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墓的女性装饰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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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王墓深藏于象岗山腹心，为一座大型竖穴岩坑石室墓。整个墓室用红砂岩石板砌筑，分前后两部分，共7个室。在1983年的考古发掘过程中，于墓室内外发现至少14个殉人。通过对墓中遗骸或牙齿的初步鉴定，可以确定西侧室应埋藏有一名40岁左右的女性殉人（RVII）。结合东侧室所发现的夫人玺印，以及西侧室铜镜覆面[1]的葬习，推测整个墓中的女性殉人至少有10位，其身份有＂右夫人＂＂左夫人＂＂泰夫人＂＂口（部）夫人＂及一些庖厨隶役。这些女性殉人身份不同，随葬品各异，从其随葬品中可一窥当时南越宫廷女性的生活状况。本文撷选其中的组玉佩、带钩、铜镜和妆奁用具等装饰用品作分析介绍。
一、辨明身份的华丽组玉佩
组玉佩于两周时期尤为兴盛，随着其结构的复杂化和制度化，逐渐成为权贵身份的标志。到战国、西汉时期，组玉佩较为常见的佩戴方式，是系于腰间，垂于腹下。如信阳2号墓[2]与江陵武昌义地楚墓[3]出土的彩绘木俑上，都可见身上所绘组玉佩自腰带垂下。＂考古发现的西汉组玉佩，在人体上的位置与战国墓所见也基本一致。这些情况似乎又说明，战国、西汉组玉佩的佩戴方法应该是基本相同的。＂[4]戴上长长的组玉佩不便疾行，故有＂改步改玉＂的节步功能。墓中东侧室内，根据玉佩饰出土位置与夫人印章邻近关系，基本可判定归属四位夫人的组玉佩有5套。四位夫人生前地位不同，死后也有尊卑等级之分。汉代尊右卑左，四位夫人随葬的印章材质与印文，明显反映出其间的地位差距。右夫人居众夫人之首，随葬龟钮金印，印文称＂玺＂，其他三位夫人地位不及右夫人，只能用鎏金铜印，印文称＂印＂。由此，右夫人随葬的组玉佩也最为华丽。
归属右夫人的组玉佩有2套。A组组玉佩（图一）由3种不同材质的20个配饰组成，自上而下依次是连体双龙佩、2件玉环、3凤涡纹璧、10粒金珠、l粒玻璃珠和5件玉璜。挈领的连体双龙佩平面略呈椭圆形，以二龙连体构成龙身，龙身上部双面透雕，张口探爪，下身双面涡纹，环绕外周，极富动感。二龙张口对视，共同护卫中间的花蒂。三凤涡纹璧饰双面涡纹，周边透雕三只凤鸟，大小不一，姿态各异。5件玉璜的装饰也各有不同，玻璃珠下面的玉璜透雕有四条龙，最为精美。整套组玉佩上的每一件玉饰单独来看，都是巧夺天工的艺术品，组合在一起，又互相衬托，形成上紧下松、疏密有致的结构。
墓中左夫人佩戴的组玉佩，其规格则次于右夫人。另两位夫人的组玉佩上的玉饰，又比右夫人和左夫人的稍逊一些，虽较为简单短小，也依然清新秀美。组玉佩的长度与身份相关，不过，据串系形式复原推测，墓中最长一套组玉佩（复原后长约90厘米）是前室殉人RXII的陪葬品，长度甚至超过了墓主人组玉佩（复原后长约60厘米）[5]。然而，这套最长组玉佩的构件简单，雕工不细，结构松散。可见墓中组玉佩似乎以精美程度和身份关系更为密切。
墓中组玉佩在器形和装饰上仍保留战国遗风。部夫人和右夫人B组组玉佩上，还有表明其女性身份的玉舞人饰件。墓主人组玉佩上也有玉人4件，然皆男性形象。右夫人组玉佩上的玉舞人（图二），在腰带下也雕出一环和一璜组成的组玉佩饰，璜下还有流苏。舞人的身份属舞伎婢妾之类，这种由环和璜组成的简单配饰，可能是当时地位不高的年轻女性佩戴组玉佩的真实写照。
二、日用生活的带钩和铜镜
除礼玉性质的组玉佩外，墓中几位女性殉人，还有铜镜、带钩这类日用品随葬。两广对于带钩、铜镜的使用，实非本地传统。两广与楚地仅一岭之隔。＂战国中晚期以后，楚的势力已达南岭北侧或部分越过南岭，五岭南北楚越人民在经济、文化方面往来不断。＂[6]然而考古资料表明，反映生活习俗的日常生活用品，如铜镜和服饰类的带钩，却极为少见。＂春秋战国时期正是铜镜蓬勃发展的阶段，可是在越文化的范围里却不见或少见铜镜，尤其是两广与铜镜业最发达的楚地只一岭之隔。＂[7]岭南地区虽自战国晚期已有带钩，然出土数量稀少。仅广东肇庆北岭松山战国墓出有1件玉带钩嘲，广西平乐银山岭发掘110座战国墓，也只有98号墓出带钩l件[9]，说明岭南开始使用带钩的时间也为时不长。
秦平百越及南越国的建立，使大批中原人南下，在赵佗＂和辑百越＂的政策下，汉越通婚受到鼓励。南越人开始接受秦汉人的生活方式，对铜镜、带钩这类日用品的使用才开始增多。墓中东侧室发现有右夫人＂赵蓝＂的象牙章，推测右夫人即是一名从夫姓的越女。而西侧室6名殉人皆有铜镜覆面，这种葬习目前还未见于其他地区，未知是否也是南越人特有。无论如何，从上述可推知，南越宫廷中的越人女子，应和中央朝廷的汉人女子一样，使用了铜镜、带钩这些日用品。
墓中女性殉人使用的带钩，形体都很小，应是配系用具。与墓主人作束腰革带，有一定弧度以貼合人体腰腹部的大带钩造型不同。西侧室7名殉人身上或身旁出土小带钩8件。其中殉人RX的牙齿旁出土有雁首形银带钩（图三）。由于墓室内多次进水，器物位置扰动。出在牙齿旁的带钩应是从肩颈处移动过去的，推测其可能是用于衣领部的襟钩[10]。随葬四位夫人的东侧室，出土有小件银、铜材质的带钩11件，形状有雁首形，龟首形、蛇首形和龙首形。古时没有衣袋，随身佩带一些物品，往往用带钩挂在腰间。＂东侧室＂左夫人＂脊椎骨上有铜镜、带钩，近旁有＂左夫人＂鎏金铜印和组玉佩[11]，＂与铜镜、铜印、组玉佩共存的带钩，应是用来钩挂这些物品的＂[12]。
铜镜也是墓中女性随葬品的一个生活用具大类，数量众多。墓中共出铜镜39枚，几位女性殉人埋葬的东西侧室，随葬铜镜就有24枚，占到一半以上。这些铜镜皆圆板具钮形，渊源多样，有楚式、秦式，大部分是汉代流行的镜式。随葬铜镜镜背纹样，主要有楚墓常见的＂山＂字纹镜，以动物为主体的龙纹镜和龙风纹镜，战国到汉代流行广泛的连弧纹镜等几类。有专家经过资料对比和分析鉴定，认为南越国＂铜镜的合金配比与中原、湖北、湖南等地出土的铜镜相同，金相组织也相同＂[13]。可见南越国时期的铜镜大部分是由中原内地输入的。
三、梳妆修容的妆奁工具
南越国宫廷女性既然有铜镜以鉴容照面，亦当有妆奁用具来梳妆修容。东侧室北面发现有一木胎圆形大漆盒，考古发现时压在＂十＂字形龙凤纹铜镜下，已残毁。盒内盛小漆盒2件，及铁削、刮刀、镊、茀柄、钉、小码钉等物件。小码钉及钉身附有朽木痕及木片，这些钉子原应在漆盒上起固定或装饰作用。根据发掘报告所绘大漆盒内物品线图，其内还有疑似眉笔的一截细短管。而漆盒出土时，压于一枚大铜镜之下。漆盒内随葬的小件工具应为四位夫人的修容用具。
《释名·释首饰》有言：＂镊，摄也，摄取发也。＂若有眉笔画眉，由于先天眉形不一定很好，首先就需要去掉部分眉毛，甚至把眉剃去，再用黛石画上眉形。去眉的工具即镊子或刮刀。广州玉子冈西汉墓中出土的铁镊、湖南长沙马王堆l号汉墓单层五子奁内的角镊、环首刀皆为拔眉工具[14]。据此，东侧室大漆盒盛装的铁镊、环首及首卷曲的铁削（图四、图五）可能也作相同用途，与疑似眉笔的工具配合使用。
大漆盒中还装有茀柄。茀与拂通，形状如刷。马王堆一号墓中就出有棕茀3件，分置于五子漆奁和九子漆奁中的长方形小奁内。关于茀的用途，目前认为可能是古人用来清理梳篦污垢，或者修饰鬓发所用的＂刷＂[15]。也有观点认为是用于施脂粉的物品[16]。东侧室一缠绕式龙纹镜（图六）出土时，镜背亦可见2支残茀的痕迹，原放于镜囊中[17]。可见茀与铜镜常配合使用。
由此来看，这件木胎大漆盒应为妆奁盒。南越国墓葬出土的漆奁及其他漆器多为木胎。木胎漆器的做法自战国时期在巴蜀及秦地区就已流行。＂广州1097号（南越墓出土）漆奁上烙印‘蕃禺两字，表明广州南越墓出土的漆器，大约都是南海郡蕃禺市府漆器作坊的产品。＂[18]可见当时南越国的漆器应以自产为主，胎体制作则延袭战国时期的工艺。东侧室这件木胎大漆盒内还发现有圆形漆盒2件，可能即是盛化妆修容的脂粉用。西侧室亦发现一件似为梳妆用盒的木胎小漆盒，置于一面缠绕式龙纹铜镜上。尽管残朽严重，尚可辨出马蹄形状，此造型正适合放梳篦[19]。
四、结语
南越王墓作为岭南地区十分重要的文化遗址，其考古发现揭示了两千多年前岭南地区大量的物质文化信息，其中也包含女性方面的丰富信息。墓中出土于几位女性殉人身上或身旁的随葬品，使我们得以一探南越国后宫的等级位次，及自夫人到庖厨隶役的日用生活情景。从东西侧室出土的一些随葬品，还用丝绢裹缠，有些玉器表面染满朱砂，可能包裹的丝绢上亦敷了朱砂染色。在反映南越国宫廷生活奢侈的同时，也可见其纺织业十分发达。由此或还可推知当时女性参与劳动生产的情况。《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秦二世时期，时任南海郡尉的赵佗曾向秦王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这一大批女性的南来，应也有纺织手工业者，想来她们或与越族人民杂处，利用岭南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之后南越国纺织手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墓中出土的一套铜印花凸版，即可见当时南越国已掌握先进的织物印花技术。
[1]室内的人殉除了一小孩外，其余遗骸的牙齿上面盖有铜镜，应属宫女;在铜印旁的女尸骨年龄较长，应是厨主。黄新美《南越文王墓葬的人殉》，《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
[3]王传富、杨明洪：《湖北江陵武昌义地楚墓》，《文物》1989年第4期。
[4]黄展岳：《南越王墓的丝缕玉衣和组玉佩》，《先秦两汉考古论丛》，科学出版社，2008年。
[5]前室＂室内东侧一殉人（RXII），棺具已朽，在棺板灰痕内，由北而南相距90厘米，直线排列一套组玉珮饰＂。据此推测此套组玉佩长约90厘米。参见广州市南越王墓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馆编：南越王墓玉器》，两木出版社，1991年，第278页。墓主组玉佩＂出土时，自领头的第一块璧起，至最下的一件玉套环止，长约60厘米。复原就是依这个长度＂。见广州市南越王墓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馆编《南越王墓玉器》，第247页。
[6]全洪：《南越国铜镜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
[7]全洪：《南越国铜镜论述》。
[8]徐恒彬：《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11期。
[9]蒋廷瑜、韦仁义：《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10]李郁：《南越王墓出土带钩的使用功能》，南越王官博物馆编：《西汉南越国史研究论集（一）》，译株出版社，2015年。
[11]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年。
[12]李郁：《南越王墓出土带钩的使用功能》。
[13]《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铜器、银器及铅器鉴定报告》，《西汉南越王墓（上）》附录五。
[14]刘芳芳：《战国秦汉漆奁内盛物品探析》，《文物世界》2013年第2期。
[15]郑曙斌：《试析马王堆汉墓随葬的梳妆用具》，《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4期。
[16]张晓娅：《马王堆汉墓出土梳妆用具浅论》，《四川文物》2008年第8期。
[17]广州市文物菅理委员会编：《西汉南越王墓（上）》。
[18]陈春生：《西汉漆奩概述》，《南方文物》2001年第3期。
[19]＂小奁的形状随所盛之物而不同。长方形者盛笄或擿，马蹄形者盛梳、篦，圆形的多盛脂粉之类。＂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