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大禹治水,治理黄河的水患选择"三过家门而不入",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烂熟于心了。其实黄河的水患不仅仅只是大禹时期的问题,而是一直是从古到近代中国统治者的一块心病。据历史文献记载,从公元前602年至公元1938年的2540年中,黄河下游决口的年份多达达543年,总计1590多次,平均四年半一次;大的改道和迁徙约26次,平均3年2决口,百年一改道。 而我们的另一条大河:长江,在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水患,不过破坏有限并不严重,相对黄河水患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因此在中国古代就有"有河患,无江患"的说法。 只是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情况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长江流域爆发洪灾的频次越来越高,唐代平均18年1次,宋代平均5-6年1次,明清时期平均4年1次,到民国时期已达到平均2年1次,尤其在进入80年代之后,黄河的水患在逐渐减少,长江水患却年年发生,愈演愈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且听吾爱诗经网小编一一道来。 近些年来长江历史上爆发的特大洪水 1788年长江上中下游均出现大水和水灾,7月23日宜昌洪峰流量8.6万立方米每秒。荆江大堤决口20余处,洪水冲入荆州城内,水深5-6米,两个月后才退去;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长江中下游、太湖流域和淮河下游里下河地区大水,江汉平原一片汪洋,洞庭湖区、鄱阳湖区圩堤大多溃决,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6省150余县受灾; 1860年(清咸丰十年),长江上中游普降暴雨,干流发生特大洪水。屏山、丰都、万县等10余个沿江州县被水围,城垣坍塌,房屋倒塌,人畜大量漂没。此次大水冲开了藕池口,大量洪水涌入洞庭湖,洞庭湖区大部被淹; 1870年(清同治九年),长江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洪水,从四川盆地到长江中游平原湖区约3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被淹,嘉陵江各河沿岸、重庆至汉口长江沿岸城镇农田普遍遭到淹没,合川、万县、丰都、宜昌等县全城尽成泽国。宜昌以下,圩堤普遍溃决。荆江南岸公安县"大水溃城淹平屋脊",监利以下荆江北岸堤防多处溃决,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一片汪洋。全国各省189个县受灾; 1931年(民国二十年),长江各大支流普遍发生洪水,中下游江堤圩垸普遍决口,江汉平原、洞庭湖区、鄱阳湖区、太湖区大部被淹,武汉三镇受淹达3个月之久。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山东、河南8省合计受灾人口5127万,占当时人口的1/4,受灾农田973万公顷,占当时耕地面积28%,死亡约40万人,经济损失22.54亿元,是20世纪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严重的一次大水灾; 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洪水,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5省有123个县市受灾,洪涝灾害农田面积317余万公顷,受灾人口1888余万,直接经济损失数十亿元,更对以后几年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1998年,长江出现8次洪峰,数千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661亿元人民币。 长江近些年来特大洪水频发的原因 一:人水争地 长江流域虽说降雨量集中、水量充沛而且支流丰富,但即便从汉代开始就有洪灾的记载,破坏力却都不大,这主要是由于自然湖泊拥有非常好的水资源自动调蓄作用:降雨量、支流水量大导致长江水位上升时,江水便进入湖泊,然后长江水位逐步下降,减少了洪涝灾害发生的几率; 而在降雨量小、支流水量小时,长江水位下降,湖泊的水便回流入长江,继续滋养生活在长江边和长江里的各种生物,维持着一种科学的循环和平衡,让人不得不佩服自然的力量。 并且当时长江流域由于地形地貌的影响,人口相对黄河流域来说要少得多,经济发展也要落后于黄河流域,当时的经济重心在北方而不是南方。 但随着北方战乱频发,国家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越来越多的人口开始向南方聚集,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的人口开始激增。 众所周知南方大多是山地丘陵,平原分裂严重,一直存在人多地少的问题,而大量人口的涌入使得人地矛盾开始越来越尖锐。为了能够生存并且生活下去,人们需要获取更多耕种作物的耕地、建房的土地,于是"围湖造田"开始成为大力发展农业的主要内容。 从两宋时期开始,围湖造田的活动进入高速扩张和发展阶段,尤其是南宋时期,东南地区被围垦的湖泊多达数十个,鉴湖、太湖、东钱湖、西湖等著名湖泊都曾被围垦,鄱阳湖、洞庭湖等更是重点被围垦的对象; 进入明清以后,围垦活动更为盛行,从1825年到1905年,过度围垦使湖面面积缩小近1500平方公里。 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并非没有认识到围湖造田带来的坏处,两宋时期便禁止围湖造田侵占水利;明代万历年间,朝廷一次清出围湖造田数目达80万顷;乾隆年间湖北巡抚彭树葵就指出:"人与水争地为利,以致水与人争地为殃",开始废田还湖。 但由于人口压力实在太大,在生存和洪水面前,很多人依然毫不犹豫选择了生存,选择继续顶风作案围湖造田;而当地地主豪强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也经常围湖造田,其力度甚至要远超过民间普通百姓,危害更大。 而朝廷对此也毫无办法,毕竟断人生计激起民变会导致官员乌纱帽不保,倒不如把堤坝修得坚固点来得更加现实。 之后围湖造田并未停止,反而呈现出一种愈演愈烈的态势。 长期的围湖造田导致长江流域负责调解洪峰的8大蓄水湖泊面积相比50年代减少了33%,减少面积达到5500平方公里,其中"八百里洞庭"从清中叶的6000平方公里缩小到现在的2579平方公里,鄱阳湖面积也从1954年的5160平方公里下降到1997年的3859平方公里。 由于湖泊不断减少,调节作用也不断减小,大量的水没有了去处,只能满出来,从而形成了洪涝灾害。 二: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 随着经济重心不断南移,人与土地的矛盾也开始不断激化,除了围湖造田,也有人选择向山林索要土地,开始烧山开荒,大量森林植被被破坏。 而随着土豆、红薯、玉米等耐寒、耐旱而且适应力强的作物的引入和大规模种植,西南地区原本贫瘠无法耕种的山地也被开发出来,砍伐森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史书记载当时四川盆地的山地出现"水痕条条,只存石骨"的景象。 此外国家进行的各种大型工程也需要大量木材,这些木材主要来自湖广和四川。如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万历皇帝重修三大殿,仅这一年就采木"两万四千六百一十根块"。 清朝初期同样进行着大规模的伐木活动,康熙皇帝为了修建太和殿,也要求江西、浙江、湖广、四川的督抚负责采集木材。 而且朝廷用木是有明确标准的,任何不符合标准的木材都无法采用。为了完成目标,伐木工和监工就必然会多伐木材,而生长量赶不上砍伐量,由此导致大量森林植被被破坏。 在失去植被保护后,大量沙土直接裸露在外,一旦下雨就会直接随地表径流流走,然后进入各种支流最后汇入长江,据统计当时每年约有16亿吨泥沙流入长江及其支流。 泥沙在进入中下游蜿蜒曲折的河道后开始不断淤积,抬高河床。 并且森林植被有着非常强大的持水能力,每公顷持水量可达500-2000立方米,可以有效减少汇入河流的水量,减少洪水径流,降低爆发洪水的几率。但这种作用也随着植被的破坏不断削弱,进入长江的水量不断增加。 水土流失导致河道淤积河床抬高,水量又不断增大,加上湖泊调节作用的减弱,最终的结果就是无处可去的水冲破堤坝造成洪涝灾害。在荆州地区便流传一首民谣:"不惧荆州干戈起,只怕荆堤一梦终。" 三:天灾 实际上每一次洪灾的爆发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降水量。一旦降水量超过了植被的持水能力、超过了山塘湖泊的自我调节能力,大量的水无处可去,就会酿成灾难。 就拿1860年的洪灾来说,这一年气候反常,初春多雨,立夏下雪,入夏后大雨连绵不绝,导致江水暴涨最终引发洪灾,《奉节县志》、《归州志》、《兴山县志》等地方县志对此均有详细记载。 《东湖县志·天文》记载:"大雨如注,连日夜不绝,江涨骤发,突涌入城…" "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五、六日,阴雨连绵,江水浩瀚,有涨无退。" 《巴东县志·灾祲》记载:"大雨如注,江水骤涨,民居淹及屋梁,较乾隆时更高六尺。" 当时清朝政府对此记载也基本相同。 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的一份文书档案记载:"本年入夏以来,荆、宜两府阴雨连朝,江水日增。五月下旬,大雨如注,川江来源,异常盛涨…" 而1931年的洪灾同样也有大暴雨的影子。 在《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中这样描述:降雨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6月28日到7月12日,为时大约半月,许多地方雨量在400毫米以上,有的地方雨量一天就超过200毫米。 第二个阶段为7月18日到28日,历时11天。不论是近江还是离江较远的一些地方,都留下连降暴雨的记载,譬如安徽的安庆"连日大雨如注",铜陵"急雨倾盆,连绵十数昼夜"…… 第三个阶段为7月底至8月15日,此期主要雨区北移至黄淮之间和汉水下游,有山东平阴两天雨量约达370毫米、湖北钟祥三天雨量达250多毫米的记录。 所以说长江流域近年来水患频发,实际上就是天灾加人祸。 时至今日,长江的洪涝灾害依然在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何彻底解决长江的洪涝灾害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尽管经过多次灾害洗礼之后,我们已经总结出了一套非常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极大减少了人员伤亡,但真正想彻底解决洪灾的威胁,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