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娟 李艳莉 【摘要】70年来,我国社会教育研究经历了萌芽期、挫折期、初建期、探索期和发展期。研究者对社会教育的概念、社会教育的特征、社会教育史、社会教育的实施和国外社会教育等进行了研究。未来,社会教育研究应注意提升研究的系统性,增强学科建设意识;培养专门研究人才,打造学术研究平台;拓展研究领域,契合时代诉求;构建中国学派,强化中外学术交流。 【关键词】社会教育研究;历程;主题;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G7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20)04-0008-05 【收稿日期】2019-12-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教育学重点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学史",课题编号为AOA180016 【作者简介】陈娟(1995—),女,江苏苏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李艳莉(1986—),女,山西平定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史和教育史学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社会教育事业和理论研究稳步发展,随着"终身教育"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学习型社会"建设步伐加快,社会教育研究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增长点,涌现出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学界尚未全面、系统地梳理70年来社会教育的研究历程和核心主题,总结和反思现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此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未来社会教育研究的努力方向。 一、70年来我国社会教育研究的历程 通过中国知网就1949—2019年间,以"社会教育"为主题进行检索,删除不相关的论文,共有期刊论文1 406篇,硕博论文194篇。在著作方面,相关著作达87部。据社会形势和社会教育重大事件,以相关研究成果为依据,70年来社会教育研究的历程如下: 第一,萌芽期(1949—1965年)。1949年,教育部专设社会教育司主管全国社会教育工作,少年宫等各种社会教育实施机构纷纷建立。1952年,社会教育司被撤销,社会教育失去其在教育行政管理中的地位。[1]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求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政府支持和推动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活动。这一时期社会教育研究处于萌芽期,研究成果还较少,仅有《儿童社会教育》,[2]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本社会教育方面的著作。该书阐述了儿童社会教育的意义、任务和原则,并介绍了苏联开展儿童社会教育的经验。 第二,挫折期(1966—1977年)。"文革"期间,教育学变成"政策化"或"语录化"的形态。此时的社会教育几乎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教育研究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然而台湾地区保留着民国时期重视社会教育的传统,不仅有专门的社会教育行政机关和经费,而且设有社会教育师范学校和社会教育师范科以培养社会教育专门人才。该时期台湾地区出版的社会教育专著有《社会教育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年)等,出版的教材有钟灵秀编著的《社会教育行政》(台北编译馆,1971年)、相菊潭编著的《社会教育》(台北编译馆,1972年)等。 第三,初建期(1978—1991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社会教育事业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社会教育研究逐渐兴起。该时期社会教育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研究成果数量较少,著作仅有16部,如《各国社会教育运动》(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1991年)、《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等,相关论文有67篇,年平均量只有5.15篇。其二,開始译介日本等国的社会教育理论和实践,该时期我国翻译了日本学者新堀通也编著的《社会教育学》,并介绍了日本、苏联、朝鲜等国的社会教育概况。其三,研究的侧重点主要是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的社会教育职能。另外,20世纪80年代初,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 社会教育部分》是边区社会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第四,探索期(1992—1999年)。1992年,王冬桦、王非主编的《社会教育学概论》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系统研究社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专著,标志着我国社会教育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社会教育研究有以下特征:其一,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且增长幅度大于上一阶段。该阶段著作共10部,如《当代日本社会教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等,相关论文114篇,年平均量16.29篇。其二,社会教育比较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美国、俄罗斯等国的社会教育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三,社会教育研究领域不断拓宽,虽然对公共文化设施的社会教育职能的探索还是重点,但中国社会教育史研究视角日益多样化,还有部分学者对社会教育概念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第五,发展期(2000年至今)。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要求人们打破一次性教育观念,将终身教育视为21世纪的生存概念。社会教育研究由此日益为学界所重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其一,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开始涌现出专门研究社会教育的硕、博士学位论文,相关著作有57部,相关论文达1 225篇,年平均量64.47篇,增长趋势明显。其二,社会教育理论研究得到极大推进和完善。学界对社会教育概念、功能、内容、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三,社会教育的研究队伍正不断壮大,除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者外,博物馆等社会教育机构的工作者对社会教育实施等问题展开研究。其四,社会教育研究的交流平台不断丰富。山西大学于2017年承办了"首届社会教育论坛",相关期刊刊登了许多社会教育的论文,《终身教育研究》还专门开辟了"社会教育"专栏。 二、70年来我国社会教育研究的主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社会教育的研究涉及面广,其研究主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教育的概念 "社会教育"是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一个全新的教育名词。[3]自"社会教育"被引入后,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众说纷纭。社会教育的概念界定,主要有以下代表性观点: 第一,"个体社会化说","培养其在社会关系和社会劳动中的适应与超越能力为目标的活动"。[4]该类观点是从社会教育的目的出发来进行界定的,强调了其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同。 第二,"非正规教育说",认为社会教育是国家学制系统外的非正规教育,梁忠义主编的《战后日本教育研究》便是将社会教育等同于非正规教育。[5]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社会教育有学校式社会教育,这便是一种正规教育。 第三,"广泛教育说",认为社会教育是"整个社会生活影响于个人身心发展的教育"。[6]这样的社会教育是一种大教育,是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等一切促进人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活动。 第四,"校外教育说",认为社会教育是学校与家庭以外的社会文化机构及有关的社会团体或组织对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所进行的教育。[7]这种观点将社会教育的实施主体具体为校外及家庭外的社会文化机构及有关的社会团体或组织,标志社会教育是一种独立的教育形态。但忽视了文化等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缩小了社会教育的外延。 第五,"广狭两义说",认为社会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社会教育"和广义的"教育"的含义基本等同,狭义的社会教育指学校教育以外的一切文化设施对青少年、儿童和成人进行的各种教育活动。[8]较多研究者是从广狭两义来界定社会教育的。 2.社会教育的特征 有关社会教育的特征,主要包含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从社会教育构成要素明确社会教育的特征。侯怀银等认为主体多样性、对象广泛性、内容丰富性、形式多样性、方式补偿性、领域广阔性是社会教育的主要特征。[9]李绍伟从社会教育主体、对象、过程、内容和形式这五个要素明确社会教育特征。[10]这些观点通过不同的社会教育要素揭示出社会教育的特征,深化了对社会教育内涵的认识。 第二,通过比较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明确社会教育的特征。佘双好通过比较,将社会教育特征表述为以公共社会生活为基础,以个体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和经验性体验为特点,以个体社会性发展为主要内容。[11]洪舜仁从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等方面进行比较,提出社会教育的特征有持久的连续性、极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强大的渗透性和感染力。[12]通过比较三类教育活动使社会教育特征更为清晰,但易忽视三者的共性特征。 第三,通过社会教育史实明确不同时期社会教育的特征。孙宏恩认为秦汉时期社会教育具有对象的全民性和平等性、场所的不固定性和组织的松散、内容的丰富性和实用性、方法措施的多途径性和多样性。[13]王雷从教育目的、对象、实施主体、内容等方面归纳出近代社会教育的特征。[14]总之,社会教育特征既是社会教育内涵的反映,又受社会环境的制约。 3.社会教育史 中国社会教育史是我国学术界持续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21世纪以来,出版著作26部。其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育家的社会教育思想及实践活动。蔡元培、梁漱溟、俞庆棠、马宗荣、陶行知等人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内容涉及他们的社会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但对陈礼江、高阳、汤茂如、侯泓鉴、林宗礼、钟灵秀等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教育家关注较少。另外,周慧梅以中国社会教育社为研究对象,对民国时期社会教育家群体的职业分布状况、社会结构和学术秩序进行了分析。 第二,某一时期的社会教育。台湾学者李建兴编著的《中国社会教育发展史》(台北三民书局,1986年)是现代第一部中国社会教育史专著,完整地展现了中国五千年文明中社会教育的发展脉络,但对近代社會教育的研究略显单薄。大陆学者对社会教育史的研究时段集中在中国近代,并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如王雷的《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杨才林的《民国社会教育研究》等。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社会教育史研究则略显欠缺,仅有少数对建国初期扫盲运动的研究。 第三,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社会教育。刘保兄通过回顾近代河南社会教育的发展历程,得出其发展具有时兴时废等特点,并对其社会教育发展滞后的深层原因进行剖析。[15]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研究正处于发展阶段,现有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政治社会化、社会治理等视角考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运用教育学、史学和政治学的理论进行研究,并注重以史为鉴。 4.社会教育的实施 根据社会教育实施场所的不同,社会教育可主要分为公共式社会教育和学校式社会教育。目前学界对这两类社会教育如何实施进行了如下研究: 第一,公共式社会教育。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对怎样充分发挥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社会教育职能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讨。张杰视图书馆社会教育为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环节。[16]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不少研究者关注图书馆如何应用多媒体拓展社会教育职能。王英对博物馆社会教育内容、特征、方式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对其未来进行展望。[17]这类研究多采用个案研究法,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第二,学校式社会教育。学界研究的最多的是大学如何兼办社会教育,研究者主要对大学兼办社会教育的内涵、意义、依据、途径和现状等进行探索。王雷从历史与现实、国内和国外等视角全方位地透视当代大学和社会教育的关系,并尝试构建由大学参与和推动社会教育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体系。[18]郭三娟、方光华、王晓璇分别以民国时期的大夏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为研究对象,探析不同高校开展社会教育的途径、内容及影响,并总结其成功经验。对于其他类型学校如高职、中小学等如何开展社会教育还未引起足够重视。 5.国外的社会教育 通过梳理相关著作和论文,目前学界对国外社会教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国外社会教育模式及实践经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的社会教育。其中,研究日本公民馆的成果最多,分别对公民馆的创建和发展、功能、制度、经费、师资、管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等进行研究。欧阳珺茜总结日本形成了以企业内部培训为平台、"学社融合"及注重民生为本的社会教育模式。[19]彭正文认为韩国发展社会教育的特点有注重社会教育立法、优先发展社会科技教育等。[20] 第二,国外社会教育理论。詹栋梁在《社会教育理论》(台北师大书苑出版社,1988年)中列举了德国等九国著名的社会教育学家及其理论,并在《现代社会教育思潮》(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1991年)中阐述了生活帮助理论、批判理论等八种社会教育思潮发生的时代背景、形成过程、中心思想及影响等。龚超认为国外社会教育理论经历了从强调社会帮助为主到强调社会教化为主再到强调社会需要为主的三个阶段。[21] 三、我国社会教育研究的展望 1.提升研究的系统性,增强学科建设意识 我国社会教育研究虽然在局部研究领域成果较多,但研究问题之间缺少系统的关联,问题域较为零碎和分散,难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与研究者志趣偏向以问题解决为旨归,缺乏"体系意识",忽视学科自身建设有关。因此,从学科层面对社会教育进行探讨,进行社会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应该是21世纪初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22] 第一,厘定社会教育学学科概念。厘定概念是构筑社会教育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但学界对社会教育学学科体系中的基本概念还未达成普遍共识,或是简单演绎教育学的概念,未形成本学科严谨和完整的学科概念。为使研究者处于相同语境,必须明确社会教育学中的基本概念,厘清其与教育社会学等相似概念的关系。 第二,廓清社会教育学学科边界。目前我国社会教育学模糊的学科边界会直接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批判力产生消极影响。[23]为廓清社会教育学学科边界,亟需明确本学科独特的研究对象,它直接关系到社会教育学在学科群中的独立地位及研究范畴。当然保持学科边界并不意味着"撇清"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社会教育学只有坚守学科互涉的研究路径,才能真正走向独立和成熟。 第三,形成社会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学科建设需要以符合自身特点的研究范式做支撑,我国社会教育学应在借鉴不同研究范式优点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以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路径探索本学科的研究范式。 2.培养专门研究人才,打造学术研究平台 在学科建设诸要素中,研究人才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它直接影响着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国当前的社会教育研究队伍,仅有沈阳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设立了社会教育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我国社会教育研究人员数量、质量不尽如人意。当前,社会教育研究的开展亟需培养一支专业化的社会教育研究队伍。 第一,在有条件的高校设社会教育学院、系或专业,设置社会教育硕士点、博士点和专业学位,并为所招收的学生制定专业培养计划,使其在学科专业知识的熏陶中真正认同社会教育的价值,具备立足学科基本问题提出宏观设想的能力。 第二,扩大不同学科背景的人群对社会教育研究的参与度,形成社会教育研究学术共同体。如可以在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下设社会教育研究方向进行招生培养,以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实现创新发展。 第三,打造社会教育学术研究平台。创办社会教育的专业期刊,成立全国性的社会教育学术团体,使研究者在充满对话的专业学术氛围中进行理论研究和学术实践,并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决策咨询。 3.拓展研究领域,契合时代诉求 综观70年来中国社会教育研究,在历史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方面均有建树,然而社会教育的研究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找到突破口: 第一,重视社会教育史的研究。就研究时段来说,要加强中国古代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社会教育史研究,不断拓展中国社会教育区域史的研究范围。就史料而言,要拓寬挖掘史料的渠道,把影像、小说、口述资料等作为史料来源。同时,要注重日本和美国的社会教育史研究,还要关注德国、英国、北欧等其他国家的社会教育史。此外,社会教育史研究要注重从宏大的叙事框架走向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 第二,加强跨学科研究,实现知识增殖。跨学科研究能够促进不同的学科之间进行对话合作,克服单一学科框架下知识的绝对化或静态化。[24]如已有研究者从法学角度思考社会教育权的内涵、价值和发展模式。[25]有研究者从社会学视域对青少年社会教育的现状和对策进行分析。[26]为突破以往的研究路径和挖掘研究新领域,开展跨学科研究仍是今后的努力方向。 第三,关注社会现实,契合教育发展的时代诉求。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领域改革的深化,社会教育研究的内容滞后于社会发展需要。因此,社会教育研究应始终立足时代背景下,对时代诉求做出有效回应,充分体现社会教育研究的学术使命。在新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大众化、终身教育、网络教育等都是社会教育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4.构建中国学派,强化中外学术交流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教育研究起源于国外,我国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末便有学者呼吁建立具有我国特点的社会教育学体系,但至今尚未能摆脱国外社会教育研究模式的束缚,所以创立社会教育中国学派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性。构建社会教育中国学派,应在以下几方面有所作为: 第一,形成具有系统性、原创性和规律性的社会教育理论。这是创生社会教育中国学派的关键。与社会教育的实践研究相比,社会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较匮乏,且不少研究成果抽象概括水平较低,无法形成完整的社会教育理论体系。为此,我们要不断夯实社会教育学理基础,从鲜活的中国社会教育实践中凝练出本土化的社会教育理论和方法,实现理论引领和实践推进共同发展。 第二,扎根优秀中华文化传统,挖掘传统道德资源。社会教育的本质在于平衡人和社会的关系,最终使人的社会道德趋于成熟。"道德教化"也是我国社会教育的本源形态,它促进了古代社会的稳定和民族性格的养成。如何将中华民族历来所尊崇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整合到现代社会教育内容中,并为其注入新的时代精神是未来社会教育研究的重要方向。 第三,中国学派虽强调本土意识,但不意味着排斥国际交流和互鉴。我们既要立足我国社会进行本土探索,又要密切关注国际社会教育研究的新进展,学习、借鉴国外社会教育的研究路径和思考方式。同时,基于我国国情,构建社会教育本土化研究框架,不断提升社会教育中国学派的国际话语权。 【参考文献】 [1]王雷.社会教育概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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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uture, social education research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mproving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cultivating specialized research talents and building academic research platforms; expanding research field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times; constructing Chinese school and strengthening the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Key words】social education research; course; them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