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休,躺床上遥控电视玩,频道太多,节目太多,摁了几个来回,锁定《消失了的学校》,剧情大意是:一间村小,一名拄着拐杖的残疾老师教五个年级十八名学生。为保学校不被撤并,拄拐老师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组织村小篮球队,一切从零开始,急训一个月,在全乡小学篮球赛上用鲜血投进了破天荒的2分,显示了山民子弟校的精气神,学校得以暂存,当然,最终还是消失了。 眼躁动,胸膛紧。我仿佛就是那村小中的最小不点。 五岁不到,背上母亲缝的小布口袋,蹦进本生产队社员的一间堂屋——我小学的第一间学校。唯一的老师,背着婴孩上课,圆脸,总是慈祥地微笑。 在我的记忆中,她只恶过一次,那是我的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同学,把教室主人的樱桃树打得枝断、叶飞、果落,我傻傻地看着十多双大大小小的手满地乱抓,匆匆往嘴里塞樱桃的脏样,笑得空空的小肚肚一鼓一瘪的,笑掉了果树主人一年换盐过日子的希望。 好果子不一定都好吃。全班同学直立、低头、出小气。树的主人骂些什么,老师恶些什么都模糊了,只记得有人叫"打了的"、"吃了的"留下,全班跑了个精光,只有我还得意的傻站着、看着。黑青脸的树主人,上上下下地盯了我几轮,拍拍我那小肚肚,甩了一句:"狗日的,憨包!"怪怪地走进里屋;涨红脸的老师拍着背上"饿饿饿"的小家伙,命令只剩下"看了的"我:扫地! 小学二年级,我们搬到另一生产队的另一间堂屋上课。冬天,赤脚走在乡间泥泞的小路上,用冰冷的颤音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几乎都掉进过冰冷的水田,用读书声烘干了不怕牺牲的泥水湿处。 近四年级,我们终于抬着长木板,笑着搬进了新修的土墙学校,而且一下拥有了三位老师:一是那一直陪伴我们的慈祥微笑的老师;一是到北京天安门见过毛主席的老师,微笑中不乏严肃,52岁倒在讲台上,再也没能起来;一是始终甜甜微笑的小老师,至今仍微笑着站在村小讲台上。 五年级,按惯例毕业年级集中到大队小学,即如今的村小,那是用地主老宅改建而成的,高房大瓦屋,四条腿的课桌凳。那时,我们最大的疑惑是:老师为什么要分公办和民办呢? 老家现在的村小是"普九"新建的,居全村的中心地,教学楼挺漂亮,设施设备也今非昔比,乡村公路就守候在侧边。 几年前,我从那里把子侄辈有点不好意思地转进城后,就几乎没了音信。 电视里的婚礼进行曲把我从恍惚的回忆中惊醒,翻身下床,决定马上回老家看看母校,再抽时间去拜访拜访那些个乡村学校、那些个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