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原的大学入学考试观论要

　　代安娜 柯健
　　内容摘要：民国时期的大学入学考试形式多样、类型丰富，也因此世人对考试抱有不同的观点。陈东原通过进行大学入学考试的相关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形成了自己的观点。陈东原认为不应该禁止大学入学考试，对于入学考试的内容和水平应该有一定的标准，提高入学考试的水平，同时对于招生的标准也应明确，以此来改革当时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从而改变社会的学习风气，最终达到拯救学子、社会和国家的目的。
　　关键词：陈东原 考试观 民国大学
　　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也就是高考，是我国教育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分配高等教育机会以及由此带来的就业机会和社会地位等社会稀缺资源的功能，往往对社会也有很大的导向作用。＂现阶段我国的教育体系正不断转型升级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高考改革作为教育改革中承上启下的部分得到重点关注和广泛讨论。但在北京政府時期，大学招生入学考试的考试权在各高等学校，命题、施考、阅卷、录取都是由学校自主办理的，因此这阶段的高等学校在招生方面拥有比较大的自主权。这一阶段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不够稳定，因此中等教育的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从而导致了中学生的教育程度良莠不齐。对于当时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来说，存在着生源质量不一、招生标准各异、考试难度不同、评分方法不科学等问题，陈东原通过开展实证调查研究发现其中的问题，并发表文章探讨解决的思路的方法，值得我们在当下继续研究和借鉴，以期为当下的高考改革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陈东原（1902-1978），安徽省合肥人，教育史家，长期从事教育管理、教育教学与研究，尤专中国教育史，是二三十年代倡导实证主义教育史研究的代表人物。1922年，成为上海考区第一名的20岁的陈东原进入了北京大学的教育系。1926年写成了对于中国妇女教育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教育系，其后他还担任了安徽省教育厅督学一职。1930年2月，被委派到安徽省立图书馆任馆长一职，期间，他一边进行图书管理工作，一边潜心治学。安徽省立图书馆在他的管理下步入发展的高峰，并跻身于近代图书馆的先进行列。在1936年，他完成了他最具学术代表性的一本书——《中国教育史》。1935-1937年间留学美国，在密西根大学教育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1937年回国，1939-1942年曾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科长同时兼任留学生考选委员会秘书，1943年担任教育部督学兼国立社会学院教授。1949年内战结束前担任了重庆女子师范学院院长兼教授。1951年任川东教育学院教授，1956年调任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由此可见，陈东原深受美国教育的影响，也一直从事教育相关的工作，在高等教育方面有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经验。所以他一直非常关注国内的教育状况，针对当时大学入学考试也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他的大学入学考试观。
　　一.反对取消大学入学考试，提倡改革大学入学考试制度
　　（一）考试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有效方式
　　考试是指考试主体以考试目的需要为根据，选择和运用相关的考试资源，对考试客体各种素质水平进行测量、甄别和评价的一种社会性活动。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识别与选用，而考试是针对这一问题设计出来的解决方案。＂采行考试是历史的选择，在没有想出再好的办法之前，考试是不可废的＂。自20世纪科举考试废除之后，尤其在1925年前后，教育界的学者却对学校考试的存废、考试制度的改革、考试权等一系列的问题有了不同的态度。通过对大学入学考试的调查研究，陈东原发现在现有入学考试的情况下，招生的情况都不能令人满意，这说明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甚至表明中等教育存在一定的问题，陈东原认为在种情况下更不应该禁止入学考试这种能够检验学生学习水平的手段。一旦废止考试，教育更会陷入乱象，教育的质量就得不到保证了。因为考试对教学具有导向功能，教学是实现教育的途径，教育是为了培养人，使人获得能使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而考试的目的是检测学生掌握所学知识的情况，便于教师及时了解、调整和巩固教学的效果。考试对教学的作用是其他的评价方式所不能替代的。在陈东原的调查研究中，就曾提到东南大学也曾经尝试过以智力测验代替入学考试，然而真正地实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完全取消了这种方式，这也是从实践角度证明了大学入学考试存在的必要。大学入学考试存在的种种问题应该从改革改革的角度予以解决。
　　（二）大学入学考试的水平亟待提高
　　高考作为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标准的终结性评价，高考的考试科目、考试内容、考试方法和最后的录取比率等内容都应该在结合历年的考试情况甚至参考民国时期的情况，进行充分调查、研究之后结合具体的研究结果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把其中不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部分进行改革、改进，最后形成一种比较好的考试体制。
　　陈东原通过与同事组成的高等教育访问社，以北京地区为例，主要分析了北京地区各大学的入学招生考试相关情况。1924年，有五千多人去北京投考，而八所北京国立学校能容纳的人数不足九百人，大多数人的命运是随着大学入学考试的失败而进入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道。1925年，投考北京大学的有2500多人，最后只录取205个学生，录取率不足8%。东南大学，1571人报考，录取251人，录取率也只有15%。没考上的人的命运就各有不同，主要有的去了私立学校，有的去了乡下教书。因为投考人多，而国立高校录取人数少，所以当时就出现了私立大学快速发展的情况。北京地区，1924年时的私立大学只有11所，到了1925年就发展到了21所，这种速度是很惊人的，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很多的国立大学落榜学生最后选择了私立大学就读。而考上了国立大学的人，经过陈东原等人的调查，发现他们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这说明当时的大学入学考试是存在一定问题的。陈东原认为这种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各校的入学考试，缺乏统一的标准，考试难度不一，深浅不一;第二，同时说明当时的中等教育的培养水平各不相同，因而培养的毕业生水平良莠不齐。
　　针对当时入学考试实际情况存在的问题，陈东原等人又继续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研究发现当时的应试生的程度，在对北京大学1923年的2488名学生入学成绩的统计中，他们发现国文成绩在50分以上的不到三分之一，英文成绩50分以上的不到五分之一，数学成绩50分以上的不到八分之一。这些数据都可以说明，当时的参加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大多数的学生水平不高，尤其是英文水平和数学水平。也就反映出来中等教育在学生培养方面的不足。因此，陈东原认为中等教育的发展应向大学的标准看齐，以大学的标准来培养自己的学生，使这些学生达到大学要求具备的水平。
　　而除了应试生的水平，入学考试的水平也值得研究。就考试内容而言，北京地区的大学入学考试也分了三大派，比如北京法大与朝阳大学等几个私立大学成一派，除了考国文、英文、数学三门主科外，只考历史与地理;而东南大学自成一派，除了三门主科，还考物理、化学、博物、历史、地理，以及公民常识教育;而第三派，北京大学与北京师大，考东南大学除了常识教育外的其他八门课程，各大专科学校又在此基础上稍作调整以适应自己的特性。由此可见，当时的入学考试的内容各大学各不相同，除了三门主科都考，其他是各有各的要求，这对于没有确定要考的学校的考生来说是不利的。陈东原的观点是，各大学不应该对于考试直接制定确切的课本，而应该划定一定的考试范围，甚至应该指出具体应达到的标准，让学生更明确考试的范围和有的放矢地进行考试准备。
　　不光考试的内容标准各异，考试的科目的难易程度在不同学校之间和同一学校的不同科目之间也是不同的。陈东原指出，这种考试程度的不同使得学校失去了评判各学科同等分数的价值，也会在评判学生分数时，埋没学生在某一科上的特长，是不利于学校从招生考试中选拔具有专长的人的。而在具体的考试方法上，分为两大派。一派以北京大学为代表，一贯采用问答法，这种方法常被指摘旧式、笼统。而另一派以东南大学为代表，多采用问答法、填字法以及认识法。陈东原认为，填字法具有繁琐与机械的缺点，在考察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时不适于采用。而问答法却能在让学生充分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单纯的采用某一种或两种的考试方法不够科学。陈东原认为，应当依据学校每年的考试内容和不同学校的考试内容确定考试的标准，对于评分方法，也应该明文规定采用的方法，而不应经常更换。由此可以看出，陈东原是很关注考试中具体采用的考试方法还有具体的评分标准的，认为整个过程都应该标准化、科学化，采用一种更能规避某种方法带来的局限的综合的考试方法，不同的方法之间的优缺点相互平衡，才能达到一种比较好的考试效果。他建议采取麦克尔的T分数计算方法，可以改进原来的那种总分和单科计分方法，避免埋没专长的弊端，也同时避免了试题难易程度以及教师判卷宽严标准不同带来的影响。
　　陈东原也明确提出了大学招生应该有明确的标准，这种标准制定的原则又三个：第一，这种标准，应该是有利于大学本身的，也就是招的的学生大部分都可以达到的一种标准，以维持大学本身的水平;第二，这种标准应该有利于提升学生，让学生有明确的目标以及可以通过努力的途径达到的水平;第三，这种原则是最有价值的，也就是制定能使中等学校有所提高的标准，因为中等学校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大学的入学标准。
　　二.重视让青年学子树立高尚的读书目的，科学地报考高等学校
　　当时的高等教育学校包括大学、学院和专科学校三种类型，学子们集中立志报考大学，学院和专科学校却不是他们的首选，这就体现了当时的学子们报考学校观念上的不科学。陈东原认为，青年学子在报考学校的时候应当充分地考虑学力、智慧、性格、兴趣和环境。他认为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中等学校毕业生的补充，青年学子应扩大眼界，广泛寻找出路，不应只讲眼光集中于升学，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过大的压力。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太多的人投考，而只有极少数的人能被录取。诚然，升学不是高中毕业生的唯一出路也不应该成为他们读书唯一的目的。
　　只要树立崇高的读书理想，身处各行各业也都能为社会和国家做出相应的贡献。陈东原批判那些不知道读书真正意义所在就去读书的学生，列举了读书目的不端正不纯粹的一些例子，包括以顺从父母意愿、遵循惯例、获得功名富贵、凸显个人英雄主义、混小差事、继承土豪劣绅身份等为目的去读书的例子，最后强调应以＂安身立命＂味读书的真正目的。倡导青年学生要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地学习，真正以＂上则用国家社会，下则为国家社会之用＂为目的。也就是应以能够改造国家社会的环境造福身处其中的人为读书的最高目的，以能够为社会、国家建设尽自己绵薄之力，使自己成为对社会、国家有用的人为最低目的地去读书、学习。抱着这样读书目的的人，才能在大学入学考试中脱颖而出，最终成长为国家、社会的栋梁之材。
　　三.陈东原大学入学考试观对当今高考的启示
　　（一）入学考试首先应明确标准，放到今天来看也是一样，高考改革改什么，首先应该看到的是大学给出的标准，依照大学的基本要求，制定高中阶段具体的学习的具体任务以达到的大学入学考试应达到的水准。
　　（二）对于具体考试中的内容、方法和评分标准，他也主张采取更科学、更全面的方式方法，试图用一种更新、更好的尝试去代替那种旧的、缺乏科学的方式，这种不断力求推进革新的精神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的。从严格把关入学标准开始，让高考考生更加明确大学应达到的水平和应掌握的知识。当下的3+X的模式就是对于高考内容的改革的一个很好的尝试，这样有利于参考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也能让考试的内容更丰富多样，对于考生来说是更加科学、更有效的一种考试形式。
　　（三）我们应该重视考试，因为考试是一种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和民国时期的考试一样，今天的高考也不应该取消或禁止。就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刘海峰院长所说，高考是涉及到千万家庭的事，不应该休克式地突然进行大的变动，而应该逐步地、循序渐进的进行改革。而具体到改革的内容也应该结合上文中提到的，对考试方方面面加以排查，對不利于当下的高校进行人才选拔和人才培养的都应进行改革。
　　（四）要重视教育史中的材料和数据，以史为鉴，学习前人宝贵的经验，这是属于我们的宝贵的教育资源。
　　同时我们也要与时俱进，时刻关心教育发展的最新动态，深入分析教育相关的问题，总结内在的规律，不断推进教育改革，深化教育理论。用科学的教育理论知道我们的教育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检验、发展教育理论，推动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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