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墓出土玉圭初步研究

　　玉圭是一种扁平长条形玉器，下端平直，上端作等边三角形[1]。玉圭作为一种礼仪用玉，发现于龙山时期，盛行于战国时期，汉代仍有使用，之后几无发现，直至宋代以后多有仿制。明代恢复用玉礼制，玉圭复又成为重要的玉礼器，明墓中多有出土。
　　关于明代玉圭，前人也做过一些研究工作：张广文先生《明代玉器专题连载之五——明代的玉礼器》[2]、徐琳<明前期礼仪用玉研究》[3]中都对明代用圭制度有所涉及，陈建平<出土明代玉圭：大明王朝恢复汉制的实物例证》[4]对明代玉圭做了简要介绍。本文欲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与明墓出土玉圭情况，对明代玉圭使用制度及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考察。
　　一、明代玉圭的出土情况
　　明代玉圭均出土于帝王墓葬中，据目前公布资料统计，明代帝王墓中出土玉圭共计3l件。
　　帝陵中定陵出土玉圭共8件，分属明神宗、孝端后、孝靖后三人[5]。亲王随葬玉圭见于鲁荒王墓[6]、郢靖王墓[7]以及梁庄王墓[8]、蜀懷王墓[9]四座墓葬。亲王妃随葬玉圭发现较多，郢靖王妃、梁庄王妃、宁康王妃[10]、宁靖王夫人吴氏‘川、益端王妃[12]、益庄王妃王氏和万氏[13]、益宣王元妃李氏和继妃孙氏[14]、益定王次妃王氏[15]均随葬玉圭一件。
　　蜀王世子朱悦燫[l6]、南城株良益藩郡王[17]刀各随葬玉圭一件。郡王妃中，兰州肃藩郡王妃[18]、乐安昭定王妃宋氏[19]各随葬玉圭一件。安徽歙县明墓出土玉圭一件[20]，此墓墓主身份虽不明确，但从墓中出土内官监造金帔坠来看，墓主应为郡王妃及以上身份。
　　墓葬中玉圭的出土位置并不固定，有的出土于漆木箱内，有的出土于棺内。蜀王世子、鲁荒王、郢靖王随葬的玉圭均盛于漆木匣中，与冕、牟、腰带、玉组佩等物共同放置于漆木箱中，组成一套冠带佩饰，是亲王礼服所用。孝端后、孝靖后的玉圭同样与玉带、玉组配等共同放置于随葬木箱内。万历随葬玉圭盛于木匣之中，放置于棺内头部一侧。益定王次妃王氏、益端王妃彭氏、益宣王妃李氏、益庄王妃王氏与万氏、宁靖王夫人吴氏、兰州上西园郡王妃随葬玉圭均位于棺内，放置于头部左侧或胸口位置。将玉圭放置于胸口，当是模仿墓主生前手执玉圭情形。
　　二、明代玉圭的形制与等级
　　明代玉圭的使用制度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只有皇族成员才可使用[21]，不同级别使用玉圭的尺寸、纹饰、玉质不同。《明会典》中对于用圭制度的规定与《明史·舆服志》相同，惟《明会典》更加详细。
　　《明会典·皇帝冠服·衮冕》中，永乐三年定＂玉圭长一尺二寸，剡其上，刻山四，盖周镇圭制。以黄绮约其下，别以袋韬之，金龙文＂；嘉靖八年定＂圭，白玉为之，长尺二寸，剡其上，下以黄绮约之，上刻山形四，盛以黄绮，囊藉以黄锦＂[22]。
　　定陵万历棺内出土的一件玉圭为白玉质，正面刻四山纹，纹样描金，长27.3、宽6.4厘米（图一），形制与《明会典》规定相符（图二），当为所谓的＂镇圭＂。圭上下左右各刻一山，象征东南西北＂四镇之山＂。《明会典》规定圭长一尺二寸，明一尺约32厘米[23]，定陵所出镇圭长仅27.3厘米，似与规定不符。《皇后冠服》中载＂玉谷圭长七寸（周尺）＂，推及皇帝所用玉圭，也当为周尺，周尺一尺大概为23厘米[24]，一尺二寸为27.6厘米，与出土镇圭尺寸颇为接近。
　　皇帝皮牟服＂玉圭长如冕服之圭，有脊并双植纹，剡其上，黄绮约其下，及有韬，金龙文＂。定陵万历棺内所出的玉圭（图三），白玉质，正面中间有脊，两侧各有一道凹槽，槽内突起一条抹角圆棱，长26.8、宽5.9厘米，纹饰与《明会典》＂玉圭图＂[25]相符（图四），尺寸比万历镇圭略小。
　　与镇圭和双植纹圭同出的还有丝织玉圭套、套手玉圭套、玉圭袋，可与《明会典》中的＂黄绮约其下＂、＂盛以黄绮＂、＂囊藉以黄锦＂相对应，惟玉圭袋纹饰并非全为《明会典》中所定的金龙纹，有菱形卐字纹和织金龙纹。
　　《明会典》定皇太子用圭长九寸五分，亲王玉圭长九寸二分五厘，世子、郡王玉圭长九寸，对玉圭纹饰并未提及，当为素面。皇太子用玉圭尚未发现实证；鲁荒王墓出土两件玉圭，白玉圭长25.4厘米（图五），墨玉圭长29.6厘米（图六）；郢靖王墓出土两件青玉圭（图七），长度分别为24.2和24 .15厘米；梁庄王墓出土三件（图八），其中一件青白玉圭长25.7厘米。以周尺计算，九寸二分五厘约为21.9厘米，鲁荒王三人随葬玉圭明显逾制，鲁荒王墓随葬墨玉圭长度甚至超过了万历随葬的一尺二寸的镇圭，是出土玉圭中尺寸最大的一件。鲁荒王卒于洪武二十二年，其随葬玉圭应属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前所制，因此与定制不符。其余亲王墓由于被盗的原因没有素面玉圭出土，因此难以判断亲王随葬玉圭逾制是否是普遍现象，郢靖王与梁庄王随葬玉圭逾制或与其为始封亲王有关。
　　六代蜀王怀王墓出土一件青白玉圭，表面中有脊，背面平齐，长19.8厘米，尺寸相较于鲁荒王三人随葬玉圭明显变小，不足周尺七寸，表面中间有脊，也与《明会典》规定不同。
　　蜀王世子朱悦燫墓出土玉圭尺寸，简报中并未提及，但从盛放玉圭的漆盒长22.9厘米推测，玉圭的长度应略短于漆盒，在20厘米左右，这与周尺九寸20.7厘米相近，朱悦燫墓随葬玉圭应与《明会典》相符。南城株良益藩郡王墓出土素面玉圭（图九），青玉质，长20厘米，符合定制。
　　关于后妃、王妃等人用圭，永乐三年定皇后礼服＂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琢谷纹，黄绮约其下，别以黄袋韬之，金龙文＂；皇妃礼服＂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琢谷纹，以锦约其并韬＂；太子妃、亲王妃、郡王妃与皇后、皇妃用圭相同。定陵所出孝端、孝靖二后的谷纹圭均为白玉制，两面各饰谷纹五行八十一枚，下部套有织金黄绮套，通长分别为22.4、22.5厘米。孝靖后17号箱所出的玉谷圭白玉质，两面同样饰谷纹81枚，长16.3厘米。二后随葬长22.5厘米的谷圭合明尺七寸，周尺近一尺，以周尺算则逾制。孝靖后17号箱随葬谷圭长度合周尺七寸，应是孝靖太后死时所随葬的，是孝靖太后王氏身为皇贵妃时所用，与皇妃冠服相符。万历四十八年王氏被追封为孝靖太后，迁袝定陵，为其增置陪葬器物，其中玉谷圭与孝端皇后随葬玉圭尺寸相同，合明尺七寸。可以推测，虽然《大明会典》中规定皇后与皇妃用玉圭长周尺七寸，但至少在万历时期，皇后使用长明尺七寸的谷圭已经成为定制，以示与普通皇妃之别。
　　亲王妃均随葬青玉圭一件，玉圭长度均在15-16厘米之间，与规定的周尺七寸相符（图十至图十三）。除益庄王妃王氏随葬玉圭外，亲王妃随葬玉圭均饰谷纹五行，谷纹数量不一，少者如益庄王继妃万氏随葬玉圭饰谷纹66枚，多者如郢靖王妃随葬谷圭饰谷纹83枚。其中益宣王妃李氏、宁靖王夫人吴氏随葬玉圭底端均套一黄色锦套，即为＂以锦约其下＂。郢靖王妃随葬玉圭局部可见鎏金痕迹，可能有鎏金装饰。
　　益庄王妃王氏棺内出土玉圭两面各直线4条，左右刻12、13条平行斜线与直线相交，构成五行蒲纹，做工粗糙（图十四）。以蒲纹分格，框定谷纹位置的现象在玉器中较为常见，出土明代玉谷圭中也有发现，王氏随葬玉圭可能出于某种原因仅雕出了蒲纹，谷纹未雕。
　　郡王妃中，兰州肃藩郡王妃随葬玉谷圭长15厘米，一面雕有谷纹[26]；乐安昭定王妃宋氏随葬谷圭为土黄玉质，长16厘米，两面饰谷纹五行，也与谷圭长七寸的规定相符。安徽歙县明墓出土玉圭（图十五），长15.5厘米，青玉质，两面饰谷纹，与亲王妃、郡王妃随葬玉圭形制相近。
　　除玉圭的尺寸与纹饰之外，玉圭的玉质也体现等级身份之别。《明会典》规定镇圭为＂白玉为之＂，对其余人等用圭的玉质则没有具体要求，仅规定皇嫔＂圭用次玉＂。由此推测，亲王、郡王、皇后、王妃用圭的玉质也应随等级降低而下降。从出土玉圭情况来看，万历随葬镇圭、双植纹圭与二后随葬谷圭为白玉质，鲁荒王随葬白玉、墨玉圭，蜀怀王、梁庄王墓出土玉圭为青白玉质，其余亲王、郡王墓出土玉圭均为青玉质，玉质劣于皇帝用玉圭。白玉似为皇帝、皇后及皇妃专用，鲁荒王随葬玉圭时间最早，在定制之前，因此用较为特殊的白玉、墨玉制作。
　　《明会典》规定的用圭制度来源自《周礼》，《周礼·大宗伯》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27]《周礼·玉人>中载＂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谷圭七寸，天子以聘女＂[28]。
　　定陵镇圭长一尺二寸，上刻四山，与＂王执镇圭＂相符，《周礼·大宗伯》注＂双植谓之桓＂，定陵所出双植纹圭应当便是桓圭。《明会典》规定皇帝纳后、皇太子纳妃以及亲王婚礼的纳征礼物中均有＂玉谷圭一枝＂以及配套的玉圭套、木匣、圭垫等，与谷圭＂以聘女＂的功能相符，后妃、王妃所用谷圭尺寸也合乎《周礼》记载的七寸。
　　明代玉圭玉质的等级差别，也可在《周礼》中找到相应的记载：＂天子用全，上公用龙，侯用瓉，伯用将。＂[29]＂全＂为纯色，＂龙＂＂璜＂＂将＂均指杂色，明代帝、后、妃用白玉，亲王、郡王、王妃使用青白玉或青玉，体现了玉圭纯色与杂色之差。
　　三、 明代玉圭的使用
　　出土明代玉圭的作用，可分为祭器和瑞器两种。以玉圭祭祀天地的传统由来已久，<周礼·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30]明初依《周礼》定礼制，同时又有所简化，洪武元年拟定祀典，祭礼过程用玉三等：＂上帝，蒼璧；皇地祗，黄琮；太社、太稷，两圭有邸；朝日、夕月，圭璧五寸。＂[31]＂朝日、夕月＂所用＂圭璧＂形制无从详考，亦无出土实物可证。万历棺内出土青玉素面圭一件，长25.8厘米，底部有对穿三孔，可能与＂青圭礼东方＂的祭祀功能有关。
　　《明会典》记载郊祀、社稷等祀礼中，皇帝多有＂搢圭＂、＂出圭＂之举。以郊祀中的合祀为例，祭祀中的奠玉帛、进俎、行初献礼、亚献礼、终献礼、饮福受胙各步骤皇帝均需＂搢圭＂，《明史·礼二》郊祀条例中也有相关记载：＂（奠玉帛）皇帝搢圭，盥手，悦手。出圭，升坛。……皇帝诣吴天上帝神位前跪，搢圭，三上香，奠玉帛，出圭，再拜复位。……（进俎）皇帝诣神位前，搢圭奠俎，出圭，复位。……＂[32]在郊祀各坛陈设之中不见玉圭，而皇帝大祀冕服，中祀皮牟服，＂搢＂、＂出＂之圭当为衮冕所用镇圭或皮牟服所用双植纹圭。＂搢圭＂应指将圭插入腰间，＂出圭＂则是将圭从腰间拿出，执于手中[33]。
　　玉圭作为瑞器，是帝后、藩王、王妃礼服的一部分，是使用者身份地位的象征。皇帝在祭天地、宗庙、社稷、先农以及正旦、冬至、圣节、册拜等大型活动时服衮冕，执镇圭，朔望视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外官朝觐、策士传胪、等场合服皮弁服，执桓圭。亲王助祭谒庙、正旦冬至等朝贺以及受册、纳妃服衮冕，朔望视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服皮弁，执玉圭。
　　后妃、王妃等使用的玉谷圭是皇室聘女所用，纳征时授予后妃、王妃，之后便作为后妃、王妃礼服的一部分，在受册、助祭、朝会等活动中所执。玉谷圭作为服饰礼仪制度用玉，同样是身份等级的象征。
　　除了上述实用玉圭外，藩王墓中还发现了明器玉圭。郢靖王妃漆箱内随葬凤冠、组配、腰带、玉圭，器形较小，均为明器。玉圭灰白色，素面，玉质较差，长7厘米。此玉圭应为随葬所用礼仪性明器，与凤冠、组佩、腰带等作为亲王妃身份之象征。后室西壁龛出土玉圭与铜锡明器同出，长7.5厘米，截面为梯形，器形不甚规整。景陵王妃贲氏墓祭祀坑内发现一件滑石圭，与铅锡明器同出，白色，长6.3厘米[34]。
　　四、结语
　　明初恢复汉族统治后，统治者恢复汉人旧制，依据《周礼》在礼仪上进行复古，玉礼器作为礼仪和典章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复兴。作为明代最重要的玉礼器之一，玉圭的尺寸、造型和使用有着严格的规范，明代帝陵和藩王墓葬中出土了数十件玉圭，其形制与文献记载大致相符。玉圭作为礼服的组成部分，既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又在祭祀礼仪中发挥着礼器作用，对出土明代玉圭的研究，使我们对明代舆服制度和祭祀礼仪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
　　[2]张广文：《明代玉器专题连载之五——明代的玉礼器》，《紫禁城》2008年第4期。
　　[3]徐琳：《明前期礼仪用玉研究》，《故宫学刊》2013年第2期。
　　[4]陈建平：《出土明代玉圭：大明王朝恢复汉制的实物例证》，《东方收藏》2010年第5期。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文物出版社，1 990年。
　　[6]出东博物馆：《鲁荒王墓》，文物出版社.2014年。
　　[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钟祥市博物馆：《郢靖王墓》，文物出版社，2016年。
　　[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钟祥市博物馆：《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5期。
　　[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三圣乡明蜀＂怀王＂墓》，《成都考古发现（2005）》，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96页。
　　[10]江西省博物馆、南城县博物馆、新建县博物馆、南昌市博物馆：《江西明代藩王墓》，文物出版社，201 0年，第24 25页。宁康王朱觐钧墓被盗，器物出土位置不明，报告中将谷纹圭认定为朱觐钧墓随葬品，但从其他藩王墓玉圭出土情况来看，谷纹圭为王妃墓随葬品的可能性较大。
　　[11]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宁靖王夫人吴氏为宁靖王侧室，关于夫人等级的用玉礼制文献并无记载，于长英《明代藩王命妇霞帔、坠子的探索》根据吴氏墓中出土的凤冠、霞帔、玉圭、玉佩等判断吴氏葬式规格应为亲王妃或世子妃，可能是朝廷对于历经几代的老夫人的恩赐。
　　[12]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祜槟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
　　[13]江西省博物馆、南城县博物馆、新建县博物馆、南昌市博物馆：《江西明代藩王墓》，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 24 1 30页。
　　[14]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矧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15]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2期。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成都明墓发掘队：《成都凤凰山明墓》，《考古》1978年第5期。
　　[17]薛尧：《南城县株良发现明代王墓》，《文物工作资料》1 964年第2期。
　　[18]甘肅省博物馆：《兰州上西园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19]江西省博物馆、南城县博物馆、新建县博物馆、南昌市博物馆：《江西明代藩王墓》，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8-22页。
　　[20]方晖：《安徽歙县明代贵夫人墓》，《中原文物》2003年第4期。
　　[21]公主不用玉圭。
　　[22]（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万历十五年内府刊本。本文所引《大明会典》内容，皆引自此本。
　　[23]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05页。
　　[24]杨宽先生在《中国历代尺度考》中认为周尺当为据新莽嘉量求得的刘歆铜斛尺，一尺约为23.09厘米。
　　[25]张广文先生文中认为＂玉圭图＂绘二圭，一龙纹，一条纹，条纹圭下部绘海水江牙纹，实际上＂龙纹圭＂当是圭袋，圭下部海水江牙纹当是圭套纹饰。
　　[26]简报中称玉圭＂正面雕有圆点纹＂，应是仅一面有谷纹。
　　[27]（汉）郑玄注：《周礼注疏·大宗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 0年，第679-680页。
　　[28]（汉）郑玄注：《周礼注疏·玉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22-1623页。
　　[29]同[28]。
　　[30]（汉）郑玄注：《周礼注疏·大宗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 0年，第687页。
　　[31]（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志第二十三·礼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1235页。
　　[32]（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志第二十四·礼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1252-1253页。
　　[33]张广文先生认为＂搢圭＂应指将圭插入圭座，＂出圭＂则是将圭从圭座中拿起，但据《明会典·郊祀》各坛陈设中并无圭座，且分献官也有＂揞笏＂、＂出笏＂之举，笏并无座，＂揞＂当是指将玉圭或笏插入腰间。
　　[34]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江夏区博物馆：《武汉江夏二妃山明景陵王朱孟熠夫妻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