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家文化与当下农村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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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蕴欢 刘晓宇 朱峥嵘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中国乡村的振兴必然是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相连的，这是一种有机的关系，以传统＂家文化＂为基础，保障乡风文明，才能凝聚人心，汇集智慧，振兴乡村。
【关键词】乡村振兴；＂家文化＂；乡村治理；乡土中国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数千年来，家始终都是中国社会的＂执念＂，从庙堂到江湖，从三口之家到数代同堂的家族，家的意义都非同一般。
对中国人来说，＂家文化＂有三重含义：家庭、家族、家国。家作为生活起居的场所、亲情维系的纽带，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而产生于家庭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伦理规范，更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国人治理社会、管理国家，乃至一切社会思想和行为的基点。费孝通先生用基于血缘亲疏关系建构起来的＂差序格局＂比拟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梁漱溟先生将＂家文化＂称之为伦理本位——家庭亲子血缘关系的伦理关系，进而涵化了整个社会人际关系。可以说，＂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因＂，而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乡土文化，中华文化的根脉在乡村，读懂了＂家文化＂，也就读懂了乡土中国，读懂了中国人。
一、传统＂家文化＂的变与不变
社会的急剧变化＂瓦解＂了过去的＂大家族＂，一个个小家庭星散铺排成社会的基本元素。对于城市而言，核心化的家庭模式与行政化的社区管理使传统＂家文化＂的维系作用弱化，对家庭成员的道德约束力下降。
在乡村，＂家文化＂受到的冲击则更早。始于上世纪初的民族启蒙运动，彼时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家庭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基础，例如：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中倡导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取消家庭、家族和家产；辛亥革命则更为激进，认为中国传统家庭制度扼杀自由、剥夺人权、践踏正义，是强权的根源，所以提出了＂欲革国命，先革家命＂、＂欲革政治之命者，必先革家族之命＂这样的口号。随着家族、宗族这样的原有基本单位的解体，家庭结构和规模受到了直接的冲击，家庭结构核心化及规模开始缩小，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以及家庭成员的关系都开始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秩序疏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伴随着改革开放，家庭、家族结构受到了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冲击，乡村日渐凋敝，伴随人丁流失而来的是田园荒芜，吾乡吾土不再，传统和精神也在消损。教育、医疗、养老、留守等多重困境下的农村再无＂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坚守。所以一百年来，中国农村的家庭形态、家庭观念随着社会转型而不断改变，家庭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也几经再造，家庭所承担功能的嬗变，便是中国人＂家文化＂变迁的写照。
当我们感叹＂家文化＂已然缺席，却又惊喜发现：每逢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家文化＂的效力依然稳固存在。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中华儿女内心深处的情感表达。笔者对安徽省界首市某乡镇四个自然村＂农村同姓同宗分布情况＂进行调研时发现，四个村子同姓家庭数（户主姓氏）分别达到68%、73%、71%和57%，名义上的家族关系仍然是乡村结构的主要构成；调研中78%的访谈对象表示会在过年过节时到同村的长辈家拜年；笔者从四个村子随机抽取了30名外出务工人员进行集中访谈，其中40%的受访者表示＂挣了钱以后要回家乡＂、10%的受访者表示＂希望可以在大城市买房，且目前工作稳定＂、30%的受访者认为＂虽然很想留在大城市，但经济上并不允许＂、还有20%的受访者认为＂干一年算一年，对未来没啥想法，想了也没有用＂。以上数据反映了这四个村的村民对＂家乡＂、＂亲情＂、＂农村＂的情感与态度，但也折射出＂家文化＂依然是维系着乡土中国延续壮大的不变力量。
二、以传统＂家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随着自上而下掀起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检视和复兴，家庭的基本秩序和在精神层面的作用开始被看重，＂家文化＂的内在张力正在被重新唤起。
党的十九大报告还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报告明确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对照乡村振兴戰略明确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方面明确了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词典中＂振兴＂一词的释义为＂救济使之再次兴盛＂，所以，乡村振兴可以理解为对乡土中国的回归与超越，回归的是文化自信与从容，超越的是谱写＂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乡村新篇章。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离不开农民精神上的强大。＂家文化＂的繁荣就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就是对农民精神主体性培育的关键抓手，就是对乡村文化的尊重与传承，就是一种新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中指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关键＂，号召＂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意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助力乡村振兴，其内在逻辑就是要从乡村振兴中重新找回中华民族的文化之心。所以，乡村要振兴，首先要＂人心齐，人心善＂，这个过程＂家文化＂是根本，＂家文化＂的最小单位是家庭，再到邻里，到乡村，再延伸至城镇，是一个传承与延展的过程，也是最坚实的思想纽带。唤起家庭、家族以及家国文化，就能够引导人们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将这种力量扩展开去，传承下去，净化乡风、敦化民风、醇厚人心，引领中国乡村走向＂善治＂，当然，进入新时代，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也要时刻警惕＂宗族势力＂、＂村霸＂、＂恶霸＂抬头。
三、以＂家文化＂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以界首市＂四会一约＂为例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关键＂，近年来，界首市以问题为导向，着重思考如何对以＂家文化＂为代表的乡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服务乡村社会；运用系统思维，以新的视角去理解传统＂家文化＂，以新的理念来延续、传承＂家文化＂，以新的形式探索＂家文化＂的再繁荣，同时结合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基层社会治理与新时代农民培育等工作，在新常态上聚焦聚力；践行一线工作法，在传承乡土文化时积极调研、了解政策落实情况，突出农民的主体性，运用传统礼俗的社会功能，发挥＂家文化＂的道德功能。为此，界首在全市139个村确立了＂四会一约＂制度（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村规民约），直接让村民参与到乡村治理体系之中。该举措被《人民日报》《农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宣传推介，在多地得到推广。
所谓＂四会一约＂，就是村里辈份长、德高望重、工作有热情，说话有分量，处事有智慧的人担任四个理事会成员，同时引导村民们结合当地传统和实际，共同制定易于遵守的＂乡规民约＂。俗话说，千难万难不畏难，群众参与就不难，只有真正让群众当主人、唱主角，乡风文明建设才能常态长效，富有活力。截止目前，界首全市139个行政村全部修订完善了＂村规民约＂，村村设有村民＂四会＂；2017年以来，村＂四会＂组织共开展233次村民议事、347次道德评议活动，指导红白喜事简办1331例，劝导制止赌博活动438起，化解矛盾纠纷2300余件。
界首市的＂四会一约＂并非无源之水。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家族、宗族、乡约便是我们用了几千年的治理手段，近代以来，从梁启超到梁漱溟、晏阳初致力于的乡建运动，自治和德治始终都是基层治理的主旋律，其所蕴含的＂家文化＂的底色亟须在中国乡村传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3]陈来. 论梁漱溟早期的中西文化观[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1， 54（3）：261-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