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胡适作为文学家、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非常看重读者的理解度、接受度,译文以"达意"为目标。其翻译的短篇小说对新文学的建立和现代翻译文学的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对读者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着重于讨论胡适翻译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实例,包含汉译英和英译汉,浅谈翻译的意义。 关键词:胡适 小说翻译 翻译分析 翻译以语言为载体,以文化为融通。时代赋予了翻译发展的特征,翻译便也承载了历史的责任。胡适(1891.12-1962.2)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文学创作与翻译共生并存均是他意识形态和诗学思想的映射,也是他创作成果与翻译成就的精彩共鸣。胡适翻译通过其文学创作的改写,宣传了中国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爱国精神,传播了主体人格独立、国家主权自由的崇高思想。胡适的翻译以直译和意译相并重,以归化为主要翻译策略。"在诗学方面,胡适倡导了白话文运功,主张白活翻译,特别是白话译诗,开创了翻译的新时代"[1]。同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良好环境,为胡适翻译的风格、主题以及方式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尽管胡适在文学创作、文学革命的辉煌光芒的映衬下,文学翻译未显张扬,但其翻译成就依然可圈可点,令其翻译家的称号实至名归,其翻译作品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多个领域,为中国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所译的诗歌代表作有《军人梦》、《蝴蝶》、《清晨分别》等等,戏剧译作有《玩偶之家》、《终身大事》等,小说译作有最著名的《最后一课》、《戒酒》、《米格儿》等等。本论文选取《胡适译文集》中的4篇英美短篇小说和《三体:死神永生》中的部分章节进行分析。之所以选择胡适,一方面是他的翻译理论充满大胆的革新,能够典型地体现时代特征,另一方面是我个人认同胡适"译书应对原作者、读者负责"的观点,尊敬他作为译者以国家危亡为己任的抱负。 一.胡适翻译理论概述 胡适与文学翻译有着历史的渊源。1916年2月3日在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曾分析了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他认为佛经翻译提高了白话文地位,解放了中国古文学,开拓了中国文学载体[2]。胡适对佛经翻译的"三大贡献"的精辟概述了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此外,文学翻译理论建设见证了他不可磨灭的功勋,组织专家翻译世界名著浸润着他满腔的心血和斐然成绩,值得我们在此书写和记忆。胡适的翻译活动与现代出版事业共进退的,"两者相与为用,相得益彰"[3]。早在1918年4月,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就指出了翻译在文学创作中具有的重要意义,而译者娴熟地将原语与译语的桥接乃是高质量译作的前提条件。《胡适论翻译》中他强调了翻译文章时译者的三重责任,即译者要对原作者、对自己、对读者负责。他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要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进行新文学的建设。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国土沦丧,国家主权危在旦夕的焦虑中,胡适作为当时的新兴知识分子,满腔屈辱和愤怒亟待发泄,他通过翻译一系列爱国小说,将自己的爱国热忱付诸于笔尖,渴望以此启发民智、启蒙思想。这也与他"译书要对自己、原作者和读者负责"的观点相符。他主张采用"直译",做到"信"和"达"的统一,力求译文顺畅,让读者看懂。可以看出,胡适的翻译风格注重作品的现实意义,往往紧跟时代,且多译权威、一流、有启蒙意义的作品,这也体现了胡适本人的个人追求。胡适的诗歌翻译更是创造性地开启了新的诗体和白话,是胡适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构建和翻译实践深化的大胆抉择。"除了‘开通民智之外,胡适翻译诗歌的另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创造中国活的文学"[4]。陈吉荣将胡适翻译思想归纳为五大特征,即翻译目的的多重性、翻译实践的科学性、翻译语言的多样性、翻译文化的交融性、翻译方法的直译与善译[5]。方英姿,童兆升认为胡适翻译短篇小说的目的在于"一是教育民众;二是改良文学;三是个人需求"[6]。这些特征充分体现了胡适翻译思想的系统性,对我们当今的翻译实践依然具有指导作用。 二.胡适翻译实例分析 1.英译汉翻译实例分析 例【1】:It was a long time before I could get the hang of things about her, for I was used to company and excitement. 译文:我初来时,许久许久,还过不惯这儿的生活,因为我从前有的是朋友,享受的是快乐。 分析:本句是米格儿回到房里后和众人的交谈。米格儿讲述了六年前认识吉梅的过程和收留他的原因。本句直译后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了解关于这儿的事情,因为我已经习惯了陪伴和兴奋"。如果按照这样翻译,句子缺乏逻辑,读者很难理解其中的前因后果。因此此处根据上下文,胡适将译文拆分为短句,用更口语更中文化的表达方式翻译。并且,此处将"company"和"excitement"引申译为"朋友"和"享受快乐",使译文更通顺易懂,逻辑也成立了。 例【2】:"Well, then, here"s to MIGGLES. GOD BLESS HER!" 譯文:"那么,大家一齐,我们祝米格儿的康健,上帝降福于她!" 分析:本句出自法官先生,众人离开米格儿家后来到一座独立旅馆,并一起祝米格儿身体健康。此处原文用了大写字母来表达法官情绪的高昂、激动,中文缺乏类似的表达方式。且如果直译,译文应为"好吧,这是米格儿。上帝保佑她",中文读者不免会对"这是米格儿"感到一头雾水,不理解此处作者想表达什么。因此胡适将其意译为"祝米格儿的康健"十分合理,前面的"大家一齐"也适应了中文的语言习惯,帮助中文读者更好地理解。 2.汉译英翻译实例分析 胡适追求"文章要让读者看懂"的原则也适用于当代通俗小说的翻译,并且不仅是英译汉,汉译英也同样适用。此处以近几年大受欢迎的科幻小说《三体》为例。 在《三体:死神永生》的第一部分中,刘慈欣描写了君士坦丁十一世之死。原文中,他的遗言是:"难道就没有一个基督徒来砍下我的头吗?!"而在英文版中,刘宇昆老师将其译为"The city is fallen, and I am still alive",直译就是"城市陷落了,而我还活着"。这一翻译引起了许多质疑和讨论,许多人认为这样翻译是被英文出版社反向和谐的结果,即所谓的counter censorship,而我认为并非如此。 首先,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死一直成迷,他的遗言也很难找到可信度高的学术资料,我们甚至无法确定他是否真的死在了君士坦丁堡城墙下。但是不管真实与否,可以确定的是,他这句遗言已经染上了英勇就义的悲壮色彩,在众多英语国家历史爱好者中成为了一个meme,且流传甚广。英语母语者只要看到这个句子就能够联想到君士坦丁十一世的英雄形象,这就和我们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联想到文天祥的伟岸身姿一样。 其次,在中文语境中,我们很容易就能将砍头与悲壮感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有梁山好汉,我们有桃园结义,但一位罗马君主拧着眉头瞪着眼珠红着脸大喊"有本事来砍了我的头",就显得有些"四不像"了。英语读者看到"cut off my head"只会感到困惑而非英雄形象。原文中,这句话的目的是为了体现君士坦丁死时的英勇,是为了让读者体会到人类历史上一个时代结束的悲壮感、史诗感,因此翻译成"The city is fallen, and I am still alive"并不是简单的宗教和谐问题,而是艺术性、文学性的问题。此处这样翻译既满足了情绪的需要,又能让英语读者"看懂",个人认为是非常优秀的译文。 回顾胡适文学翻译理论建设及其文学翻译实践,可以看出,胡适所希望的,是将文学翻译作为拯救中华民族的途径,翻译救国也曾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众多的爱国进步人士的时代呐喊与思想共鸣。大概便是读者能从他的译文中获得启示,从而启发民智,挽救民族危亡。作为一个译者,他真正做到了有感而发,将个人抱负融于译文,其译文不仅是艺术,更是他个人信念的体现、时代潮流的体现。 文学翻译是一项辛苦的工作,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相互补充,相互成就。文学翻译即是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改写,呈现的是作者、译者、读者的共同三重思想凝结。翻译既需要满足不同语言读者的阅读习惯,又需要保留原文的内涵与美感。当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和表达方式相差巨大时,想要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就变得非常困难,必有取舍。因此,翻译也许永远没有最优解。其次,当我们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往往会比较多个译文版本,这也说明翻译和阅读一样,是一件十分个人的事。译者需要将自己眼中的哈姆雷特付诸笔墨并公之于众,暴露在聚光灯下供他人评价,这是一个原作者、译者、读者三方心灵交流的过程,而译者需要做的是尽其所能将原文的精妙传达给读者,如果足够幸运,便会有人喜欢上这个版本的哈姆雷特,甚至从中获益。 参考文献 [1]陈淑梅.从改写理论角度解读胡适的翻译[D].南京师范大学,2011(3):11. [2]袁錦翔.胡适与文学翻译理论[J]. 《中国翻译》,1996(04):50-52. [3]廖七一.论胡适诗歌翻译的转型[J].《中国翻译》,2003(05):53-58. [4]陈吉荣.解析胡适的翻译思想[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05): 112-116. [5]方英姿、童兆升.胡适短篇小说翻译研究[J].黄山学院学报,2020(22):04. [6]郑涛、张琴.胡适的翻译出版实践活动与思想研究[J].出版广角,2019(1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