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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自述二十四初入剑桥大学


  我父亲上的是剑桥大学,而我哥哥读的是牛津大学。我上了剑桥大学,原因是我对数学有兴趣。1889年12月,我来到剑桥参加入学奖学金考试。我想考好,但过于紧张,没有完全发挥出水平,不过还是获得一小笔奖金,这让我十分高兴,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跟高水平的同龄人比试。
  1890年10月,我进入剑桥大学读书,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到校的第一个星期,所有在校的同学都来看望我,后来他们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关注我,后来才知道,这是由于审批这次奖学金的怀特海告诉其他学生,要特别注意桑格和我。桑格也是新来的学生,也是攻读数学的,也获得了一小笔奖学金。他和我住在同一个院子。我们的导师韦伯习惯于把他的手稿给学生传阅,传到我手上后,再就轮到桑格了。我给他送去手稿,看到他书架上的那些书。我说:"你这儿有德雷帕的《欧洲思想发展史》,我很喜欢这本书。"他回答:"你是我碰到的第一个知道这本书的人!"我们就此话题谈了下去,没过多久我们就成了知己。我们比对着笔记本,看我们做了多少道数学题。我们在神学和形而上学上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而政治上的观点不同(当时他是保守党,不过后来又站在工党的立场上了。)我们常在一起做数学题,他做得很快,往往是我还没有完全搞清楚题目的意思,他已经完成了一半。在大学第四年,我们都主修伦理学,他主要看经济学方面的书,而我主要读哲学,我们都拿到了奖学金。他应该是我见到的最善良的人。他逝世于1930年,我的悲痛之情难以言表。
  在第一学期,我结交的朋友主要是来自怀特海的介绍。我后来才知道,在奖学金考试中,还有一个人的成绩比我好,但怀特海认为我比这个人更有才能,因此,在主考者开会前把分数烧掉了,并向会议介绍我比其他考生都更为优秀。
  在剑桥时我有一位哲学家朋友麦科达格,他的性格比我还要内向。一天有人敲门,声音很小,我喊"请进",却没有动静,我又大一些声音喊"请进"。门开了,我看见麦科达格站在门口。当时他在形而上学方面已经很有名气,即将成为研究员,我对他有一种敬畏之心。他太羞怯了,不敢进屋来,而我也太羞怯,不敢招呼他进来。我记不清这种尴尬的局面持续了多久,不过最后他还是走进我的房间。以后我就经常去他那儿吃早饭。不过他准备的早餐总是不够吃的,凡是去过的人都知道,再去时就得自己带上一个鸡蛋。麦科达格年纪不大,待人态度热情,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是很大的,不过并不是什么好影响。在其影响下,有两三年时间我也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我记得是在大四开始这一转变的。一天我去买了一盒烟丝,在回到住处的途中,我灵感一现,突然把这盒烟丝抛向天空,大声喊道:"瞧!本体论的论证是经得起考验的!"在1898年以后,我不再接受麦科达格的哲学,但我仍然对他有一种喜爱之情,直到"一战"期间,一次他对我说,他不想再见到我,因为他对我的观点无法容忍。后来他做得更过分,带头来要求解除我的讲师资格。
  有很长时间我都认为,大学里一定还有一些真正聪明绝顶的人,只是我还没有遇到,他们的智力一定会比我高。但是,到了二年级,我发现自己已经认识了所有聪明的人,结果让我失望,同时也让我的自信心大为增强。不过到了三年级,我遇到了G。E.穆尔,当时他还在读一年级。在以后几年,他实现了我对绝顶聪明者的期盼。他长得很美,身体硕长,十分聪慧,有着斯宾诺莎般的深刻和睿智。他天性纯朴,举止优雅。我想诱使他说谎话,都不成功,只有一次例外。我玩了个花样,问他:"穆尔,你总是说真话吗?"他回答:"不是。"我想这是他说过的唯一谎话。在精神世界里,穆尔以大无畏的冒险精神任意遨游,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单纯得像个孩子。在四年级,我和他常去河边散步。一次我们碰到一个人高马大的家伙,他跟我们谈起佩特罗尼乌斯,兴趣盎然地说起他的那些下流荒淫的故事。我觉得这人挺有意思的,鼓励他继续说下去。而穆尔却一直保持沉默。这人离开后,穆尔才说:"这个人太可怕了。"我相信,在穆尔一生当中,从来不会因这种低俗故事而感到有丝毫乐趣。跟我一样,穆尔也受过麦科达格的影响,一段时间内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但他比我摆脱得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谈话,才让我最终摆脱了康德和黑格尔。尽管穆尔小我两岁,却对我的哲学观有很大影响。所有的朋友都喜欢看穆尔点烟斗。他总是一边点火柴一边辩论,直到火柴烧到他的手指头,于是他又点燃另一根火柴,这样下去,直到一盒火柴都划光了。这是有利于他的健康的,因为在划火柴的时候,他是不吸烟的。
  作为大学生,我认为那些指导老师是完全不起作用的,从他们的讲课中我没有任何收益。我曾立下一个誓言:如果有一天我也成了大学教师,我也不会认为讲课有什么用处;我一直信守着这一誓言。
  在进剑桥大学前,我已经对哲学发生兴趣,但除了穆勒的著作,我读的东西很少。我希望读的东西是能够证明数学为真实的哲学思想。在《逻辑学》一书中,穆勒谈到数学,论及它存在的问题,这一点让我产生兴趣。在十八岁时我就读了穆勒的东西。我的数学老师从来没有对我谈到,有什么根据可以说微积分不是一整套谬误的东西。因此,我要思考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哲学,一个是数学。其实在欧洲大陆,已经解决了一些基本的数学问题,只是英国人还不了解有关的情况。我也是直到离开剑桥、来到国外之后,才知道这一点的;本来这是我在大学三年就应该了解的东西。哲学的情况有些不同。我在研究数学的时候同时在读哲学书,在大学4年级,我已经读了许多哲学家的著作,读了许多关于数学哲学的书。
  在剑桥大学期间,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参加了一个被称为"协会"的团体。它的成员不多,每个星期六晚上聚会一次。一个年级大约只有一两个人可能成为其成员,这个协会自1920年开始就成立了,成员都是剑桥最拔尖的人物,活动方式是秘密的,为的是让被选拔的人觉察不到有关的情况。进入协会后,我能够认识那些最值得结识的人。怀特海是协会成员,他让年轻成员对我和桑格进行调查。这个协会的所有成员都是好朋友,极少例外。协会在讨论中的原则就是:无任何禁忌和限制,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讨论的,有着思辨的绝对自由。当然,讨论中的意见和看法不可能都是十分成熟的,但在以后我很难再找到这里所有的超脱和兴趣。一般讨论在凌晨一点结束,然后我会跟一两个成员在走廊里来回走几个小时继续我们的讨论。我们很看重自己的这种身份,因为这应该是精神上诚实求知的标志。我认为剑桥大学最有智慧的人都集中在这个协会里,他们在精神和智力上的优势是无可匹敌的。在二年级我被选为协会成员,而在这以前我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尽管其中那些成员我都是认识的。
  剑桥大学对我的一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让我结识了许多朋友,给我了交流思想的机会,而真正的学院教育对我却并不重要。我在剑桥获得的唯一有价值的思想习惯就是智力上的真诚。这一品德不仅存在于我的朋友之中,也存在于老师之中。没有任何一位老师,在学生指出其错误后会耿耿于怀。一次上流体静力学课,一个学生打断老师的话说:"你是不是把作用于盖子的离心力给忽略了?"这位教师一下子呆住了,然后说:"我像这样讲课已经有二十年了,但你是正确的!"
  ——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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