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妥协还是遗忘

　　摘要：20世纪的流散文学在流散现象全球性普及的背景下应势而生，《追风筝的人》便是反映此类流散现象的当红之作。小说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全球读者的普遍热议与热烈追捧。引发读者热议与深思的不仅仅是阿富汗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传统的风土民情、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更多的是作为流散者的主人公阿米拉在守望、妥协抑或是遗忘中对精神家园的守望与追寻。
　　关键词：《追风筝的人》；探析；身份流散；精神守望与追寻
　　詹明逊说过，＂第三世界文学是一种民族寓言，许多第三世界流亡作家都用个人史或家庭史来抒写民族史，在他们眼里个人漂泊与民族苦难互相对应，形成了隐喻关系＂[1]。《追风筝的人》就是在阿富汗人民的悲惨境遇之中植入了主人公阿米拉的个体流散体验，折射出了阿富汗整个民族前途未卜的命运。
　　一、身份迷离下的流散与漂泊
　　在小说中最让人慨叹的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漂泊感，这种找不到归属的漂泊感是当代人普遍存在的一种生存状态，也是作家卡勒德·胡赛尼作为流散漂泊者身份一直坚持的自我救赎的最主要方式。在《追风筝的人》中，无论是生活上的居无定所，抑或是精神上的无所归依，处处都流露出作者作为一名流散者、作为一名漂泊者的痛苦与无奈、焦灼与不安。
　　对于流散者或者漂泊者来讲，固然阔别故土流落到新的国度、新的异乡，身体和精神上临时有了新的故土、新的精神支柱，可是内心深处仍然无法割舍对故土、对家乡的思恋，刻在灵魂深处的民族印象和个人印象始终无法跟着身体的流散与飘泊而获得消解。他们常常无法取得所在国度主体文化的认同，也找不到自己本身的文化归属，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愈来愈迷离，精神愈来愈无所归依，在这种状况下，流散者或者漂泊者愈想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作为生活在他国的强有力支撑，这仿佛真的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二律悖反。
　　如果促使主人公阿米尔走上流散道路的起源是童年的自我认同感的缺失，那么在异国的生活，则使其身份迷离的困惑感和危机感更加强烈。作为被美国主体文化边缘的流散者或者漂泊者，一方面，他国文化让阿米尔的文化视野得到了较为彻底的拓展与深化，另一方面，阿富汗传统的民族文化和思想意识又深入其骨髓，对其进行着潜移默化地影响，无奈的他只能在异国和阿富汗双重文化的夹缝中负重前行。当战争打破了阿富汗昔日的宁静，仇恨开始蒙蔽民众的心，人性被欲望抹杀殆尽，＂追风筝＂的优秀民族精神荡然无存，尊严、文明都损毁殆尽，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变得捉摸不定时，对于客居他乡的流散者或者漂泊者来说，家乡近在咫尺却无法真正回归其中，他们与新环境格格不入，也无法与旧环境彻底隔离，家园故土已不再是灵魂的最终归宿，这种徘徊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无归属感，使阿米拉和整个阿富汗民族都陷入了困惑和迷离之中，在流散漂泊命运的背后，也反映出人民普世性的历史深思和文化思考。
　　二、流散漂泊状态下的守望与追寻
　　在流散过程中，流散者避免不了会产生诸如焦虑感和困惑感等负面情绪，这种负面情绪在陌生的异域会显得尤为深重。即便现代交通非常发达便利，但在流散者心理却仍会产生故乡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感觉。交通的四通八达并没有削弱流散者或者飘泊者对故土的思念之情，在全無熟悉感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谋生，面对迥异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流散者或者飘泊者一面苦苦坚守母国的传统文化，一面又必须面临异国或者他乡文化的全面浸染和离乡背井的怅然若失。
　　在《追风筝的人》中，流散者或者漂泊者对于自己的混合身份也有着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流散并不一定必须悲天悯人，不一定非要感伤于世，而是要抱着开放的心态，接受陌生国度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的生活方式及风土人情。融入其中有诸多益处，如可以拓展流散者或者漂泊者的文化视野，带来更加新奇、丰富、多姿多彩的生活体检；在双重甚至多重文化的浸染下，流散者或者漂泊者可以更加全面地思考人生，能够更好地思考民族甚至未来的走向；在新的生存环境中，流散者或者漂泊者可以毫无畏惧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随心所欲地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所以，对于流散者或者漂泊者的身份问题，确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就像小说中着意刻画的代表人物一样，大多数人把＂我是阿富汗人＂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对陌生的环境选择逃避、选择无奈，只能在个人的回忆当中才能找到阿富汗人的影子，才能拨动那根民族的琴弦。有些人却与之相反，这些流散者也怀念故土，也怀念阿富汗的人文情怀，但是他们用更加开放的心态，努力地融入到异国他乡的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当中，将自己的理想和他乡异国紧密联系起来。这种态度，并没有真正让他们陷入僵化、一成不变的身份定位之中，而是真实又自然地被不同的文化所感染，在两种文化所构成的生命历程中自由地行走。还有一种流散者始终坚定地认为无论自己身在何处，他们始终是阿富汗人，因为那是他们的根之所在，这种立场，尽管会让他们免于陷入混合身份所带来的种种困惑和迷离当中，但是客观的外在环境却却无时无刻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但不管如何，这些都是流散者们做出的自我身份追寻，就像主人公阿米尔竭尽所能想消除在阿富汗的个人记忆一样。阿米尔看似隔断了与阿富汗的种种联系和牵绊接受了异国文化，已经融入到异国主流社会当中，但是小说却用近一半的篇幅讲述阿米尔自己救赎的过程。如果说阿米尔童年的遭遇属于个人悲剧，那么在种族冲突严重、宗教文化激烈碰撞、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他被逼无奈选择离乡背井并因此作为流散者对自我身份的不断追寻，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痛苦的印象已经深深地烙印在阿富汗难民心中，自我身份的困窘与追寻在这种不断的流散漂泊过程中日益加深，悲剧已经开始超出了个体范畴，演变为一种集体的、难以消除的民族悲剧。从这种意义上说，《追风筝的人》主人公阿米尔的流散之路就具有了普遍的社会意义。主人公阿米尔的身份追寻与重构之路，表达了作者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阿富汗人民的无限怜悯与同情，以及对战争发动者的强烈谴责和抨击，这也赋予了小说更加深厚的内涵和价值，使其具有了更为广泛的普世与济世意义。
　　参考文献
　　[1] 付煜.论《追风筝的人》中的身份认同与价值重建[J].名作欣赏，2013（28）：87-90.
　　[2] 李丹.放逐灵魂的流浪——解读卡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1，32（5）：7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