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刘易斯拐点

　　从中共十八大报告可以看出，促进城乡一体化、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依旧是政府的重要任务。这不得不涉及到近年来广受关注的经济问题——民工荒问题。民工荒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期间绕不开的一座大山。有不少学者预测＂刘易斯拐点＂已经提前来到中国。然而，在经济风暴过后出现严重的民工荒问题以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证明，刘易斯拐点并没有造访中国。然而，它对于中国经济的威胁却是越来越大。
　　一、民工荒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镜子
　　民工荒，不仅仅是民工荒。它如同是一面镜子，透过它，可以清楚地窥探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尴尬。探讨民工荒出现的原因，不妨从供给的减少和需求的增加两个角度来思考。
　　1.为什么供给减少？
　　（1）国家政策层面。第一，计划生育所带来的效益和弊端日益凸显，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农村年轻劳动力后劲增长力不足。正因为如此，国家开始开放二胎。第二，政府对农村投入力度加大，农民享受阳光的惠农政策，促使部分民工回巢。
　　（2）民工层面。第一，第二代民工和第一代民工不同，他们不仅仅只满足马斯洛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而且希望融入城市，获得尊重，实现自我价值。这种尊严意识的觉醒与民工真实的生存现状形成巨大反差，失落的他们无奈选择回乡。第二，农民工的生存现状的确令人堪忧。一方面，他们的流动成本很高，这其中包括各种行政费用、交通费、住宿费等；另一方面，他们是被冷落在繁华都市街角的群体，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得不到完善的保障，过不了体面的生活。我们可以站在农民工的角度思考务工的成本和收益。为什么要进城务工？这是因为在农村作为剩余劳动力边际生产力为零或接近于零，而城市可以提供额外的工资收入。然而，当权衡微薄的工资收入和付出的货币成本、心理成本，以及因进城务工而丧失的闲暇时，作出回乡的决策是很理智的。所以民工荒，荒的更是一种权利，一种尊严，荒的是农民工的幸福指数。劳工缺口，缺的是公正的良心。这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尴尬。
　　2.为什么需求增加？
　　第一，最严重的民工荒发生在金融风暴之后，大量订单回流，急需大量劳工。第二，我国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赢得出口顺差优势的现状仍没有大的改变，产业转型一直处在进行时。第三，东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众城市出现大规模的民工短缺，与中国加大西部大开发也有密切联系。事实上，中西部地区新增的就业机会以及较低的生活成本，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
　　二、＂刘易斯拐点＂到来了么？
　　如果因为民工荒而断定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那么就太冲动了。中国是个复杂的国家，具有中国特色国情。如果要研究纯正的＂刘易斯拐点＂，即农村劳动力由绝对过剩向绝对短缺转变，必须层层剥开中国国情的云山雾绕。单纯地依靠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和供不应求的现状来断定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显然是不科学的。相反，我们能发现以下事实：
　　第一，最严重的民工荒出现在金融风暴后，这是经济周期所带来的影响。而且我们必须考虑，劳动力供给具有滞后性，城乡之间的信息障碍加剧了这种滞后性，以致需求的即时性被放大。
　　第二，中国的人口红利在下降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优势在短时间内消失殆尽是不可能的，至少中国人口增长的拐点还没有到来。
　　第三，从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来分析：从城市化进程来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不高，城市化率估计在47%，而韩国和日本出现刘易斯拐点时城市化率达到70%。这说明中国的城市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尚缺乏实力。从农村发展来看，我们发现农民工年年外出，但粮食产量年年报喜，这说明农业的边际生产率在稳步提高。结果是，这会进一步释放农村劳动力。而且我们应当考虑农村的＂潜在农民工＂，这包括目前还很少入城的农村妇女（二级劳动力），以及部分闲暇偏好者的转变等。
　　第四，前文已经提到，新生代农民工意识的觉醒和残酷的现实形成反差，打工预期的收益与付出的现实成本、机会成本形成对比，迫使他们趋于理性地选择回乡。与其说新生代农民工也犯了娇生惯养的毛病，不如说现实的不公扼杀了他们追求更多幸福和人生价值的权利。而他们在农村，即便边际生产力为零也并不畏惧，因为得益于国家的惠农政策和农场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我们说，农村依旧存在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他们不愿进城，是因为他们要求高了，城市吸引力降低了，进城的代价却丝毫没有折扣。
　　第五，有学者指着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数据说：＂你看，工资在涨，拐点的表现。＂然而，工资在涨，CPI不也在涨么？农民工在涨工资，城镇职工工资上涨的幅度不是更大么？中国经济的腾飞势必带来劳工报酬的增加，也是在通货膨胀之下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需要。这说明不了有关刘易斯拐点的任何问题。
　　三、如何破解＂刘易斯拐点＂的威胁？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到来，然而它一直在到来的路上，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大威胁。人口红利的丧失难以逆转。解决威胁的途径有两个大方向：
　　第一，吸引农民工。破除城市和农村之间无形的＂城墙＂，提高农民工的待遇，降低流动成本，增加他们外出打工的意愿，并使他们能够和城市劳动者共同享受公共资源以及平等的竞争。
　　第二，产业转型。政策上要加速企业转型，由高能耗、低价值附加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变为低能耗、高附加价值的生产模式。
　　然而笔者认为，中国一直以来在以默认的不平等的＂二元经济＂来维持＂中国制造＂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旦丧失，在产业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前提下，中国的经济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换句话说，农民工群体实际上在用血汗和牺牲来支撑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由此，农民工工资要涨，但要慎重；农民工待遇要提高，但不可操之过急。打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城墙＂一定要和产业转型的步调一致。不然，前者快了，经济发展（尤其对外出口）受到阻碍，后者快了，会造成高失业率（指的是缺乏技能教育的农民工，但转型对降低大学生群体的失业率有利）。同样，产业转型的速度和人口红利的丧失速度也要保持一致，前者快了，意味着高失业率，后者快了，意味着民工荒。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还指出，＂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是令人振奋的理智的声音。笔者期盼，期盼着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期盼着农场大规模机械化经营，期盼着农民工兄弟和城市劳动者共享发展的红利。笔者期盼，＂一元经济＂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