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研究基本问题深化对城市化的认识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是2013年一季度城市住房销售增长了60%以上，从而把经济增长速度拉上去了。当时就有观点认为，城市化是拉动需求的重要力量。于是就有人做了理论上的说明：农民进城以后像城市人口一样消费，于是需求增加，商品房的销售大幅度提高，城市建设投资支撑了经济增长。
　　后来，经济学家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概念上的误区。经济学所说的能够支撑增长的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不是那种心理上的需求。农民进了城以后可能想住上和城市人一样的大房子，但是根本的问题在于他们的收入有没有增长、有没有钱，否则这种心理需求并不能够转变成经济意义上的实际需求。
　　到了2013-2014年，流行的观点又变了：城市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自然结果，不能靠城市化去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因而不能人为推动城市化加速。
　　既然城市化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功能无解，于是对许多问题就没有办法进行深入的讨论。在那个时候，我对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研究。我发现，中国学者对城市化功能的看法，跟国际上经济学家的主流看法有很大的差距。
　　2010年我们在做＂十二五＂预研究的时候，邀请了几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共同研究，包括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罗默到北京进行考察，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做了一次关于城市化的学术报告。他说，当人们在城市中聚集，人和人之间面对面交流，通过思想的碰撞，能够创造新思想（ideas），所以城市化的功能就是产生新思想、新技术、新制度。正是因为城市化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城市的规模越大，人们聚集的密度越大，效率也就越高。
　　对这一点我不太同意，我跟他讨论的时候，就讲了我们在苏州的调查。苏州一直抱怨，好不容易从西部地区引进了一些人才，几个月以后却跑到上海去了。苏州认为，因为上海是大城市，各种文化设施都比苏州强。其实，那时候苏州已经规模很大了，而且上海近在咫尺，可以很近便地享受上海文化。我们调查发现，问题不在规模，而是苏州闭塞，技术人员在这里待几年以后技术水平就赶不上时代发展了，而在上海，技术水平可以不断进步。所以苏州的主要问题是来者不拒，什么人投資都给安排，专业太多，于是同专业能够交流对话的人数太少，达不到提高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临界点。所以，这里的问题是，人的聚集还需要能够对话。
　　我后来到广东去讨论这个问题，就说了一个意见。金融行业因为涉及的专业太多，要达到临界点，城市的规模就要很大。所以可以发现，金融中心越大，城市的规模越大。纽约市是世界金融中心，有一千万人口。但是制造业就不一样了，它和其他产业之间不需要有那么密切的联系，所以美国波音商用飞机的生产基地就在西雅图的小镇上。原来还有一个产业需要在大城市里，即商业服务业，但是网络发达以后也不需要在大城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