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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里的中国的叙事策略分析


  【摘 要】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民的数量十分庞大,乡村题材的纪录片近几年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一类题材的纪录片往往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在广袤的农村大地汲取营养,焕发出勃勃生机。焦波导演带领的摄制团队推出了《乡村里的中国》这部纪录片,纪录片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本文欲从三线平行交叉的叙事线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结构、故事化的叙事方法这三个角度分析该纪录片的叙事策略。
  【关键词】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叙事策略
  焦波拍摄《乡村里的中国》,是接到了时任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现为局长的张宏森的命题作文,"找一个不大不小、不穷不富的村庄,在那里驻扎上一年,以24节气为结构,拍摄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名字叫《乡村里的中国》。"焦波考察了几十个村子后,选取了离自己老家不远的一个村庄——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村子里有167户村民,约500口人,地处沂蒙山腹地,村民主要经济来源是种植苹果。
  一、三线平行交叉的叙事线索
  《乡村里的中国》拍摄之初,焦波曾打算以杜深忠作为唯一主线。后来,片子的镜头主要对准了杓峪村三户村民,也代表了农村三种不同的类型,形成了三线平行交叉的叙事线索。希拉·柯伦·伯纳德的著作《纪录片也要讲故事》就指出构建多重故事线的重要性,"虽然你只能讲述一个主要的故事,但你可以在这个故事中贯穿两条甚至三条故事线……‘A故事承载着主要故事的情节,是整部影片的核心,但其他故的故事也应该各有其情感的高峰和低谷"。
  首先,这条主要的故事线"A"是杜深忠,代表乡村的文化线。年轻时的他曾参加过鲁迅文学社的学习班,喜欢文学创作,写得一手好字,平时喜欢看新闻联播,练习二胡和琵琶,是村里少有的追求精神营养的村民,虽然他看上去与其他村民格格不入,有些不务正业,可是,不得不说,他是个活的很"明白"的人。面对妻子不满他练习琵琶,他说道"琵琶弹出个好曲来,家庭也弹出个好曲来,锅碗瓢盆交响曲",谈到外出打工的农民,他说"这都是被逼出去的,一把辛酸泪,拿人肉换猪肉"。我们看到了这位老农民的睿智,也看到了他的无奈,他就是这样挣扎在贫困与希望,现实与梦想之间。
  杜洪法与杜滨才父子,是代表了乡村的感情线。杜洪法在儿子两岁时精神疾病发作,妻子改嫁,从此父子两人相依为命。儿子不满家庭现状存,对父亲存有成见,但是内心深处还是深爱着父亲,村里的春节联欢会上,儿子唱的那首《父亲》让杜洪法禁不禁流泪,也让众多乡亲流下眼泪。杜滨才是众多农村孩子的缩影,农村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与教育问题也是导演抛给社会的一个问题。
  村支书张自恩是代表了乡村的政治线,村支书是党在基层与人民群众走得最近的人。张自恩是典型的沂蒙汉子,膀大腰圆,做事不拘小节,他一心为村民谋福利,周旋于驻村干部、开发商还有群众之间,常常腹背受气,"就赚了一肚子酒,什么也没赚到",但是他没有选择放弃,以沂蒙人的坚韧的毅力继续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前进着。
  文化、情感、政治这三条故事线平行交叉叙事,配着其他村民的家长里短的琐事,这样的叙事策略令整个影片的故事饱满而丰富,并且具有十分真实的效果。
  二、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结构
  "按照24节气的结构,讲述农民的故事",这成为《乡村里的中国》的一条最为明显的时间线,也使该片形成明显的段落化。节气,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它是根据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制定,对于农业生产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影片中不同节气的开始,总会配以该节气特有的景色和场景,影片开始的立春时节,是一幅冰雪消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画景,谷雨时是农民们在给果树点花,夏至时时孩子们在捕蝉,掀蝎子,大雪时是一片雪景……
  在叙事学中,节奏是影响叙事效果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它是通过叙事的快慢变化表现出来,会直接影响叙事的完整与精美。焦波在处理影片节奏时,给每个节气安排了大致相同的时间,保证了整个影片的节奏。在《乡村里的中国》中,导演在每个节气中,使三条主线平行交叉叙事,有次有重,并且随着24节气的推进,故事娓娓展开,不断向前发展,引人入胜。
  《乡村里的中国》作为一部乡村题材的纪录片,以24节气为时间线,十分贴合主题,拉近与农民的距离,并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三、故事化的叙事方法
  纪录片故事化是指创作者在遵循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对选题、拍摄、编辑等的控制来突出作品的情节性和戏剧性的一种做法。它借鉴了戏剧、故事片等艺术形式的叙事策略,将故事的理念与纪录片结合。在创作上,纪录片的故事化突出事件的故事性,展现丰富的故事情节和细节,用讲故事的方式代替刻板的记录,而且在题材选择和内容表现上重视向人性世界的深度挖掘。这使得纪录片更加跌宕起伏、更具吸引力。焦波并没有经历过正规的影视制作的学习,他仅仅是凭借着对于纪录片的热爱,对乡村土地和人民的热爱,讲出了一个关于中国乡村的平凡朴素,却又最震撼人的故事。
  《乡村里的中国》虽然是一部纪录片,但矛盾冲突明显,具有很强的戏剧性。生活往往比戏剧更具有戏剧性。首先,影片中选取的几位主人公都是"有故事的人"。杜深忠作为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可是他并不"安分",在梦想与现实中挣扎;杜滨才是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他不满家庭现状,他对父亲有成见,他思念母亲……这一切构成了他的充满戏剧性的生活;张自恩作为村支书,一心为村民谋福利,可是屡屡遭遇磕绊,在驻村干部、开发商和群众之间来回周旋。其次,情节建构故事,纪录片的故事化得益于情节的有机建构。在剧情展开上,村中的乡亲们根据一年二十四节气耕种、收获,每个人的故事也随着时间呈现出开端和故事链。杜深忠把琵琶视为一个情结,从刚开始试探着与妻子讨论买一把琵琶,后来撒谎买了琵琶,再到后来在家中练习琵琶,在这个过程中,观众一直对他能否实现梦想产生期待。终于,在村里的春节联欢会上,夫妻二人一弹一唱,观众的期待也有了着落点。
  在纪录片中运用故事化的叙事手法讲故事时,更要注重真实性。《乡村里的中国》保留着乡村里最原汁原味的话语,也展现了中国乡村里最朴实真挚的情感,像是一部农村生活的"标本"。《乡村里的中国》通过令人震撼的真实细节,展现了真实的乡村群众的生活,他们的生活艰难,充满无奈,但是他们心中有坚持、有梦想、有热情。当然,《乡村里的中国》讲的不仅仅是杓峪村乡亲们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它会引起人们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关注,引发人们对于新时期农村生产建设反思。影片折射出的农村社会公共议题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如城乡二元分化、环境保护、农民的物质和精神追求、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与教育问题等,这更体现在它所承载的人文关怀的现实关照上。
  《乡村里的中国》通过三线平行交叉的叙事线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结构、故事化的叙事方法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叙事策略,向我们展现了原生态的乡村生活,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真挚、朴实、坚韧、温暖的故事。
  【参考文献】
  [1]希拉·柯伦·伯纳德.纪录片也要讲故事[J]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6
  [2]冷冶夫.纪录片的故事化[J].当代电视,2002(8):56-57.
  [3]焦波.我拍《乡村里的中国》[J].党建,2016(03):57-58.
  [4]陈晓波,陈小妹. 《乡村里的中国》的纪实叙事策略[J].当代電视,2016(08):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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