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发展的短板是上海存在的客观实际。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假如我们再用思想不够解放、观念比较传统、发展环境欠佳,抑或是民营企业融资难、成本高、不平等、用工难等等来予以述事显然是浅表的,不足以客观地揭示民营资本发展得不充分和不均衡的深刻内在逻辑关系。 事实上,上海民营资本在过去的40年间,在政府的扶持和政策的支持下,取得了不少的发展成就。如今的现状可以用一句话予以概括,那就是发展取得成就,但发展并不充分和均衡。那么什么是导致上海民营资本发展不充分和不均衡的真正原因呢?本人思考如下。 上海城市发展定位客观上形成了对民营资本的挤出效应 早在1992年,上海面向2020年中长期发展战略就提出,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经济中心的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根据这一战略目标,上海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就以扩大开放为主战略,在加快国资国企转制的同时,通过上海的资源禀赋加快引进外资外企的步伐,并且制订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商合资和合作,以引进国际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及覆盖全球的市场网络。通过扩大开放,以加快在又一轮国际分工中抢占先机。从1992年到2002年的十年间,上海就引进了外企675家,吸纳外商投资622.3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92.01亿美元,使上海的国际化程度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截至2017年末,上海外资规模已超过8000亿美元,年增加值平均为185亿美元。随着浦东开发开放不断推进和陆家嘴金融区的建成,至2017年末,全市各类金融单位中,在沪经营性外资金融单位达到251家,国际金融区的初步框架基本建成。 与此同时,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在上海的工业化投入比重十分庞大,从而使上海成为了国有资本比重最为庞大的省市之一。保持国有资本的竞争力,也是上海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随着国企转制不断深入,国有资本迅速完成了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承担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力作用。尽管有些国有集团仍然处在竞争性领域,但是对于其在保障城市供给稳定和物价调控方面,仍然起到的是定海神针的作用。这在2003年的非典疫情和以后的一系列重大的供给和物价波动中,一再证明了其动员力的强大和行动的迅捷。因此出于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保障需要和承担国家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大任务需要,上海对于国资国企也是给予了相当力度的一贯支持。近年来也同样支持中央在沪企业的发展,以图在余下的三年时间内,在高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完善"五个中心"建设,打造高能级、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国际化大都市。截至2017年末,上海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8万亿元。 虽然上海建设"五个中心"的社会主义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至今已经基本实现,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的政策导向客观上导致了对民营资本的挤出效应。虽然今天我们单纯以企业数量而言,民企可谓不少,经济规模也可谓不小,但这仅仅是上海民营经济自身的纵向比较,尚未进行纬度上的横向比较。40年来上海真正强壮的民企却不多,特别是布局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民企更是凤毛麟角,能够走向全球、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民营准跨国型公司更是少之又少,绝大部分的民营资本在这一特殊发展时期的市场格局中,只能布局于整个价值链和产业链的末端环节,难以做大,从而根本上也难以做强。当新一波产业结构调整和去产能时,上海绝大部分民营企业又处在被淘汰出局的风口浪尖,面临被动淘汰的尴尬局面。因此从这一层面上来看,上海大部分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用工难、技术升级难等诸多难题并不容易就事论事地单个解决,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新时代呼唤上海民营资本做大做强整装出发 当前中国已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代,《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指出:到2035年上海要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國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大都市。什么是全球城市呢?全球城市就是与世界互联互通的重要网络节点城市和全球性重要功能的主要承载城市。这就需要这座城市不仅具有对全球跨国公司巨大的吸纳能力,更需要有出自于这座城市的本土跨国企业走向世界各地、参与全球资源配置与全球市场的布局,从而使这座城市充满资源和要素充分流动起来的活力。那么从当下的现实情况来看,随着内外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尤其是上海在创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时,单纯依靠外资外企给我们带来关键的核心技术那是不可能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至少目前还是外资跨国公司配置全球资源中的一个节点,当下我们正处在资源被配置的从属地位向配置资源的主动地位转变的关键转折时期,必须依赖本土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深度融合,加快科学技术原始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步伐。基于科学技术向实用产品转化的研发投入时间长、失败风险高,需要有灵活的创新和激励机制,相对于民资民企来说,国资国企当下的体制和机制都是难以长期承受的,尤其是在产品技术根据市场导向更新换代关键领域,显然民资民企则更能体现出它与市场深度融合和接轨的灵活性,因此其也更具市场的活力。 那么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单纯依靠央企和上海地方国企变身本土跨国公司,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参与全球竞争是否可行呢?基于当下国企国资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以及规划决策的短期性特点,显然也存在着国资流失的巨大风险和诸多不确定性。虽然通过国企可以参与一些重大国际援助项目和对外的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但毕竟相较于全球资源的配置和全球市场网络的布局与竞争来说,国企的变装出征相对于出生于民资的民企发展而来的本土跨国公司来说还是缺乏竞争力的,而且基于国资增值保值的制度性内在要求,不可能承受失败的风险。 对于一个全球城市、尤其是卓越的全球城市而言,民营资本在城市的资源配置中得不到充分的和均衡的配置,是这座城市通过充分的资源配置而提升城市竞争力中的一种浪费,也是资源配置不充分不均衡的一种特殊反应,从而必将会导致这座城市的活力慢慢地弱化。因此面对新时代的当下上海城市发展的新定位和新目标,在新一轮发展时期到来之际,上海必当调整发展策略,积极大胆地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充分做大民营资本,进而做强民营经济。当2035年到来之时,在上海这座卓越的全球城市中孵化并培育出一大批出生于民资的本土跨国公司,走向世界各地,参与全球资源的配置和全球市场的布局与竞争,让上海更加充满活力。 上海要真心实意地支持民营资本的发展 通过理性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源充分均衡配置的过程中,无论是外资、国资和民资的三分天下格局,抑或是外企、央企、上海地方国企和民企的四分天下的格局,由于政策设计的倾向性,也使得针对民营资本发展的制度性、行政性、市场性的优势尚未完全充分的发挥出来,从而形成如今民资民企在发展中的跛脚短板的特殊现象。截至2017年末,上海民营资本总规模约为2.8万亿元人民币,低于同期外资约47个百分点,低于同期地方国资约83个百分点。因此当进入新时代的新一轮经济发展时期时,我们理当通过坚定不移地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使上海的资源配置更充分更均衡,以此大大提振上海经济发展的活力,从而进一步增强上海在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中的城市竞争力、辐射力和吸纳力。 因此,上海在一如既往地支持外资和国资发展的基础上,支持民营经济做大做强可以分为两步走战略。第一步是从现在起到2025年,优先支持上海的民资民企做大。要支持民资民企做大,首先就要从观念、制度、行政和政策的四大层面,确立起坚定不移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建立制度保障,彻底地破除民营资本市场准入的"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等三道隐性暗门壁垒,给予民资民企以最大的信任。可以通過建立目标承诺制和事中事后的跟踪管理,在建设领域优先支持民资民企通过PPP模式,参与旧城改造、新市镇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和产业园区开发建设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大型项目的建设。在科创中心建设中,要优先支持民资民企在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坚决破除国资与民资之间的资本隔离墙,支持和鼓励两种不同性质的资本在科技创新和实体产业领域实现混合型的互相嫁接交融,以科技项目的资本合作形式,促进民营创新技术在国有总装中的应用,促进军民融合的技术研发和项目合作,支持以资本为纽带,推进民营机构或企业成为当前国有为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重要环节与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支持民资民企滚雪球般的做大,最终把对民营经济支持的碎片式政策,集成为上海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系统性顶层设计的制度保障优势。第二步为2025年至2035年,与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目标相对应,在这10年间支持不断做大的民资民企持续做强,支持其以新兴技术开展跨国合作、跨境电商网络的全球布局和海外仓的建设,以及海外制造基地的布局建设、海外跨境的产能合作。最终形成不少于100家能够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从容走出国门、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全球市场布局、实现世界范围内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土民资跨国公司。到那个时候上海这座卓越的全球城市必将更具活力,上海也必将成为国内外各类资本向往的美好大都市。 总之,理性分析上海民营经济发展的短板,将有助于我们精准施策。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推动和支持上海民营经济发展也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我们必须全市上下统一思想,以功不在我、只争朝夕的实干行动,坚定信念,尽早部署,抓紧落实,补上短板,让上海这座全球城市未来更卓越、更美好。