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范蠡和文种共同辅佐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范蠡选择激流勇退,文种则留下来做了丞相。范蠡走时给文种留下一封信,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故事被司马迁写进《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于是有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成语。殊不知,这两则成语竟被误读千年,影响至今。 某公司职业经理人小栗,就深谙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道。他有一套自己的打工哲学:凡事化简为繁,处处彰显自己在公司里不可或缺的地位。没有问题创造问题也要解决问题,即先放一把火再去做救火英雄。小栗的老板多年来对小栗信任有加,也十分放权。老板的逻辑是腾出精力考虑战略上的事情,把公司的金牛项目交给小栗。因为是金牛项目,纵使小栗能力一般,但"业绩"却可圈可点。 老板也对小栗不薄,给高薪、给机会,但小栗还是担心有一天落得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下场,便一步步将自己的打工哲学应用到极致。老板明白小栗的心思,直至有一天公司的金牛项目经营不及预期,公司又总是人为地后院起火,便再也不能容忍小栗的化简为繁。小栗辞职了,却进一步坚定了他的打工哲学,逢人便讲自己如何功勋卓著、天下老板无不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徒。 庄子《外篇·秋水》中北海若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小栗自创的"打工哲学",根源在于误解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其实二者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 飞鸟未尽,良弓已藏 其实在范蠡写信给文种之前,吴王夫差就说过类似的话。《吴越春秋》中记载:公元前473年,越国攻打吴国,将吴王包围,吴王写信用箭射给文种、范蠡说:"吾闻:狡兔已死,良犬就烹;敌国如灭,谋臣必亡。今吴病矣,大夫何虑乎?" 即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如果按照小栗的"打工哲学",没有敌人也要制造敌人,故意在老板面前刷出自己的存在感,那么劇本应该这样改写:"范蠡鼓动越王放吴王一马,让吴越两国长期并存,最好势均力敌,这样自己就可以长期大有用武之地。" 但范蠡是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当勾践欲接受吴王投降时,范蠡当然不会中计,他对越王勾践说:"今天是上天把吴国赐给越国了,越国难道可以违背天命吗?再说君王早上朝晚罢朝,不是因为吴国吗?"范蠡继承了老子的思想,深知"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真正有能力、有高度的人不需要培养一个像吴国这样的敌人,以使自己长期拥有用武之地,更无需放火之后再当救火英雄。 相反,飞鸟未尽,藏起良弓的比比皆是。吴王在会稽大败越王勾践时,吴王欲接受勾践投降,伍子胥进谏苦劝:"今天不灭亡越国,必定后悔莫及。勾践是贤明的君主,大夫文种、范蠡都是贤能的大臣,如果勾践能够返回越国,必将作乱。"但吴王不听伍子胥的谏言,反将其杀害,却赦免了越王,最终导致吴国被越国所灭。 伍子胥并非不懂"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道理,只是作为自信的员工,他无需依靠越国的存在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他更知道鸟尽与弓藏、兔死与狗烹其实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只是无奈遇上一位昏庸的老板,吴王听信谗言,赐死伍子胥。飞鸟未尽,而伍子胥这把良弓不是被雪藏,而是被直接废掉了。 高度不同,风景不同。飞鸟未尽,良弓也极有可能被藏起,诸如伍子胥之于吴王;飞鸟已尽,良弓也不必藏起,只是选择权落在了良弓身上,促进人才的自由流动,诸如范蠡之于越王。 不可与共乐,非君王之过 言至此处,难道是司马迁错了吗?范蠡的确在信中明确说过"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语。让我们看看范蠡接下来说了什么:"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越王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其实有两层意思,一是越王不是一个可以"与共乐"的人;二是越王的格局不够大,就当时的局势,远远没到飞鸟尽、狡兔死的地步,良弓、走狗都大有用武之地,只是越王看不到而已。 不可与共乐,这恐怕是大多数帝王的共性。除了秦始皇嬴政、汉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帝王都给人留下诛杀功臣的印象,难道都是"不可与共乐"?陆贾向汉高祖的谏言一语道破其中的秘密:"您从马上打下来的天下,难道还能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功臣们擅长马上打天下,大多却不长于下马治天下。功臣希望皇帝可以"与共乐",内在的逻辑是论功行赏、按劳分配。殊不知奖赏的目的更主要是为了激励,有功劳也有苦劳者需要奖励,对未来有贡献的人更需要激励。有时二者不可兼顾,老板从利益上讲会更重视对未来有贡献的人。这时老板可以在物质上对功臣不吝啬,却很难在职务上不吝啬。所以,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不是每位功臣都能如石守信等人那样识大局。唐太宗李世民在庆善宫举行宴会,邀请了皇亲国戚、朝廷大员前来参加。酒过三巡,开国功臣尉迟敬德向一个座次排在他前面的人大声质问道:"汝何功,坐我上!"事后,唐太宗召见尉迟敬德:"我读汉代历史,非常反对汉高祖诛杀功臣,所以我希望能与你们这些功臣共享富贵。今天看到你的表现,方知韩信、彭越当年被诛,并非只是高祖的过错。国家的治理,无非是赏与罚而已,非分的恩遇是不可多得的,望你加强修养,好自为之,否则后悔都来不及了!"不可与共乐,大多是不得已而为之。 再说越王勾践的格局。太史公说:"勾践辛苦劳作,深谋远思,终于灭亡了强大的吴国,向北进军中原,尊奉周室,号称霸王。能说勾践不贤能吗?这大概也有夏禹的遗风吧!" 史书记载,勾践灭吴后,勾践主张称霸,文种主张养民,显然此时的文种已跟不上老板的战略扩张步伐。当"王者之道"与"人本性"不可共存,文种之死也就无法避免。因此,我们不能批判勾践无容人之量,只能说,三观不合,勉强无益。 作为员工,我们敬佩范蠡的格局。勾践作为一代霸主,实现了他的王道;而范蠡作为全能员工,实现了商道,安安稳稳地做一个斜杠人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看,范蠡的格局已超过了勾践,领导需要我时,我大显神通,不需要我时,功成名遂身退,拓宽自己的职涯之路,开辟另一番事业,无需抱怨"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君子不器,无畏鸟尽兔死 认为"鸟尽弓藏"的人,首先认为自己是良弓,然后认为良弓只有"射鸟"这一个功能,这样的人一定是一个没有学习力毫无再就业能力的人,在迭代更新如此频繁的时代里,最终会在激励的竞争中被淘汰。 孔子曰:"君子不器。"意思是说,作为君子,不能囿于一技之长,而应当"志"于"道",从万象纷呈的世界里边,去悟到那个众人以下所不能把握的冥冥天道,从而以不变应万变。君子不器,则飞鸟尽,良弓还有更大的用途。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是君子不器的第一层境界。如范蠡一样,与越王勾践志向相投时辅佐勾践复国;与越王勾践志向相左时浪迹天涯,人生如画卷一样卷起来揣在怀里。范蠡君子不器,为官可以出将入相,经商能成为巨贾,思想亦流传千古。而不是那种"除了收费什么也不会"的怨天尤人,加班还要发朋友圈在老板面前刷存在感的惺惺作态,工作完成也要故意加班的自觉重要。 "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这是君子不器的第二重境界。孔子没有讲明南容究竟有哪些突出的表现,但这已是对南容的高度评价,并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以其兄之子妻之"。邦无道时,无需"卷而怀之",能够身处乱世而"免于刑戮",不似文种那样被"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这是君子不器的最高境界,即国家有道,要正言正行;国家无道,还要正直,但说话要随和谨慎。文种就在这方面吃了大亏。《越王勾践世家》中记载,文种看过范蠡的信后,声称有病不再上朝。有人中伤文种将要作乱,越王就赏赐给文种一把剑说:"你教给我攻伐吴国的七条计策,我只采用三条就打败了吴国,那四条还在你那里,你替我去到先王面前尝试一下那四条吧!"文种于是自杀身亡。文种既没有做到"正言正行",又没有做到"危行言孙",被赐死还抱怨"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流传两千多年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让人们据此感叹世态炎凉。正所谓成功易守功难。当员工更多希望老板"可与共乐"时,不如摆正位置,做到君子不器。比"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更可怕的是离我其谁、化简为繁的做作之态。当老板更多希望员工"主动释下兵权"时,不如多一分心胸,少一分猜忌。正如马克思所言,爱是需要唤醒的。其实一切都是需要唤醒的。 责编/齐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