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生活 - 生活常识大全

泪光中的母亲


  文/马畏安
  马畏安,1933年生于湖北浠水,1956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宣部文艺局、文化部中国文化报社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论文集《新时期文学的思考》,诗集《中国月亮》,小说《纸上的蚂蚁》。
  鲁迅先生有言,记忆,像是清洗剖肚鲜鱼的水,一搅动,便有血丝和鳞片漂浮上来。我对母亲的记忆,尘封了七十多年了。现在才搅动搅动,不知道漂浮上来的是些什么。
  一
  我的故乡,位于湖北浠水县东北,属丘陵地带。那里距大别山主峰所在地罗田县,仅七十余里,距大别山的主峰天堂寨,也只有两百余里。   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故乡农村像是没有动脉的肌体,只靠微循环维持生命的基本律动。村民们白天都在庄稼地里,晚上大都在自己家里。那时的乡村,没有观光旅游这么一说;重病人住进医院就诊,也是没有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医院;连女人生孩子都在自己家里,只是请来一位接生婆(五十岁以上的女性),一切都听从她的吩咐和安排。一般村民,外出办事夜不归宿,是没有的,女性更是绝对没有。   我的母亲终其一生,没有在我家以外的任何地方住过一宿。每天一入夜,她就没出过大门,睡觉也没有离开过作为她嫁妆的那张架子床,而且没离开过她的固定位置——靠架子床的外沿儿,这方便于她早起做饭,不至于惊动别人。   母亲在娘家作闺女时的情形,我不得而知,但自从嫁给我父亲以后,她安卧之处仅仅两个,一是卧室这张架子床的外沿儿,一是她人生的最终归宿——她的棺材。   母亲一生中去的最多的地方,只有她的娘家,基本上每年春天去一次,都是上午去,下午回。其次要算离我家只有一里多路的小镇——三家店。三家店依着小山坡,就一条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街道,长不过一百五十米,宽不过五米;街里有一座关帝庙,一个邮政代办所,中药铺、猪肉铺、馒头铺各有一家,还有一个极简陋、只能提供住宿的旅店。其余都是住户。有一家大门上的对联写道:"曾作乡村曾作市,半为商贾半为家",道出了这个小镇的特点。   浠水乡间民俗,每年农历正月十三、十五,三家店都有民间聚会,叫做"玩十三""玩十五"。这两天,只要家里的事丢得开,又有同龄人相邀,母亲也会去玩一次的。母亲会换上一身干净的藏青色衣裳,大襟衣服右上方的纽扣处,掖一块白色手帕,往头发上抹点食用油,梳理平整;脑后的发髻上,插两根出嫁时的银簪,再绾上几根翠绿、修长的小麦叶片——这就算是母亲最精心、庄重的打扮了。   到三家店"玩十三",也就是在山坡上走走看看。满山坡都是人挤人、熙熙攘攘。也有卖小吃的,油炸糕、油条,都是现炸现卖,香气四处飘散。还有把荸荠洗净,一个个鲜红发亮水灵灵的,用竹签穿成串卖。偶尔有一条龙灯,敲锣打鼓从山坡上招摇而过,小孩子小青年,都争先恐后地看热闹,又跑又叫的。   1950年夏天,母亲还去过一次浠水县城,看见了大卡车,算是长了见识。而这点见识,又不过证实了一个六岁的小女孩早就对她说过的一句话。   那时候,农村几乎家家都习惯烧松毛(即松针)做饭,我家也是。每到秋末冬初季节,家家的壮劳力都到十几里以外的大山上去扒松毛,储存起来,准备度过冬天和春天。我哥哥扒回的松毛,一捆一捆地码在大门外的空地上。两米多高、一米多宽、五米多长的松毛堆,像一段城墙;等拿掉几捆以后,城墙一端的上面便缺了一角,整段城墙就像一辆大卡车,缺角的一端是车头。   我有个堂兄的小女儿叫末末,外婆家在公路边上,她在那里见过大卡车。有一天,她对我母亲说:"四婆,你家的松毛堆像大卡车。"母亲没见过汽车,只是"嗯"了一声。直到她去了一趟县城,看见大卡车了,回到家就说:"末末说得对,我家的松毛堆是像大卡车。"   二
  母亲的衣服上是没有口袋(那时叫荷包)的,上衣没有,裤子也没有,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都没有。这简直不可思议,却是事实。   口袋的重要功用之一是装钥匙,可母亲身上不带钥匙:家里没有任何一个小箱子、小柜子、抽屉,是不许别人打开她要上锁的。   大门也不上锁,全村十几户人家,家家如此。如果哪家都外出了,家里没人,就把大门顺手带上,顶多将两扇门外面的两个铁环,用稻草绳系上,防止狗或猪,进屋里偷吃的。全村十来户人家,不仅各家的祖宗八代都知根知底,就连各家有几门亲戚,也都门儿清。万一偶尔有陌生人到了村里,一群狗就会狂吠,陌生人走到哪,狗们就紧追到哪,狂吠到哪。一旦有这种动静,附近田畈里干活的邻居,都能望得见,也会停下手里的活儿,直起腰来,大声询问:"那是哪个?有么事?"   母亲身上从来不装钱,也没花过钱。穿的衣服是自家种的棉花、祖母纺成线、母亲自己织成布、请裁缝到家里来做的;吃的粮食蔬菜,都是自家种的;食用油,也是自己种的花生、菜籽榨的。母亲更是从来不买化妆品。母亲必须买的东西只有一样——火柴(那时叫洋火),她天天做饭要用。那时经常有货郎担下乡,货郎担的火柴,可以用鸡蛋换。母亲就是用鸡蛋换火柴的。母亲用火柴非常节省,只要有邻居生火做饭了,她就拿一团松毛去引火,不擦火柴的。要擦火柴,顶多做早饭时擦一根,做完早饭,就将没烧透的松毛、小树枝,沤在灶膛中央,用火钳拍拍紧,等到做午饭的时候挑开,露出红红的火种,撒上一些松毛、树叶,用吹火筒一吹,火就着了。做完午饭,再照样操作,做晚饭也不用擦火柴了。一盒火柴,母亲能用一个多月。   母亲身上不装钥匙不装钱,衣服上的口袋就没有必要,做口袋的布,也省下了。   三
  养猪是农家一项重要的副业。我家的这项副业,是母亲一人承担的。   每到春天,打听到哪个村有母猪下崽了,便到那里去买小猪。因为小猪要刚刚断奶才能买,所以叫"抱奶猪"。   我家抱奶猪,是父亲的事:父亲懂得挑选奶猪的诀窍。要从一窝奶猪中挑出最好的,得特别注意两点,一是要看奶猪的吃相:吃母猪的奶或者见了别的食物,就没命地往前冲、挤,甚至从别的小猪背上踩过去抢着吃,这种奶猪就好,容易长膘。二是要看猪的骨架子,腿长腰身长的奶猪好,长得快,长得大。   奶猪抱回家,就都由母亲照料了。刚离开母猪到一个新环境的奶猪,不是乱钻乱窜,就是躲到哪个旮旯不出来。这就要用绳子系住,拴在桌子腿上,或者在山坡草地上钉一根木桩,栓在木桩上。等小猪长大了一些,能认识家了,才解掉绳子,早上喂它一顿,便赶到外面的草地上、山坡上、稻场边去觅食。   中午时分,猪觉得饿了,有时会回家来要吃的,可以喂一点饲料,下午再外出去觅食;天一擦黑,猪就回家,这时才着实喂一顿饱。   猪的饲料,都是母亲准备的,除了每天的泔水,还有各种粗的或者细的谷糠、碎米,在大铁锅里煮熟,储存在大木桶里。喂猪的时候,兜一瓢饲料,再舀一瓢泔水,倒在石质的猪槽里,猪就吭哧吭哧大口地吃。   我最不能忘怀的,是年底卖猪时的情景。   一头猪养了一年,毛重怎么也有一百多斤,可以卖了,家里会有一笔不小的收入。但就母亲自己来说,她落不下一分钱。   我家的猪,都是卖给一个很熟悉的屠户。每年年底,他都会到家里来,同父亲讲好价钱之后,约定日子来牵猪。   屠户来牵猪,一般都在傍晚,这时候猪也回家了。母亲给猪喂些它爱吃的饲料,仿佛是最后一次招待,要送它上路了。这次喂猪同平常很不一样。平常的日子,猪要吃,就摇着尾巴围着母亲转,不时低声哼哼,好像告诉母亲,它饿了。母亲忙着做饭、烧火,不理它,它要么用长嘴拱拱母亲的鞋,要么用肚子往母亲腿上蹭,都表示它要吃。母亲忙这忙那,嫌它碍事,有时拍他一巴掌,有时用脚拨它一下,它叫唤一声,躲开一点。过一会儿,又到母亲身边蹭,哼哼地低声叫唤。   可喂猪"上路"的这次,母亲总是在旁边看着它吃,一会儿往槽里添点泔水,一会儿加一瓢熟饲料,或者往槽里撒一把细糠。   等猪吃饱了,屠户便拿一根粗麻绳,套在猪胳肢窝上,打一个越扽越紧的活结,要把猪牵走了。   屠户拽绳子,猪挣扎着不肯走,嗷嗷地叫唤,等拽出了大门,猪叫得越发厉害。   好像是最后诀别的时刻到了。母亲便"嗻儿——嗻儿啊"地唤猪。也许在母亲看来,猪的肉身是卖了,要被牵走了,但猪的精气,猪在我家相傍一年的情分,是不能卖掉、也是卖不掉的,一定要召唤回来,永久留在家里。   猪听见母亲"嗻儿——嗻儿啊"熟悉的唤声,便发疯似地冲着吼着往回跑,屠户只得使劲浑身力气拽着走,猪的四蹄硬是死死地撑在地上不动,最后几乎是被拖着走了,地上划出四条明显的印痕。   猪还是一路尖叫,到了水塘岸上,还叫;到了田埂上,还叫;只是越走越远,叫唤声也越来越小,等绕过了小山坡,叫声才逐渐消失,听不见了。   猪被牵走了,母亲坐在家里,一声不响。天黑了,母亲才默默地做晚饭;吃完晚饭,母亲又默默地收拾碗筷;然后默默地拾掇拾掇,洗一洗;最后,默默地上床睡觉了——比平时要早得多。   按惯例,屠户牵走猪的第二天一早,就杀了卖肉,父亲也按惯例在那天早晨去肉铺,拿回一些猪内脏、猪血,以及两三斤猪肉。晚上,全家可以犒劳一下自己,多做几个菜和汤。可就在这一天,这顿晚饭,对这些菜和汤,母亲是从来不吃的,连尝都不尝,一口汤也不喝。   四
  孩子怎样称呼父母,各地区都不相同。北方大都称父亲为"爹",浠水农村只称祖父为"爹",称父母则另有规矩。男性在自家(或同族)兄弟中排行第一者,其子女一定称他为"伯",称母亲为"妈";排行第二、第三的,其子女称他为"爷",称母亲为"娘",我父亲排行第四,我们兄弟姐妹称父亲为"父",称母亲为"大儿"(必须带儿化)。我们从小到大,对父母一直这样称呼。   我上初中后的一天,母亲忽然喊我的乳名,问我:"什么时候我看见你和同学在一起,你会向他们介绍,就说:这是我的母亲吧?"   我当时一愣,觉得母亲问得蹊跷,只是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算起来六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才仿佛解开这个结:母亲分明是鄙弃"大儿"这个称呼,希望我为她正名:她是母亲;并且让我的同学也都知道。   我当时竟毫无察觉,毫不理解,多么迟钝和痴呆啊!   如果要探求事情的究竟,这得说到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在农村教私塾的先生,年复一年地给学生讲四书五经,在农村算是大知识分子了。父亲还能写漂亮的毛笔字,方圆几里以内的庙宇神龛前黑地金字的大匾,诸如"慈航普渡""有求必应"等等,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本村和邻村家家堂屋正中墙上贴的"天地君亲师位"(俗称"天地菩萨"),多数也是他写的。这样,我家也就不时有客人来访,父亲同他们闲坐聊天,中外古今,天空海阔,无所不谈。   母亲肯定是一次又一次从父亲和客人的交谈中,听到一些故事和典故,比如"孟母择邻"中的孟母,"曾参杀人"中的曾母,等等。母亲知道了"大儿"同"母亲"意思一样,只是在感觉上,一个听起来是那么轻飘飘,像瘪谷壳子,用簸箕一簸,随风扬出去的就是它。另一个则像是饱满的稻粒,下到水田里能发芽长叶,成了秧苗后会扬花,结出稻子。一个土得掉渣,一个正规文雅,上得了台面。明礼的人,读书的人,有头有脸的人,外面的人(浠水农村,习惯把本地农村以外的一切地方都称作"外面"),连同古代的圣人贤人,都叫"母亲"。这情形一次再次发生,就在母亲的心里酝酿着波澜:曾参的母亲织布,她也织布,而且还生育了三男二女,可没人认可她是母亲,这是凭什么?为什么?——我也是母亲!我就是母亲!母亲还会想到,我们兄弟姐妹中,只我一人上学念书,"母亲"二字,只能出自我之口而不会出自他们之口。所以,母亲才那样问我。   对于母亲的设问,我原本理解为:这是母亲灵魂的觉醒,是对乡村社会传统习俗的反叛,是对作为母亲的尊严和价值的追求,也是对平等、文明生活的渴望。   如果仅仅是一种精神的提纯,这样的理解应该是对的。可是,当我联系母亲实际的生活状况考量,就觉得有些扞格。母亲对乡村某些传统观念,还是信守不渝的。比如,以乡村旧观念看来,女性是秽气和肮脏的,女人的下身不能高过男人的头部,女人在梯子上或者楼上,男人就不能从下面走过,万一不小心从下面走过去了,就要赶紧伸开手掌在头顶上拂了又拂,像掸灰尘一样,拂掉秽气。只要母亲一上梯子或上楼,就大声喊:"我在上面,你们莫过来!"   还有一种俗习,家家晒衣服的竹竿,都是一头高一头低,高的一头有两米高,低的一头约四五十公分。男人的衣服晒在高的一头。我家的晒衣竿,总是父亲的衣服在最高处,依次是我们几兄弟的,母亲的衣服在最低的一头;她贴身用的都是破旧的布条,那是怎么洗都洗不净的"脏东西",有时就摊在灌木丛上晒,不配晒在竹竿上。从来都是如此。   还有,就算我们兄弟姐妹都叫她"母亲",她每天干的事情——洗衣、做饭、舂米、磨面,一样也少不了,不可能从繁重的劳动中获得解放。她并非为了得到实惠,她也得不到任何实惠。相反,她被认可为"母亲"以后,会不会当作"最高奖赏",因而更加残酷压榨自己生命的汁液,奉献给我,奉献给我的全家?   说了归齐,母亲希望人们认可她为"母亲",只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满足和安慰,一种精神上的胜利罢了。   可是我,她惟一的上学念书的儿子,连这点精神上的安慰都没有给她,却回报她一双冷眼!   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感到愧悔、伤痛和悲哀。   我要写下我的愧悔、伤痛和悲哀,为母亲,为自己,也为我的后代。   一切都过去了!永远是太晚了!事到如今,即使我跪在母亲坟前呼唤母亲,无论出声也罢,不出声也罢,呼唤十遍也罢,百遍也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五
  母亲一生极少哭泣,她的眼泪,似乎只给自己的儿女。   我记忆最深的要数姐姐出嫁的那年,再就是我去长春上大学的时候。   按农村习俗,男家决定娶媳妇的日期,一般得在春节期间通知女家,叫   做"定日子"。男家得备一些彩礼,各种食品、红包之类,在一张红纸上写明婚期,一并送到女家。   姐姐出嫁的那年,男家也在春天送来了彩礼,婚期限定在那年冬季。   打那以后,母亲就很少有笑容了,指不定哪一天,哪个时候,就哭起来,有时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边哭边诉说。   "儿喏——我的肉喂——儿喏啊——"   郁结于胸中的哀伤之气,爆发式地喷薄而出,然后渐渐地由强到弱;一口气呼尽了,紧接着深吸一口,再喷薄而出,再由强到弱,如此一声赶一声,声声紧逼。这样强烈穿透力和感染力的哭诉声,我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无论北方还是南方,农村还是城市,都再也没有听到过。今天回想起来,哭声仍在耳边,仍然感伤,仍然心灵震颤。   由于实在不忍心听,母亲究竟在哭泣的同时诉说了什么,怎么也想不清楚了,大概是称赞姐姐如何会干活、能吃苦,在家没过什么好日子,姐姐如何可怜之类。   就这样,母亲断断续续哭了整整一年!   母亲哭的时候,家里人也不劝阻,由她去哭,据说是哭出来心里要好过一些。只有到了吃饭或者该睡觉的时候,才淡淡地提醒她:"饭凉了,吃饭吧!"或者是:"不早了,睏醒(睡觉)吧!"   浠水农村,习惯把女儿叫做"人家的人"。就婚姻而论,那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时代,女儿一旦出嫁,便要伺候公婆、丈夫,然后是生儿育女,替夫家传宗接代;最后自己成为婆婆,关爱自己的儿女,说是"人家的人",还算比较靠谱、实实在在的。   有一种情景,总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夜深了,全家人都准备解衣就寝、吹灯上床。就在这当口,命运之神攫住女儿,将她孤身一人拉出门外,推向黑暗和恐怖笼罩的无边荒野。骨肉分离,母亲的心,顿时碎成齑粉,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   母亲另一次哭泣,是在我考上大学以后。   1952年夏天,我考上了长春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母亲不知道长春在哪里,便问父亲。父亲说:在东北,路很远,坐火车要走几天几夜。   火车是什么车?   也是一种车,有几十辆汽车那么长。听人说,火车跑起来,从车里看车窗外的树,都一棵接一棵向后面倒。   我的故乡属丘陵地带,环顾四周,青山连着青山,严丝合缝围成一个大圆圈,像一道青色的高墙。母亲无法想象青山外面的人们怎样生活,更无法想象几千里之外了。上大学,一去就是四年——四年!一千多个白天和黑夜,看不见心爱的儿子。爱儿是母亲生活的太阳,看不见太阳,在这世上还能活吗?!   "儿喏——我的肉喂——儿喏啊——"又是凄楚绝望的嚎啕。   父亲比母亲眼界要开一些,心肠也硬一些,他数落母亲说:孩子出远门,哭啊哭的,不吉利!孩子上大学是好事,有人想上还上不了哩!过几年就回来了,有什么好哭的!真是的!不要哭了!哭是晦气!   父亲的"哭就不吉利"这些话,起到了震慑作用,母亲最怕对爱儿不吉利。她真的不再哭了,可是神情也大变了。打那以后,我好像比以前更少见到母亲了,母亲也很少面对我,有时候似乎母亲望见了我,当我面向她时,她就看别处了。母亲对家里人也尽量回避。家里人不止一次发现,母亲独自一人猫在犄角旮旯里,泪流满面。   我上大学的行装,经过一个来月的准备,就绪了。离家的那天早饭后,父亲、哥哥、村里的叔叔哥哥们为我送行,大家七嘴八舌、七手八脚,又是叮咛嘱咐、又是拿行李挂包,惟独不见我的母亲。而我,也竟然没想起同她告别。   这个最疼爱我的人,这个把我看得比自己生命更重的人,这个独一无二的人,就这样无声地淡出了。   至今我也回想不起来,我同母亲最后一次面对面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   在那时候,在我的故乡,照相被认为是奢侈的事情,而且还会摄走人的魂魄,母亲也就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母亲的影像,也就仅仅存在于我的心中了。   上大学以后,给家里写信还是老套子:"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父亲大约会把我的信念给母亲听的,虽然她没有亲耳听到我叫她"母亲",并且介绍给我的同学。   大学期间,由于经济拮据,路途遥远,寒暑假我都没回家。大三的时候,收到一位中学时同学的信,信中说,我母亲在我去长春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去世了!父亲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业,没有告诉我。这对我是晴天霹雳!我禁不住回想那段时间的一些琐事。到长春不久的一天夜里,睡梦中分明听见母亲的哭声,我惊醒了。这事千真万确!也许,这是母亲即将告别人世时,同爱儿的心灵感应。还有一次,父亲在信中说,母亲生了一场病,现在完全好了,再也不会生病了。看到这句话,我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但没有深究,更没有往那方面猜想。   1956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回家,本村的一位婶子告诉我,我到东北之后,母亲天天哭,有时手里拿着我的照片,对着照片喊我的名字。过后对人说:我喊他,他不答应我。   对爱儿的爱,变成了爱的无奈。   母亲原本存有一点梦想,希望我离开乡村社会,远走高飞。但这只是一面。还有一面是,她不能没有同爱儿的呼应、交流,哪怕能听到我说话的声音,看到我大口大口地吃饭,下雨时能给我挡挡雨,衣服脏了能替我掸掸灰,都是一种满足,生活也会踏实。可我上了大学以后,这一切都飘散了,面对的是一片空无;即使大好的晴天,在母亲眼里也是细雨濛濛。   对爱儿的爱的无奈,转化成了"爱之癌",这"爱之癌"又迅速地扩散,身体机能很快损耗殆尽,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   我离家的时候,母亲十分健康,身板硬朗,仅仅两个月的时间,一条坚实的生命,就彻底被摧毁了。   婶子说:你母亲硬是慊(想念)你慊死的。这话,我信。我可怜的母亲!   有人说,犹太教、基督教,有一点观念似乎相近:"一切从尘土而来,终要归于尘土。"   母亲早已"归于尘土"了。她的坟茔在我老家东北方向的山上,朝向我的老家。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农村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将老家的房屋统统拆掉,搬迁到东北方向公路边的山坡上去了。现在她的坟茔,则是背向老家了。   她的坟茔朝向老家时,是在守望着自己的儿女子孙;背向搬迁后的老家时,她是在站岗,守护着自己的子孙儿女。   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走到哪里,不论遭遇怎样的人生风雨,我都不会忘记故乡山冈上那抔尘土。   那永远是温热的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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