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竞争视角下的中国历史合法性论述

　　【摘 要】历史论述是一种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在人类历史上，争夺历史论述领域的话语权贯穿了整个历史记录。例如，在中国古代为了争夺合法性，选用那个朝代就是一个表明政治立场的标志，在清朝就因此产生了无数文字狱。
　　但以往对历史合法性的研究，往往更加偏向于对王朝整体合法性的研究，而较少论述对于政治体系下的各个部分出于自身的权力目的来争夺历史合法性的可能。而政治体系内对历史合法性的争夺，最终就表现为对历史论述话语权的争夺。本文就以古代中国历史论述为例探索下政治体制下各个部分间的历史合法性竞争。
　　【关键词】君臣竞争；中国历史；历史论述
　　一、君臣间的历史话语权竞争形式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君臣都属于统治阶级，普通的小民是很难掌握历史论述的话语权的。从权力上讲，自然是君的权力大于臣子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臣子就没有权力，通过一定形式的斗争，臣子也可能在政治结构中扩大自己的权力。当然，这种权力竞争更多体现为政治权力结构的改变，君臣之间的权力竞争，更多表现为王朝上下层统治结构间的权力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探索更好的权力分配机制。如果臣子僭越成君王，或是君王失位为臣子，无非是一种权力争夺，往往反而对政治结构影响不大。故探索君臣之间的权力竞争，观察古代政治变迁，对政治研究也是十分有益的。而在历史叙述领域，也有同样的权力竞争存在。
　　但君王就算再有才能，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治国上的，不可能亲力亲为地写历史。所以君主对历史论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历史的写作方式的影响，或者对历史写作者的影响。具体而论，君主可以对写成的历史进行审查，例如乾隆皇帝就对明史乃至之前二十四史都进行了审查。君主也可以用各种权位来引诱臣子为君主进行历史论述。当然，有的臣子可能高风亮节，绝不能加之于大部分。
　　而对于臣子而言，作为史官的话还是要以为君主服务为最高目的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采取各种方式提高自己在历史叙述领域的自由。史官可以在脱离官僚系统后自由表达，例如孔子去职后修订鲁国编年史为春秋。司马迁在被宫刑后写史记也不在乎刘邦和刘彻的形象了。同时，普通官员和知识分子私下写历史或笔记或日记也是一种历史记录方式，个别才能突出时间充分的知识分子还能为历史做注或进行考据。
　　君臣毕竟都有求名的需要，都希望自己的形象在历史上更加光鲜。在古代君主影响历史写作被当作大忌，李世民除玄武门事变外最大的污点就是亲自审查了自己统治时的实录（只怕是只有他被记录下来了而已，明成祖改了自己的母亲，却没见明朝人记录他修改历史的过程）。但臣子更改历史就合理吗？明武宗亲自跑到边疆打仗居然被记载为只杀死了几个敌人，这只怕就是明朝臣子的杰作。司马光更改历史的程度和乾隆相比，只怕也是半斤八两吧。
　　当然，更多历史合法性论述的争夺，不过是像沈约和梁武帝一样狗咬狗罢了，这种话语权争夺很大情况下已经不是良性竞争目的，无非是君臣之间互泼脏水而已。当然，如果像乾隆时期那样君臣互相拍马屁，只怕也非好事。
　　二、历史论述的君臣竞争历程
　　在夏商周以及春秋时期，国史是主要的历史记录方式，而当时记录历史的史官为天子或诸侯的家臣，就要为统治秩序服务，所以在这一时期，历史论述是较为偏向君主的。
　　在春秋末期，赵盾和君主死亡并无直接关系，但还是有点间接关系的，毕竟杀死晋灵公的也算是赵盾的亲戚。于是赵国史官董狐记载历史为＂赵盾弑其君＂。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齐国的太史简与崔杼之间。这体现了奴隶社会末期，偏向君王的历史叙述试图维持统治秩序的尝试。
　　与此同时，孔子搞教育和著《春秋》后，＂士＂登上历史舞台。一些知识分子不需要官府供养就能研究历史甚至著述历史，春秋三传就是其代表。这就使得臣民开始有了一定的历史话语权。也正因为如此，秦始皇焚书坑儒才有了必要。但在秦汉以前，国家和君主在历史论述领域的地位是压倒性的。
　　可一切在司马迁的《史记》出现后，天平开始向臣子偏离。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就给所有历史人物都评了等级，而刘邦的排名不算太高。
　　不过在两汉时期，私家著史的风气不浓，君王的面子还有点，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光为史书做注的都形成了风尚，一时间君王就可能颜面尽失了。
　　曹操在历史上还算是个有才能的统治者，但在清谈之士看来，就有十分的毛病。而被称赞的对象，自然是臣子的代表诸葛亮。私家著史越来越多，就算写正儿八经的国史时，崔浩都不肯为北魏统治者遮掩了。这也难怪君纲不振了。这固然是史学繁荣，但很多史学作品越来越有小说化的倾向，极为不可信。
　　而亲自担任历史审查员的李世民在唐代進行一项重大改革就是，封建王朝开始自行为前朝著述史书，防范私人写些不靠谱的东西。同时这种编写国史的工作也收编了大量知识分子，他们也就知道为统治者说好话。君臣之间的历史话语权又实现了新的平衡。也正因如此，无论是唐太宗自己，还是后来武则天，都大致得到了相对公允的评价。
　　但到了宋代，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只怕又是一次臣子在历史论述领域的胜利。因为之前虽然君臣都有修改历史倾向，但往往不过隐藏某个历史史实，至少还不至于影响到当前政治。而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为了对王安石变法进行系统性的攻击。这只怕就是日后反清复明口号下民间明史写作风格的滥觞。
　　也就是从宋代开始，臣子的文化水平普遍比君主高了，君主很多情况下都不知道臣子在拐着弯地骂自己。这种在智商的被碾压的无力感，不得不使君主在明清之际选择了文字狱这种手段。后来清王朝面临反清复明的压力，雍正皇帝终于抵不住骂，亲自下场，写了《大义觉迷录》。不过发展到这一步，曾经较为健康的君臣历史话语权竞争彻底变成了恶性。
　　三、历史评价对当时政治的影响
　　历史论述和当时政治是相互影响的。历史写作本身就是为了鉴往知来，甚至借古讽今。但中国古代历史论述最终还是走到了清末厚古非今的地步，加剧了当时政治的保守，真的以为能以仁义为干橹了。
　　明朝名臣特别多，清朝的明君特别多。只怕历史论述领域，明朝人太不给君王面子，所以明朝皇帝才苦得想罢工，而清朝皇帝为了争当像乾隆那样的十全老人，也不得不拼命工作。
　　在明朝早期，朱元璋独裁程度很高，朱棣也亲自修改历史，所以他们两个人是明君，后面都是昏君。清朝晚期，督抚权力巨大，臣子在统治结构中地位上升，所以还算勤政的咸丰就是在避暑山庄纵情声色的昏君，同治可能是逛窑子死的，而晚清失败最大的责任人是慈禧太后。
　　历史终究还是要对政治行为进行客观的历史评价，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无非是两种局面。一种是做得好的权力者被讽刺得受不了了，要么干预历史记述，要么干脆像万历那样怠工算了。一种是做得坏的权力者还能受到称赞，以致飘飘然，导致错误越犯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