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两周时期葬俗葬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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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雅妮 沈立君
两周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西戎在固原一带活动，在此区域遗留了大量墓葬，经科学发掘，与先秦同时期中原墓葬相比，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深入分析其葬制、葬俗，对于揭示两周墓葬的形制、结构、葬具、葬俗等方面的特征及其发展变化，研究两周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固原周边地区发现的西周遗存有固原县中河乡孙家庄西周墓及车马坑、中河乡曹河村西周墓和2017年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彭阳姚河西周墓地，余皆为东周墓葬。笔者在这百余座两周时期墓葬中选取四座代表性墓葬，对其墓葬形制、墓葬习俗加以分析。
一、固原地区西周时期的葬俗葬制
笔者以孙家庄西周墓及车马坑[1]为例，简述固原地区西周的主要墓葬及其葬俗形制。1981年4月，固原县中河公社孙家庄林场发现1件车轴饰，后考古工作者在此处清理车马坑一座。车马坑所在地在固原县城西北，车马坑距地表深仅有30 40厘米。坑内有马骨架两具，方向为60…其中左服马在清理前已严重扰乱，右服马骨架保存较为完整。在车马坑的西北处，又发现一座中小型的西周墓葬。
这座墓为长方形土圹竖穴墓，墓中填土比较纯净，未加夯实，方向为165…墓坑上口长3.1、宽2.1米；墓底长31、宽1. 85米，距地表深4.75米。在地表深4.15米处，有生土二层台，东宽22、南宽40、西宽45、北宽35厘米（图一）。在二层台下两侧即发现棺梆残痕。在棺梆之间，发现有麻织品的痕迹。死者的骨架，已腐朽为黄色粉末，仅遗留4枚牙齿。从腐朽的残骨看，葬式为仰身直肢墓。墓底部有长60、宽40、深40厘米的椭圆形腰坑一个，内有狗的牙齿和数节肋骨及腿骨。
此墓的随葬器物大都放置在二层台上或棺椁之间，在南二层台上，放置的青铜礼器有鼎、鬲及炊具陶鬲，装饰品有带穿孔的蚌壳，及圆形、圆筒形的骨饰等多件。在南面二层台的东西两角放有戈（图二）和戟（图三）。在戈和戟的下面堆放大量的车马铜饰件，计有当卢、马镳、马衔和六种大小不同的一字梁、十字梁圆泡饰，以及大小不同的一字梁、二字梁形的长泡饰。在西二层台下棺椁之间，置有车軎、车辖（图四）、銮铃，东二层台有长方形的车马饰件。在脚部放置一堆蚌壳和贝壳，并有圆筒形的玉珠和很多带穿孔的长方形云母片，下面铺一层碎姜石。在全部随葬器物的底部都有席痕。蚌壳和贝壳中有珠砂的印痕，车马饰件上有穿连用的皮条。
孙家庄林场西周墓出土的鼎（图五）、簋（图六）、从形制和纹饰来看，与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以及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早期墓出土的鼎和簋极为相似。车轴饰、车軎、车辖、銮铃与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早期车马坑出土的几乎完全一致。这座西周墓在宁夏地区是首次发现，它填补了宁夏地区商、周考古的空白，说明西周初期的统治势力波及此地。
二、固原地区东周时期的葬俗葬制
1.杨郎马庄墓地[2]
1989年9月于杨郎乡马庄附近的沙沟北岸，宁夏考古所发掘出总面积为1942平方米的东周时期墓葬49座，其中20座因破坏严重而形制不明。剩余29座墓葬形制清晰，其中竖穴土坑墓有1座，其余28座都是竖穴墓道土洞墓，竖穴墓道土洞墓中又有1座双洞室，其余均为单洞室。洞室为长方形，弧顶，底部一般为斜坡状，里端低，外口高，最大倾角达32…人骨架皆是头里脚外，少数骨架全部在洞室内，多数下肢露在洞室外。其中有10座人骨保存较好，人骨朽坏但葬式可辨的有6座，各墓均无葬具，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东或北，面向不一致。人骨均头低足高，无合葬墓。
殉牲种类有羊、马、牛三种，都是以牲畜的头颅和蹄子代替全牲。羊的数量最多，各个墓都有羊头，最多可达40具；其次为马、马头、蹄骨；再次为牛头。此时，墓道实际上成为专用的殉牲坑，且放置紊乱，无规律。
在16座较为完整的墓葬中，除l座仅有殉牲而无随葬品外，其余皆有。随葬品数量不等，最多者可达121件，最少的仅有3件。各种材料的串珠数量最多，几乎每座墓中都有；其次是铜、铁质的服饰品及车马器（图七、图八）；还有少量兵器（图九、图十）、日常用具和陶器等。各墓随葬品的陈放，有一定规律，串珠多数散落于人头、颈附近；耳环、耳坠多发现于人头两侧；手镯、指环一般在腹部或臂侧；腰带饰多见于人体腰部，且排列有序；各种带扣和透雕牌饰置于腹前，或散落于盆骨之上及其旁侧；带钩放置于腰部左侧。兵器和工具多置于人体两侧及头部左右。鹿、羊、狗形的铜质空体车马饰件，或置于人体上部填土中，或放于人体旁侧，或与殉牲一起置放。仅有一墓中有两个铜鹿分立于洞室口外两侧，位置比较特殊。小型车马器多放在人体头部及附近，或在胸前及旁侧；大型车马器多与殉牲共放。陶器多与殉牲一起埋于竖穴墓道填土中（与殉牲同一深度），位置比较特殊。
杨郎马庄墓地出土的随葬品，均为墓主人生前所用之兵器、车马器、装饰品、生活用具；以铜器为大宗，次为骨器和铁器。铜器有独具地方特色的车马器和装饰品，也有少量与中原地區近似的同类器物。骨器中的镳、节约、三瓣形器和管状器颇具地方特色。该墓的墓葬形制、墓向、葬式、殉牲等埋葬习俗说明墓葬的文化内涵是延续的，应是同一人群在不同期的遗存。
2.彭堡于家庄墓地[3]
于家庄墓地在固原县彭堡乡撒门村西北2.5公里处，1987年7月13日，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墓地进行了发掘。墓地南北长500米，东西宽50米，墓地内形成一条由东向西的冲沟，将墓地分割为北、中、南三个区域。墓葬集中在中区，共20座，这些墓葬排列不甚整齐，但依旧可以看出为南北向纵行排列；北区清理出3座残墓；南区5座，其中1座为残墓。在保存有完整人骨的21座墓葬中，只有2座是儿童合葬，其余均是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东或东北，面向上或偏向两侧，均无葬具。人骨的头部均低于足部，呈足高头低的姿态。
彭堡于家庄墓地的墓葬形制可分为两大类，即竖穴土坑墓与洞室墓。竖穴土坑墓，完整的有6座，墓坑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墓口略大于墓底，墓的大小不一。人骨的一侧放置随葬器物。洞室墓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竖穴土洞墓，完整的有4座。这类墓的特点是，在一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道的纵向一端下部掏挖一个浅洞作为墓室。由于洞穴较浅，人骨的头部和上身在洞室内，人骨的大部却仍置于墓道之中。据人骨鉴定，此类墓埋葬的均是儿童。随葬品均置于墓道中的入骨两侧，不在洞内。殉葬的牛、马、羊的头、蹄置于人骨足端上面（图十一）。第二类是＂凸＂字形土洞墓，完整的有7座。这类墓的特点是在方形或长方形的墓道一端中间掏挖出和墓道相垂直的洞室作为墓室。墓室底前高后低，人骨的一部分置于洞室外面，大部置于洞室内。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均在洞内人骨的两侧。除儿童和人骨年龄不能判明外，其余均为成年男女。殉葬的牛、马、羊骨大多置于墓道近墓室的一侧（图十二）。第三类是刀形偏洞室墓，完整的有4座。这类墓的特点是在长方形墓道后端的一侧（一般在左侧）向里掏挖出狭长的长方形土洞充作墓室，人骨完全放在洞内或大部分置于洞内。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大多置于人骨的两侧，仅有少量的马具置于殉葬的牛、马头骨附近（图十三）。第四类是＂凹＂字形土洞墓，较完整的只有1座，在北区也清理了1座，另外2座因处于断崖处，墓道已大部塌落。这类墓的特点是在长方形墓道一侧的两端，各向里挖掘出狭长的土洞作为墓室，两个墓室之间以生土为隔梁，墓葬平面似＂凹＂字（图十四）。
彭堡于家庄墓葬，普遍存在殉牲现象。中区的20座墓葬全部存在殉牲现象。南区的5座墓葬中，1座残墓及2座未发现殉牲。北区的3座残墓，1座破坏特别严重，未发现殉牲。殉牲的种类有牛、马、羊的完整头骨或颌骨、蹄骨。此处墓地共殉完整的牛、马、羊头骨，此外，还有大量的马、牛、羊的颌骨和蹄骨。各墓殉牲的数量多寡不一，最多的有完整羊头骨53具，牛头骨2具，羊颌骨130具，最少的仅有完整牛、马头骨各1具，羊头骨2具。就一般情况而言，竖穴土坑墓殉牲的数量较少，而以各种类型的洞室墓殉牲较多。殉牲的方式大致有两种，多数是将殉牲和人骨同置于墓道或墓室的底部，位置因墓葬形制不同而异。竖穴土坑墓，多置于人骨的足下；土洞墓则置于洞外的墓道近墓室一侧，有的由于殉牲数量较多，还分数层堆放。殉牲的吻部都朝向墓室。少数墓不把殉牲放置墓底，而是在墓葬填土后，将殉牲理在墓道一端上口处。
墓葬中出土陶罐，陶质为夹砂红陶，制法为手制。青铜器计有短剑（图十五）、戈、矛、刀、镞、斧、鹤嘴斧、凿、车軎、马衔、节约、鸟头饰、铃、锥、带扣（图十六）、带钩、牌饰、浑体羊鹿、环、管状饰等。骨器（图十七）的出土数量多于青铜器，计有马镳、节约、兽头饰、长条形器、梯形器、柄形器、筒形器、弓形器、刀型器、菱形器、＂V＂形器、骨锥形器、马蹄形器、管、匕、镞、环、针、串珠等，颇具特色。
3.西吉县陈阳川墓地[4]
陈阳川村位于宁夏西吉县新营乡，1991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西吉县文管所的配合下，对该墓地进行了钻探发掘，揭露面积100平方米，清理墓葬3座，出土殉牲28具，随葬品有铜柄铁剑、铜车马器、骨针、石坠饰、串珠等36余件（组）。
此次清理的3座墓葬，墓口均开在耕土层下，距地表20厘米左右。墓葬形制比较统一，均为竖穴偏洞墓，由竖穴土坑式墓道和偏洞室两部分组成。墓道均呈梯形；偏洞室开在墓道西壁，有扁圆形和圆角长方形两种，一般是弧形顶、弧形壁、平底。死者统一为单人一次葬，仰身直肢，头向东北。骨骼保存良好，未见葬具痕迹。
殉牲3座墓都有，数量多寡不一，最多者有12具，最少者仅4具，都是完整的牛、马、羊的头颅，有的牛头两侧还置有一对蹄骨。殉牲均排列在墓道填土中，墓道实际上也兼作为殉牲坑。
随葬品散置于墓主人周围。墓内出土青铜器计有牌饰（图十八、图十九）、马镳、当卢、杆头饰、泡饰、车马饰、带扣等，另外还有1件银器，为银牌饰。
陈阳川墓地还为人们展示了一种新式的墓葬形制，既竖穴偏洞墓。这是竖穴土洞墓的一种类型，它与同时代的杨郎墓地的土洞墓形制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相似之处在于墓葬都由墓道和洞室两个部分构成，墓道内部都放置殉牲；区别在于前者洞室开在墓道一侧，后者则开在墓道一端。
三、固原地区两周时期的葬俗葬制概括
固原发掘的两周时期的墓葬，在形制上均为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墓道洞室墓两类。洞室墓把墓坑作为墓道，有单洞室墓、双洞室墓、偏洞室墓。单洞室墓是在墓道一端横挖一土洞，土洞为弧形券顶，其底平面与墓坑底平面往往不在同一水平面上，凹下几十厘米。双洞室墓是在墓道的一端两侧各挖一土洞，土洞呈弧形券顶，底平面与墓坑底平面也不在同一水平面上，凹下。偏洞室墓是在墓道的一侧挖出洞室，和墓道平行，洞室比墓道长，底平面比墓坑底平面低。这种与其他地区土坑墓风格明显不同是两周时期流行于本地区独有的墓葬形制，其主要是模仿墓主人生前所居住的窑洞形式营造的，这也为黄土高原上的先民们居住窑洞的古老历史提供了佐证。
在葬俗上，墓主人头放在低处，脚放在高处，人骨的头部和上身在洞室内，腿伸展在洞室外的墓坑内。偏洞室墓内的人骨全身均在洞室内，呈现出头低足高的形状。在方位上，墓主人头东足西，表现出了他们崇敬日月的原始信仰。且墓葬无论大小，都陪葬有数量不等的马、牛、羊的头、蹄骨，有的墓葬多达50多具。这些陪葬的牲畜头、蹄骨在墓中摆放的位置不同，大型墓葬放在墓道之中，實际上墓道多了一个功能，同时兼作殉牲坑，并随意摆放，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在小型墓葬中，殉牲之骨放在墓坑之中，大多散置于墓主人周围。这种墓葬无论大小，都有殉牲的葬俗和随葬品的特征，表现出了畜牧业在生产和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牲畜显然有财富象征和祭祀的意义。骨器数量多，也与发达的畜牧业相关。这种大面积墓地的存在，表明了先民们过着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5]。
四、固原两周时期墓葬特点
及其与周边墓葬文化的比较
（一）两周时期墓葬特点比较
东周时期墓葬形制及墓葬习俗，是在继承、发展西周时期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它们又有各自的特点。第一，在墓葬形式上，西周时期墓坑内有二层台，墓底有腰坑，墓葬附近有单独的车马坑；东周时期的墓葬形式复杂，各墓地之间仍有一些差别。第二，在葬具上，西周时期有木棺，东周时期则无葬具。第三，在葬式上，西周时期死者多为仰身直肢葬；东周时期死者也是仰身直肢葬，但是头向东。第四，在殉牲上，西周时期殉牲数量和种类都相对较少；东周时期殉牲种类多，数量多寡不一。第五，在出土器物上，西周时期出土器物种类相对较少，东周时期出土器物种类相对较多。
（二）与周边地区墓葬文化比较
西周时期中原丧葬有严格的等级之分，但是到春秋时各地出现的僭越非礼现象层出不穷。固原地区西周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内有二层台，有木棺，墓室中间有殉狗的腰坑，等级较高的有单独的车马陪葬的车马坑，应受早期西周中原文化的影响。这与陕西墓葬文化较为一致，都是土坑竖穴墓为主，墓底有腰坑，盛行殉狗。这也说明西周初期固原已经成为西周北部疆域的边缘。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交往通道逐步畅达，交流范围不断扩大，生活在固原地区的民族与各民族交往进一步扩大，几种文化因素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交汇地带，呈现出了聚合与交融的现象[6]。东周时期的固原地区墓葬文化受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影响，使这里的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两地都盛行殉牲的习俗，陪葬品中的青铜器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有极为相似的器形，都有相同的青铜短剑、刀、带钩等。不同之处是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器物系列更加完整，形制更加精致。就如内蒙古地区的西园墓地，它与固原于家庄墓地、马庄墓地有极为相似的洞室墓葬。
通过对固原地区两周墓葬及葬俗形制的初步探究，我们可以看出，该时期生活在固原地区的民族应该是以畜牧业为主，畜牧业水平较发达。部族内部阶级分化明显，盛行厚葬之风。每个墓葬几乎都有殉牲和陪葬品，陪葬品大多是青铜器，可见当时青铜的冶炼制作已经有较高的水平。文化以其独特的形式延续、相互交融，并且依旧鲜明而独特地存在着。这反映出中原与戎、戎与周边地区，都是通过固原地区进行文化交融的，说明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有一条通往西域的路，固原是这条路上的一个重要城镇。
[1]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宁夏固原县西周墓清理简报》，《考古》1983年第1 1期。
[2]许成等：《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杨建华：《东周时期北方系青铜文化墓葬习俗比较》，《边疆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3]钟侃等：《宁夏固原县于家庄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1年第3期。钟侃等：《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
[4]延世忠等：《宁夏西吉发现一座青铜时代墓葬》，《考古》1992年第6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吉县文管所：《西吉县陈阳川墓地发掘简报》，《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
[5][6]马建军：《宁夏南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文化的发现及其特征>，《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