间的相处上，晋商也主张要和谐友善。《贸易须知辑要》中强调：做掌柜、大伙计不可自抬身价，目中无人，对下属即使有不妥之处＂亦即理而剖之，则上下欢心，无不服你，你若自己尊贵，自夸其能，狂然自大，目中无人……众不但不服你，还要留下唾骂＂。 （三）同舟共济，天下晋商协同发展的共识 《中国经济通史》中有这样的总结：＂明代以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是有商而无‘帮’。自明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水陆交通的日益扩展，商业竞争日趋激烈，一些商人为了壮大队伍、扩大资本、增强竞争实力，赢得厚利，便成立商帮，从而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这种商帮起初是利用封建的地缘和血缘相结合的落后形式而出现。具体说，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会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它的活动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清时期通讯、交通落后，往来商队的行程少则半月，多则半年、一年，在遥远外乡建立的分号更像孤悬海外的小岛，遇到危机传递信息都要几个月，更不能寄希望于来自故土的援助了。常年在外经营自然渴望在危急关头能有人伸出援手，于是以地缘纽带为联结的同乡就成为其坚强后盾，会馆的出现就是历史的必然了。根据李华的调查研究，在京津晋商建立的会馆就有46家。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贸易区内也有许多晋商的会馆，后来相继在湖北、湖南其他地方也建立了商业会馆。 原本势单力孤的商号就这样慢慢自发的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以地域身份为联结的共同体。各商号在其中既竞争又合作，关键时刻互相帮助，极大的提升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为晋商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保障。晋商会馆的出现，更能体现晋商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它既是晋商团队精神的结果，也是晋商团队精神的直接体现。 此外，晋商在进行商业活动时还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并以不同的形式组织实施，除了按地区形成商帮，晋商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两种形式：第一是合伙经营的组织形式；第二是以联号制和股份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这些也都是晋商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的具体体现。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同舟共济的思想同样是晋商主要商业精神之一。三、晋商精神的经济内涵 农耕技术的进步、优良农作物的引进使得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带来大量人口增长的同时，也将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前者使得类似山西这种地狭土贫地区的人们不得不外出谋生，后者丰富了社会分工，创造了更多类型的产品。商业的本质是互通有无、调盈济缺，商业的崛起加速了对资源、产品的调配，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越来越细化的分工呼唤更发达的贸易网，商业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便体现出来。根据传统的＂士农工商＂观念中对商人的定位，他们可能确实没有参与所谓的＂直接＂的生产劳动，但其在资源流通领域所做的巨大贡献，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改善了人的生存条件，可谓＂间接＂地促进了＂直接＂的生产劳动。中国十大商帮的出现，使得凡其贸易网所及之处，可以充分利用地区间的比较优势进行有选择的商品生产，生产过程更专业，全国经济发展由此得到极大的推动。 （一）诚信义利是晋商屹立持久的要义 明清时期，我国人口大幅增长（17世纪末人口为1.5亿，1800年增长为3亿，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增长到4.5亿），城镇与集市大规模出现，水、陆交通网得到了较大发展，这些情况对大规模贸易的出现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那时的交通工具仍很落后，车、船、牲畜是运输的主力，发达的官办驿站却不通民事，所以商品的流动范围虽因交通网的发展而扩大，而不同地区间的流动速率却仍很低。因此，晋商在一个新地区建立商号、开辟市场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违背诚信的精神，欺诈顾客、合作伙伴，就等于放弃在该地区持续经营的可能性而换取一点额外的利益，用较小的短期利益交换持续的长期利益显然是不值得的。普遍性的诚信促进市场环境良性发展，简化了交易流程，降低了交易成本，使贸易过程更加顺利。因此有＂义是生财道，和是化气丹＂的说法。诚信的买方，甚至可以凭借信誉赊购货物，诚信的卖方则可以预收货款用于周转，不影响商号的正常经营。人们总是愿意选择与商品质高量足、价格公道的商家进行贸易，因此诚信还能给商号带来更多的客源，使其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和更多的发展机会。而社会范围内诚信氛围的形成，也大大有助于宏观经济效率的提升。 义利是＂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凡事按＂义＂的要求去做，不符合＂义＂的事情不做，能够培养良好稳定的市场环境，也能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和声望，赢得社会的认可，获得长远的利益。沈孝思在《晋录》中说：＂祖父或以子母息丐贷于人而道忘，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贷，则他有大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焉肯忘生也？则斯人输少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6]按＂义＂的规则办事，则众人愿与交，易立于世；背义而为，则遭众人唾骂，再难翻身。 （二）开拓创新是晋商成败的本质所在 如果开辟的新市场以前无人涉及，就可以在其他商家进入前保持垄断地位，获得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如果新开辟的市场已有商家经营，＂新＂仅意味着本商号新进入该市场，那么新入市场除了为企业带来一部分高于其其它业务平均水平的收入外，还为商号提供了新的投资方向，有利于降低其经营风险。票号创始人雷履泰，将西裕成颜料庄转型成为专营异地款项汇兑的日升昌票号，就是晋商业务开拓创新的典型范例。 而在企业治理方面，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东伙制、从独资经营慢慢演变成的股份制、总分公司的雏形联号制、以才干顶股的人身股制等，都是晋商在经营过程中创新的治理制度。它们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本，覆盖更多的地区，拥有大量专业、忠诚的员工，进而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东伙制打破了传统的东家既是企业所有者又是企业经营者的旧式治理模式，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治理模式的雏形。 除了曾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的票号，普通经营粮食、茶叶、绸缎、皮毛、百货等的商号也都成为两权分离的股份制企业，财东与经理人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随着晋商经营规模的扩大，为了更好的聚集资金，其经营方式从独资制经贷金制、朋伙制逐渐演变为股份制，到乾隆、嘉庆年间渐趋成熟。 晋商创立的联号制是总分公司的雏形，整个企业在组织架构上类似现代的总分公司，但其分号却没有现代公司制中分公司的权利和地位——晋商联号制中的总号拥有人事任免、机构设置、资金调度、盈利分配等权力，分号仅有人事管理、业务开拓、资金使用等权力。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晋商总号能够有效指挥调控各分号，不能不令人赞叹。以太谷县曹家为例，曹家鼎盛时期在东北、山东、江南等地拥有商号640多间，其中资金雄厚的钱庄、票号、当铺、粮店、酒坊等就有20多间，其总资金达1000万两白银，雇员最多时达到37000多人。此外曹家商号在俄罗斯、蒙古、朝鲜等地区也有分号。可见晋商分号制的应用规模之大。正是通过治理结构的创新，使得晋商商号的良好经营得到了保证，因而能够越做越强。 （三）团队精神是晋商赖以形成的精神基础 企业内部的团队精神使财东与掌柜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商号内员工上下齐心、兢兢业业，企业的运营不可能不处于正轨。 企业外部团队精神最好的诠释是晋商会馆的建立，晋商会馆在组织制度和业务管理上有封闭性、排外性和对内信义第一、团结互助的特点。同时，晋商会馆也想方设法拉近与政府的距离，以换得政府的支持，在业务方面则千方百计地摆脱政府控制，希望通过本行业组织管理行业内行为和对外关系，避免会员内部争斗，合力一致对外。这就意味着晋商在外经营不必再单打独斗，作为一个整体处理与各方面的关系更加容易，而通过集体的力量得到了公平稳定的市场，使晋商在经营过程中的风险降到最低，获得更多利益。 （四）艰苦奋斗、勤劳节俭是由贫致富必经的过程 对于创业时期的物贸商人，不畏艰难险阻、跋山涉水的贩运货物，其调配资源创造的巨大价值是对其付出的劳动、面临的风险、耗费的时间等的报偿。 如果说艰苦奋斗是创造财富，那么勤劳节俭追求的就是在创造财富基础上的持续经营。就晋商来说，业有所成又能勤俭生活，他们所依靠的正是传统文化对奋斗、对勤俭的倡导和不愿重返贫的强烈忧患意识才是其精神的核心力量。 柳林县《杨氏家谱》中曾有阐述：＂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业不可废，道唯一勤。功不妄练，贵专本业。本业者，所身所托之业也。假如侧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生意些小买卖，皆为商贾，则商贾为本业……无论士为、农为、商为，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胜矣！安在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矣！＂可见，晋商对＂立业＂的虔诚和＂勤＂的崇拜。而这样观念的培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统文化，如《左传》中的＂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诸葛亮《诫子书》中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管子·形势解》中的＂人惰而侈则贫，力而俭则富＂等。因此，晋商对先人遗训、祖宗教诲的敬畏、遵从使他们获得了心灵满足，同时也确信自己的家业能够持久。而艰苦奋斗、勤劳节俭对经济的直接作用就是，资本被不断创造，资本本身又能孳生资本，随着资本的积累，贸易网越来越大，贸易形式越来越丰富，在各方面条件均具备后，顺利出现由物贸商人向货币商人的转型。晋商个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依靠的都是这个路径，而这也从宏观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