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大数据 人工智能 科技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就曾提出,浩瀚的数据海洋就如同工业社会的石油资源,蕴含着巨大的生产力和商机。谁掌握了大数据技术,谁就掌握了发展的资源和主动权。"大数据"现已成为了我国社会各界的热点词汇,在各级政府机构的推动下,利用大数据的结果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加政府决策合理化(rationality)和科学化等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从事数据挖掘和算法的中小公司也开始涌现,专业人才进入数据行业的数量快速上升,大数据在制造业、农业、外贸、服务业、金融等各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入。同时,由于大数据与机器人—人工智能产业相结合,政府和社会对此也同样极为重视,2016年4月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这五年来我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进程明显加速,产业格局重构也在迅速调整,大数据产业的益处和价值日益显现。 但是目前所取得的进展和成绩与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相比,与党中央国务院的期待相比,与国际数据产业发展前景和市场机制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其中数据分享方面的体制限制一直比较突出,不愿甚至不敢共享开放的情况较为普遍。有些智库和研究机构进而认为我国数据产业化的主要矛盾就是数据分享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如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单志广研究员认为,发展大数据产业的首要任务是打破部门割据和行业壁垒,实现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跨系统的数据交换与共享,以促进数据开放、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构建全流程、全覆盖、全模式、全响应的信息化管理与服务体系。尽可能拆除大数据交流上的制度性壁垒,直接触及的是行政垄断和条块体制,但问题争议的焦点却在于我国大数据规划建设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 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早已高屋建瓴地指出了大数据战略和规划方面的基本问题和目标。2017年 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大数据问题进行了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深刻听取了专家学者的讲解,随后就我国大数据发展战略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推动大数据技术产业创新发展;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运用大数据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保障国家数据安全与完善数据产权保护制度。一般认为,上述五大要求实际上构成了国家大数据战略的"五大内涵"。从习近平总书记的五个战略指示中,我们会有更广阔的视野和问题感。这五个方面所涉甚多,本文从两个方面做一简要分析。一、大数据产业的国际化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和分工全球化的21世纪,评价大数据这类的国家级战略规划及其细节时,当然不可能离开国际市场和国际竞争的背景。有些具体领域和方向的技术如果不具有全球性的领先地位,不具有自己的差异化定位,在市场中就没有市场价值和地位,甚至就连存在的价值都没有。如目前某国某公司独立自主研发出了某项核心技术,除非其国内市场高度封闭,否则通信运营商根本不会采用。有些人用发展原子弹技术的案例说明可以通过相对封闭的国内市场去走重大技术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是十分错误的观点。重大军用设施装备与民用商业技术的研发机理不具有可比性,其不仅对技术市场缺乏基本了解,对资本市场也同样缺乏了解。即使不谈专利问题,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哪个投资主体愿意斥资百亿美元去搞一个在国际市场上马上就要被淘汰的技术或其平台呢? 要尽可能地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待和评估数据产业的规划,对此政界学界当然早已有人有充分的意识,如有学者认为:"未来国家层面的竞争力将部分体现为一国拥有数据的规模、活性以及解释、运用的能力,数字主权将成为继边防、海防、空防之后另一个大国博弈的空间。"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美国由于是联合国、众多国际组织总部驻地,是国际金融和情报中心,可以相对更便利地接触到其他国家不那么容易接触到的国际数据中心,如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统计数据库(LABORSTA)、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等上市公司的数据库。同时,由于很多著名的跨国公司诞生于美国或在美国上市,如谷歌、YouTube、Twitter、PayPal、Facebook、WhatsApp、亚马逊等国际巨型公司,所以美国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数据分享、研发和处理挖掘方面也很自然地具有其他国家所难以具备的国际性条件和基础。我国与之相比,差距当然是巨大的。如我国上交所的数据库与纽约证交所就完全不具有可比性,外国公司目前还不会来我国上市,国外主权基金也不会直接投资A股或在中国发债。 简言之,我国目前并非大数据产业强国,也不掌握着世界上诸多的大数据中心,如全球金融和股票领域的数据库。而美国大数据产业本来就有其在科研和人力资源上的传统优势,加上重要领域数据库上的差别又如此之大,中美两国在经济大数据产业方面的差距显然只会越拉越大。高举"数字主权"旗帜固然有其发展数据产业强国的初衷和美意,但其结果只能将我国数据产业与世界上最发达的中心隔离开来,把自己边缘化,一个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不难想象其危害性。所以要想充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就必须使我国大数据产业尽快与世界接轨。二、大数据产业提升国家决策科学化的作用 前文之所以论及大数据产业的国际性有待加强,也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充分利用大数据提升国家决策和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指示有关。毋庸讳言,我国目前的大数据相关科研管理政策还有过于偏重经济效用的倾向,而对大数据在国家重大决策方面的参考作用却罕有提及。以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大数据白皮书为例,其主要都与经济相关,如《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年)》和《中国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白皮书(2019年)》。 以外交政策为例,自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委内瑞拉问题、伊朗问题、朝核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南海问题、贸易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宗教自由问题等一系列压力越来越大,可以说中国所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而国内主要相关智库的判断和分析几乎全部落空,所给出的结论不仅缺乏遇见性,无助于解决问题,甚至还雪上加霜,使问题恶化,乃至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美国朝野上下在对华政策的问题上迅速达成了罕见一致,甚至还成立了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毫不夸张地说,中美关系如果继续恶化下去,新冷战就会全面在中美之间拉开序幕。如果发生,中国所失去的不仅只是一个贸易伙伴而已,而是涉及国运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在传统的战略情报获取方式之外,利用大数据对美国政府对华重大决策及其民情基础进行提前分析和预案,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不过这需要我国科研机构或大数据公司可以便利地、自由地接触到美国数据库中的相关成果,如美国各种民调机构的数据库等等。 再以我国各城市地下排水管道数据为例,截至目前,我国并没有完整准确的调查数据和联网数据库,即便上海、北京这样财政状况良好、管理相对先进的城市亦只有其中少数的一部分数据,二三线城市的情况则基本空白。事实上,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以期对各城市地下排水管道进行清查、修理疏通,以加强城市排水能力,防止2012年7月北京那种一遇暴雨城市地下管道就会拥堵,乃至死人、损失大量财产的情况发生。但2016年7月这一情况在武汉再度发生,市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巨大。发生这类情况的原因并不复杂,都是城市排水管道系统陈旧老化所致。虽然国务院如此重视"海绵城市"规划,但在源头上却无法推行,城市主政领导者宁愿冒着暴雨致损的风险也不愿对地下排水管道系统进行全面排查和维护,翔实的数据也无法获取和分享。政府决策部门当然也就无法依靠大数据做到决策的最优化,利用大数据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也就成为了虚幻。这一案例充分说明了具体领域大数据的获取、挖掘和分享是需要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具体推进,而不能自发地呈现出来,更不是靠口号就能解决的。三、小结 总的说来,从以上我国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挖掘技术及其管理政策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其与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一个有雄心的大国如果要想在新一轮的国际技术大潮中占据重要甚至领先的位置,显然还有很多地方要加以改進。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5月下旬访问革命老区江西时指出: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我们需要一场新的长征。很自然地,对于长征精神不可做庸俗的理解,将其仅仅理解为翻山越岭式的艰苦生活当然是荒唐的。在中国经济已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今天,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些高科技产业日益更新的21世纪,长征精神首先意味着拿出革命者大无畏的勇气进行创新,破除那些阻碍中国走向伟大复兴的思想和束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创新"念兹在兹,大声疾呼:"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创新就是生产力,企业赖之以强,国家赖之以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