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中国企业家

　　现在，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也许包括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企业家个人命运的苦难也在继续演绎。
　　2005年，中国企业家的悲剧陆续上演，唐万新的全面崩溃，黄宏生的监禁，陈久霖的惊人损失，倪润峰的不可思议的上当，顾雏军的正式逮捕，他们因制度的滞后付出了重大代价。值得一提的是，很少有人总结了这些创业者败走麦城的深层次原因，群众的愤怒被这些悲剧的浅表性元素点燃，他们将愤怒的唾液吐在这些具体的创业者身上，道德审判完全掩盖了对体制的思考，对公平的渴望成为了对效率的践踏。人们的愤怒经过长时间的发酵，指的是已经放在聚光灯下的企业家。
　　显然，人们的愤怒主要来自转轨期利益分配的不公平，模糊的边界线使社会成为两个营地——弱者和强者。强阶层的标志之一是有能力将资源分配给自己，使用各种合法、不合法、不合法、不合理的手段，包括社会资源。唐万新、顾雏军这样的创业者调动资源的能量有目共睹，在其一系列的经济行动中，他们得到了政府、经济学家、主流媒体、地方政府到资本市场各方的支持，似乎成为官僚资本的代表人物。但是，无论是唐万新还是顾雏军，他们的身份背景都不是正式的，这是他们脆弱的地方。他们要继续成功，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个是政府和社会制度能否一贯保护，二个是否有成为优秀企业家的素质，两者是必不可少的。
　　从清末算起，中国经济一直在寻求转型，一百多年来，中国企业家总是无意识地成为权力的附庸。盛宣怀有企业家的天才，但他自己是大官僚，作为两者结合的身份，他成为中国现代企业家的领袖。实际上，他主管的企业多次被户籍部检查，李鸿章、张之洞等维新派官员大力支持的话，早就消失了，盛宣怀不能进入中国企业的悲剧史。
　　看盛宣怀，他的悲剧并没有因为生命的结束而停止。进入民国后，盛家财产被抄写了两次。一次在民元时代，罪名是第一名卖国贼，盛宣怀是引起清末混乱的铁路收回国有和西方公司合作政策的主导者，第二次是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去江苏，没收了盛家财产，那次的罪名是土豪劣绅。对盛宣怀冷静的再认识，从1980年代开始，从盛宣怀去世到70多年。
　　历史会记载今天，唐万新、顾雏军、倪润峰，他们与盛宣怀有着同样的困境，这是无法克服的体制障碍、无法得到保护的产权、大众原始的平均主义暴力和舆论的普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